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5月17日訊】1951年11月30日，中共發布《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由此發動了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所謂「思想改造」運動。隨即，「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
中共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採用強制學習、坦白、批評與自我批評、批鬥等手段，重演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以集中過關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強制性地對知識分子進行所謂的改造。
中共「思想改造」運動讓中國知識分子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逐步磨滅了知識分子的個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令他們蛻變成為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從此以後，「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惡意評價
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代表的就是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中共害怕知識分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這從中共黨魁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評價中顯而易見。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在四十年代他的兩次講話中曾集中體現。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發表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他批知識分子擺架子，還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批知識分子「不乾淨」，需要改造，「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他指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需要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早在1939年12月，毛澤東在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將知識分子一筆劃進「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就足以讓知識分子抬不起頭來。
1947年底，中國的民主黨派在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中的地位，成為毛澤東頭痛的問題，因為中國的民主黨派，大體上是知識分子群體。為此，他特向斯大林發出一份絕密電報，對斯大林陳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說：「我們對這種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時利用他們為革命服務。」，他稱，效仿蘇聯和南斯拉夫，除中共外，全部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台。
學者謝泳表示，從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中可以看出，他對知識分子是沒有好感的。在毛澤東眼裡，知識分子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他從沒有把他們看成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體。
謝泳認為，毛的這個評價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後來的命運，不僅是毛澤東個人，也可以從中共的體制化行為中看得很清楚，「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個早晚、一個以什麼樣方式來完成的問題，改造是必然的。」
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形成
中共實際上是害怕知識分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但又需要以知識分子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掌握政權後，首先做的就是改造知識分子。
作為政治運動的「思想改造」的啟動，與兩個人有直接關係，一個是馬寅初，另一個是周恩來。
「思想改造」運動的起始可以從1951年9月3日算起。據《周恩來年譜》記載，「這一天，（周恩來）和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談話，聽他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恩來8月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並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
馬寅初所指的響應周恩來的號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報告。周的這番講話以後，中國各地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全中國幾乎所有有名的知識分子都開始以接受記者採訪、單獨發表檢討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過去劃清界線。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再發思想改造的指示，要求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進行系統化改造，以期掌控全國所有的學校。指示還明確改造是「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於一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對學校進行分化，在培植積極分子的基礎上，「對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即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
1952年9月，中共在建政初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結束，中共發出《關於各地須做高、中、初等學校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綜合報告的通知》，稱「今年秋季開學以前，在全國90%左右的高等學校教職員和70%左右的中等學校教職員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風」
1949年後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可以從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風」中找到源頭，無論是運動的指導思想，還是組織方式以及具體的工作作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把當年「延安整風」和審幹那一套東西，用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1952年在中共政權當中，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完全是延安知識分子，特別是當年延安馬列學院的知識分子，如胡喬木、周揚、李維漢、艾思奇、范文瀾以及地位在他們以下的于光遠、胡繩、鄧力群等，他們當年都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審幹部運動。
學者唐勃在《中共與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中共對知識分子改造的三個目標：（1）革除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也就是個人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平等主義思想等，以及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學術和倫理思想，從根本上清除中共政權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讓知識分子為中共政權服務。（2）打擊知識分子的不滿，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迴曲折的欺騙手段，迫使知識分子成為馴服聽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識到教師和教育工作人員都改變了過去的想法，以求達到整個社會思想領域的根本變革。
「思想改造」通常要經歷如下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基本上是從延安整風中照搬過來的。
一是學習。用政治學習、理論學習為名，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
二是坦白。以會議上發言、寫自傳或學習心得報告等方式，強迫知識分子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
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借用民主評議之名，開展公開批鬥，要知識分子先作自我批評，再由群眾來批鬥（如學生控訴老師、兒女控訴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鄰居等控訴），鼓勵掀起鬥爭高潮，以進行反覆的鬥爭，從而運用操縱群眾的方式，決定其能否過關。
四是改造。逼迫知識分子參加中共發起的系列政治鬥爭運動，逼迫知識分子徹底放棄自己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取向。
五是總結。強迫知識分子反覆總結被改造的過程，隨時準備再次面對被改造，被強迫再學習等。
「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在學校裡進行，分小組進行，不是檢討批評就算了事。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所以有些教授雖然做了八九次檢討，以致痛哭流涕，還是過不了關。如果被認為涉及政治問題，這些教授就進入「鎮反」或其它帶有鎮壓性的運動範圍，這個人就有被逮捕，或勞改的可能。
「思想改造」與其它政治運動相結合
五十年代初，所謂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朝鮮戰爭、「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重疊，所以讓知識分子覺得非常恐怖；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詞句的偽裝下，知識分子作為這場運動的目標，面臨著不可抵抗的暴力鎮壓的威脅。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所謂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學校組織教師學習中共政協三大文件、中共編撰的所謂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之外，從1951年秋天開始，組織大批知識分子參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場場的血腥運動讓許多知識分子目睹了共產黨的殘忍和凶狠，許多人的脊梁骨在那個時候就嚇軟了。
1952年1月，中共政協常委會做出《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即讓被改造後的知識分子把中共給他們灌輸的思想推向全國，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從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中共官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分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作為「改造」對象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一些非體制知識分子；馮友蘭、梁漱溟、金岳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等。
這些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對自己或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從事的工作進行的檢討。例如「批判過去協和的一切」，「否定過去」，「從頭學起」，「肅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教育思想」，「檢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剝削思想」，「斬斷與舊協和的一切聯繫」，「進步包袱是思想的敵人」，「名譽地位給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傳」，「批判我的反動買辦思想」等等。
「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華羅庚、潘光旦與顧頡剛
清華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有兩個特殊的例子，一個是批鬥華羅庚，一個是批鬥潘光旦。華羅庚是聞名國際的數學家，從美國回來投奔祖國的，不久就碰上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他以坦白的心情盡其所有地交代。但最後因為華羅庚還保留著原有的出國護照未加焚燬，由此引起了對他的無窮的批鬥，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有「留後路」的打算。
華羅庚簡直成了「罪人」，在批鬥會上有口難辨。他看見了這個無情無理、不問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災難是無窮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還有什麼意義，於是選擇了自殺。但因為被發現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清華大學另一個批鬥的對象潘光旦是中國有名的社會學學者，為人老實厚道，為民主運動奮鬥盡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還多年擔任中央常務委員的職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他的歷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麼隱藏，但他卻被稱有「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還有隱藏的思想。這一追查，越檢討，越搞不清，潘光旦前後作了八次檢討，被批鬥得痛哭流涕，最後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檢討之後過的關。
據當年清華大學學生中英傑回憶：「（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教師講課時突然謹小慎微起來了，儘可能照本宣科，閉口免談自己的獨特見解，隨之在晚飯後再也不敢輕易出來散步和學生隨便攀談……這些先生們自著或編譯的教材全部作廢，通通改用蘇聯教材和教學大綱。」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1951年7月9日的日記中說：「此次學習，可怕者三：天正熱，不堪炎熱，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連不得安眠，二也。開會太多，無寫作自我批判之時間，三也。」在1952年7月13日的日記中他說：「思想改造，一定要寫文章，說過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於我真是一難題，一向日予自覺是一不做壞事的人也。」
他在1952年9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予失眠自作檢討書起，至今亦月餘矣。學習中終日開會，無寫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間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發愈劇，至近日而非服藥兩三次不可，『腦息定』至不生作用。」
「思想改造」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學者劉青峰在《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淪喪》一文中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主要來源有三，一是來源於內心；二是來源於文化知識，三是來源於對外在規範的熱忱。而「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從上述三方面對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進行打擊。
劉青峰說：「要摧垮知識分子道德勇氣最有效的辦法是，用否定傳統的道德勇氣三大來源的方法，使他們再也不能利用這些資源，於是傳統的道德勇氣就因藉助於人們下意識中存在的傳統思維方式而被打倒。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之所以在短短的時間內摧垮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正是採用了這種方式。」
學者周鯨文在《風暴十年》一書中闡述，「思想改造」運動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不讓有超然物外之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就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政權。「在大會批鬥是嚴厲的，其瘋狂的程度，不亞於土改鬥地主，在鎮反中鎮壓反革命。」
文章說，「通常坐在大會台下的是被批鬥者的同事、教書先生和自己教授的學生。他們指著鼻子罵你，說你骯髒、頑固、舊時代的走狗；你的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的，你全身都是細菌，而你自己還恬不知恥地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滿等。這樣的人格污辱對一個大學教授來說，是非常之大的。此外，教師們成了階下囚，學生成了審判員。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觀念被思想改造一掃而空。」
學者劉再復在《歷史角色的變形：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分析，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理性層面和社會實踐層面上，對農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種不必要的自我貶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題之後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這就使得自己進一步喪失知識分子的獨立本性，順理成章地變成革命王國的馴服臣民。
他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改造，除了農民化過程之外，還有一個國有化過程。國有化是在經濟國有化的同時，要求精神文化的國有化和個體心靈的國有化。這種國有化的基本內容是通過對『個人主義』的批判，逐步磨滅知識分子的個性、個人生活空間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把他們變成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變成政治服務的工具。」
胡適給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寫序時，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檢查，他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胡適說：「許多我們的朋友公開否認北大的傳統；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我們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時期，被迫作自我批評；而且要所有群眾來批評『自我批評』。……所有這些公開否認『胡適思想』，檢討『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環境的生活中，被壓迫而這樣樣做的。我們應該基於深刻的同情，知道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所坦白的，絕不是他們心中要說的。」
學者謝泳在《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一文中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把自己的獨立性全部交了出去，從此以後，一個階層在社會上的獨特地位消失了，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文革」當中，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殘殺，不能說與「思想改造」運動的後果沒有關係。＃
責任編輯：李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