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1月28日訊】幾十年來，中國每個公職人員都有一份檔案，經歷越長，紙袋越厚，多是記載人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態和檢討。它讓你的表態監督著你；讓你的檢討像磨盤一般壓著你；讓你在精神上罪人一般地活著。文革結束後，在平反冤假錯案時，大量幹部檔案裡的黑材料被銷毀，這對於人們的身心實在是極大的「解放」。
但是，當人們對歷史的荒謬有了一種共識後，我倒覺得，那些屬於過去的檔案材料，是非常有保存價值的。它會讓以後一代代人知道我們的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以往的史書，經過「當代人」的撰寫與闡釋，已經濾去了很多屬於歷史的真實和細節，就像現在新一代學者談論文化革命，判斷那時的人和事，總讓人覺得與過來人的切膚感受隔著一層。那麼最能還原歷史真相的是什麼？就是那些原始的檔案材料。我們對前蘇聯的很多人和事件的重新認識，不都是來自於他們的解密檔案嗎？
最近，讀了《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一書，堅定了我的這種看法。儘管郭小川的女兒因發表這些幾乎損毀了父親全部尊嚴的文字，心情非常沉重，我還是覺得每一個讀過此書的人都會受益匪淺。
這本書是著名詩人郭小川從1959年開始到「文革」中的大約十篇「檢查交代」書（郭對自己的檢查和別人對他的批判都有底稿和記錄）。它讓我清楚了有關文藝界運動中的很多歷史細節。比如郭小川曾受命給「丁、陳反黨」集團寫定案結論，因他從群眾反映的事實出發，所寫得結論不符合當時權力中心的意圖；又因他想調出作協，便招致嚴厲的批判和鬥爭，罪證之一就是同情「丁陳反黨集團」，從此開始了沒完沒了的檢查，直到文革之中。從他的歷次檢討中，我對「丁陳反黨集團」案從發動、甄別、到丁玲等人再次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過程中的疑點搞清楚了，因為郭小川的檢討依據自己的日記記載下了這一過程。
但最使我震驚的，還是我在這些檢查中，看到了一個詩人因為想搞創作，並努力進行藝術探索，所受到的百般的精神折磨。這種折磨不僅是對他的詩作的無理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作為一個負有行政領導職務的幹部，因念念不忘創作，而被指責為「喪失立場」、「政治退步，個人主義膨脹」、「和黨鬧獨立性」。
郭小川在延安時代就開始寫詩。1955年他以激情澎湃的組詩《致青年公民》成為風雲一時的政治抒情詩人。由於他的詩作，更由於他在批判胡風、批判丁玲等政治運動中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態度，1956年他從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任上被調到作家協會任秘書長。直到1962年他不堪忍受作家協會的精神酷刑，調到《人民日報》任記者。
《檢討書》中記載了文藝界黨內對他組織的批判：
「郭小川同志在作協四年期間，共寫了一萬餘行詩，出了五本詩集和一本雜文集，但仍然叫嚷創作與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創作。」他「輕政治，重業務」「花了很大精力去寫東西」「開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裡去了？」「小川的一本書主義，是受了胡風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寫呀寫呀，就發展成了個人野心。」而他所提出的「創作與工作的矛盾」實際就是「個人與黨的矛盾」。
郭小川寫於1957年的長詩《一個和八個》，曾拿給《人民文學》和《收穫》，因嫌尖銳沒能發表。他又給周揚，希望聽聽這個主管文藝領導的意見，一兩個月後周揚說，沒有看。郭小川決定先放放，若干年後再說。不想，被內部印出，展開批判。我曾經就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個和八個》等作品在1959年受批判的事情，向當年的黨組成員、文藝報主編張光年先生請教。張先生說：反右鬥爭時，我們黨組的幾個人覺得郭小川作為秘書長很不積極，一心想創作，就想批評批評他。《一個和八個》當時覺得是反黨情緒的發洩。但《一個和八個》沒有公開發表，就在內部批判了。郭小川在57 年反右和59 年反右傾時也寫過一些好作品，為了説明他，我們專門選擇了他的《望星空》來批評，並且是由我化名寫的公開批評文章（大意）。張先生意思是，這樣一來，既批評了他的個人主義、消極的情緒、思想右傾，又不至於因《一個和八個》的嚴重性質整倒他。而據我所知《望星空》得以發表，也是因為要組織批判它。
郭小川說：「我這個人歷來是怕黨內鬥爭的，人家攻擊我，我都可以忍讓，我歷史上從來沒有跟誰鬧過不團結，也從來沒有在我提議下發動什麼原則鬥爭……。」有丁玲的前車之鑒，他很害怕，就一次次地檢查，但總不能過關。
下面我們來看郭小川的檢討，看他在行政幹部與詩人的角色轉換中如何痛苦地折磨與扭曲著自己。
郭小川說，他到作協工作不久，感到有些自卑，因為有人說：「作家協會的工作，讓非作家來領導，簡直是笑話。」郭小川覺得有些人看不起他。於是他想「最好是離開作協」；「不離開的話，為了搞好工作，也得搞創作。」「四年來，我搞創作不算不用功，不算不辛苦，為了搞創作和做創作上的準備，幾乎用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個沒有工作的晚上。……到了我寫出並發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讚歌》以後，我在創作上的信心大為增長，我覺得我找到一條獨特的創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我認為，只要按照這條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換句話說，有成為大作家的希望了。」這有什麼不對呢？但郭小川「認識到」：「現在看來，這是多麼可笑的低級趣味！搞創作，難道只是為了使這些人心服這個渺小的目的嗎？那時卻是這麼想的。……根本原因是成名成家的思想……。」
這是郭小川的第一次檢查。以後他數次檢查仍然要提到他的個人主義的創作。一次次上綱，直到「文化革命」他的檢查是這樣寫的：
丁玲「她是一本書主義，我也是一本書主義；她是把個人置於黨和群眾之上，我也是；她是極端個人主義者，我實際也如此。她的《我在霞村的時候》的主角和我的《一個和八個》的主角簡直差不多，都是不滿足於黨的審幹和懷疑，作者的同情都寄託在他們身上。她的《莎菲女士日記》和我的《白雪的讚歌》也基本上相同，所描寫的都是那種與集體事業不相容的人物。而作者的同情又都寄託在她們身上。最重要的還是目的一致，她要當大而又大的作家，我也如此。在這一點上，我怕她垮掉，也怕艾青、泰兆陽、康濯之流垮掉，因為他們的垮台，就預示著我的可能垮台；他們的存在和發展，就預示著我的存在和發展。」
郭小川的檢查到這時已經是強弩之末，他只有向早已經下馬落荒的作家靠攏。正如他所說：「雖然我不一定看得起他們，但我同他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因為他們生存在一個相同的文藝體制中。
他的說法繼續上綱：「一個被黨和群眾懷疑、被群眾看成敵人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卻不去考慮自己犯了罪，或者自己有什麼問題還沒有交待清楚，更不去想這是階級鬥爭所需要，也不去想像我這樣的人的嚴重危害性，是為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的罪人，是販賣資產階級的精神鴉片的販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吹鼓手……我的毒草《一個和八個》就建立在這種思想基礎之上，我原意就是要寫一個遭受到在我看來世界上痛苦最深的人，也就是受黨審查的人。要寫他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堅強，也就是抵觸審查和對黨不滿的人。這就是我的靈魂大暴露。」
讓一個不是作家的人領導文藝不行，而念念不忘自己是作家、孜孜不倦地進行創作、不願意把大部分精力都搞了那種整人的「事業」，也不行。這不能不讓人反思，當時的體制，是一個能夠孕育大作家大文學的體制嗎？有人提出，這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為什麼沒有出現前所未有的大作家？通過郭小川這些違心的檢查交代，我們可以真切地體會到，當時的文學自下而上在什麼樣的氣候和土壤之中。
這些屬於檔案一類的檢查，就像一面鏡子折射著那個讓普通人扭曲，也讓作家扭曲的時代。它們會有損於個人的聲譽嗎？不！正是它們能讓我們看到在一定歷史格局中，人的心靈和人格真實的一面。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