一個人的「讀張愛玲」(二)

作者:宋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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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

張愛玲受姑姑的影響,與親戚間一概不往來,卻忠實地記得他們的故事,那些高牆大院的家族裡,錯綜纏繞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創作,取材於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長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對照記》《小團圓》裡,她都寫到父親飯後消食的習慣——繞室吟誦古書,滔滔地不歇氣的樣子,會覺得心痛。因為這滿腹詩書在新的時代,毫無用處。

後來寫小說,一篇一篇寫出來,逐漸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們曉得,《花凋》裡頭,「酒精裡泡著的孩屍」「自民國以後時間就沒長進」的舅舅家,是極惱恨她的。

她分明是愛著弟弟的,為後母打弟弟,她流過何其多的眼淚。自己住到母親家後,對著浴室裡的美麗的母親哭泣道:「要接他來,送他去學騎馬⋯⋯」

在散文《私語》裡她寫道,她逃出家後,弟弟也不堪抽大煙的父親和後母的凌虐,學著姐姐逃到母親這裡來了,「帶著一雙用報紙包的球鞋。」然而,母親向弟弟解釋,她負擔不了兩個孩子,於是弟弟依然回去父親和後母的家,「他流著淚,帶著他那雙報紙包的球鞋。」——那種兒童的流落無依,格外地躍然紙上。我每次讀到這個細節,都會油然地淚盈滿眶。

然而,她記恨著兒時的一張水彩畫,被人力透紙背地打了橫槓——是弟弟幹的;後來後母嫉妒她頻頻去探望生母,從中生事,宣揚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屜裡看見一封信,弟弟寫著:「家姐事⋯⋯家門之玷」——他在學著經理人事,於是寫了這麼一份信,寄出與否不得而知。但張愛玲對此事,銘記在心,她被傷到了。《小團圓》裡,她反反覆覆提及,反反覆覆地寫。

她看著後母打弟弟,父親也打,然而,這夫婦二人抽鴉片時,弟弟如一隻偎炕的小貓,神情心滿意足。這樣的情景,一如她看著弟弟挨打,那樣令她心靈震顫,那種「一定要報仇」的心意,也漸漸成了個笑話。弟弟是個沒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軟弱,得過且過,隨遇而安,而且好脾氣得不得了,而張愛玲的性情,最是狠毒、決絕的。再大一點,弟弟漸漸地偏向後母了,凡事替後母說話,認為「二叔糊塗,娘是好的」。在姐姐這裡,他的無智混沌,簡直是無可救藥的了。到末了,她對他連同情都沒有了。他每每開口講話,躊躇滿志地計劃「去做套西裝穿穿,再去找個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強笑著道:「你不要再說了呀。」

後來,張愛玲在英文小說《易經》裡,逕直把這個角色寫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來,實在是沒價值的。

後頭看她弟弟張子靜寫的《我的姊姊張愛玲》,晚年接受記者採訪,談張愛玲小說裡頭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憶起父親、母親、姐姐,一律都有溫暖底色。他抱歉著自己這樣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實在是配不上那樣才情飛揚的姐姐。然而,他以她為驕傲。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在美國與劫後餘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寫信向她要錢,她則回信抱歉地說幫不上他——依然是一樣的情節,禮節齊全的互相問候,伸手要錢,以及好聲好氣卻斬釘截鐵的回絕。這樣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換代了,他們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脈絡,尋常的情節。男人們個個都在伸手要錢,一輩子都在伸手要錢。張愛玲的精明,則和《金鎖記》裡的曹七巧沒甚麼兩樣,總之,要錢是沒有的。論起煩難,她扳著指頭也能訴苦諸多。

在《小團圓》裡,她寫她家的那些僕人們,那裡還保存著一個有倫理的鄉村社會,有幫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廚房,長年橫七豎八地睡著人,總是有從安徽鄉下來的僕人的親族鄉親人等。有一回,奶媽的兒子來上海找個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門口,由奶媽將殘羹剩飯熱了來吃,夜裡則睡在廚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

這樣的細節,想來是刺激她的。這些窮苦的鄉下人,還是有著最本質的舔犢之情、鄉情倫理;而這些做主人的,飽讀經綸,腦子裡都是西來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東西,錢攥得緊緊的,兒女親情都是纍贅,為了錢,兄妹之間可以打官司;為了錢,可以被收買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而她的母親,則是「五四精神」的最強有力的實踐者,她看不上丈夫,於是與之仳離。拋下兒女,過了自在瀟灑的一生,老死於異國他鄉。

然而,縱觀她們的際遇,沒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們每個人,猶如風中之燭,那樣的燃燒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從前喜歡這個弟弟,出門時常常和弟弟開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給我一晚上好不好?」因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張子靜的筆下,他和姑姑雖然同住上海,卻已經是半世未見,姑姑再婚和離世的消息,他都是從報上得知的。

「不過姑姑對我始終有不同的看法,比較冷淡。她認為我一直在父親和後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們的影響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因此對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離。

「她們還住在愛丁頓公寓時,一次我去看姐姐,兩人說話的時間長了些,不覺將近吃晚飯的時分。我姑姑對我說:『不留你吃飯了,你如果要在這裡吃飯,一定要和我們先講好,吃多少米的飯,吃哪些菜,我們才能準備好。像現在這樣沒有準備就不能留你吃飯。』我只好匆匆告辭。」

對此,張愛玲在《小團圓》當中這樣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釋:「他小時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連日熬夜,隔兩個鐘頭數幾滴藥水給他吃。九莉也是聽她自己說的。但是她這些年來硬起心腸自衛慣了,不然就都靠上來了。」——舔犢之情從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態炎涼,一層層灰一層層沙攙下來,積累得久了。那點真心都埋沒了。

張愛玲離開上海,約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們都是洞察時事的人,唯有張子靜,混沌地奔走謀生,父親花光了所有的錢,裝聾作啞從來不提給他娶親結婚這樁人生大事,張子靜在揚州等地謀生,後來又在上海遠郊的中學裡教書,終其一生孤單一人。

在張子靜的回憶裡,他重複地寫到張愛玲去國離鄉帶給他的傷心:「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她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那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把門關上。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李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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