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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塔斯揭中共經營器官黑市及活摘暴行

——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器官強摘與全球器官黑市研討會」上演講

2018年4月18日,在費城著名的常青藤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辦了「器官強摘與全球器官黑市研討會」。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中)作為主講人與賓大器官移植研究所醫學主任Roy Bloom教授(右),以及主持人、賓大醫學院腎移植專家Mary Ann C. Lim教授(左)合影。(良克霖/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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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童雲、司瑞美國費城報導)今年4月18日,在費城著名的常青藤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辦了「器官強摘與全球器官黑市研討會」。主講人之一的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在會上深刻揭露了中共經營器官黑市,以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

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是「賓大腎臟疾病篩查和認知計劃」組織(PennKDSAP),聯合發起單位還有《賓大生命倫理學報》(Penn Bioethics Journal)、蒂米全球健康賓大分會(Penn Timmy Global Health)、賓大器官移植研究所(Penn Transplant)和賓大醫學院腎臟科(Renal Division of the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在近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麥塔斯向近百聽眾介紹了什麼是法輪功中共如何迫害法輪功以及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並特別詳細介紹了他們收集的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確鑿證據。以下是麥塔斯的演講譯文:

器官黑市

我發言的題目是「全球器官黑市:中國案例」。在中國,每年都有數以萬計良心犯的器官被出售,他們因器官被摘取而死亡,然後他們的屍體被焚化。

因器官強摘被殺死最多的良心犯是法輪功修煉者。法輪功是一個類似瑜伽、以精神層面為基礎的中國修煉團體。被強摘器官而致死的還有維吾爾族人、西藏人和地下教會的基督徒。地下教會基督徒的受害者主要是「全能神教會」(Eastern Lightning)的信徒。

不論是某一個黑市,或是任何一個黑市,都是一個隱祕的市場。涉足於黑市交易的人都設法掩蓋自己的行為。黑市通常使用無跡可尋的現金進行交易,沒有報告,也沒有記錄。

中國良心犯器官黑市具備所有這些特點,這都是非法的。在中國,法律對強摘器官而殺害法輪功修煉者不作為,既不保護受害者,也不懲罰殺人者。

這裡需要著重闡述一下有關隱祕性和合法性的問題。如果說這是一個地下市場,是一個隱祕的市場,涉足交易的人都設法掩蓋自己的行為,交易無法追蹤,沒有報告和記錄,我們怎樣知道在中國有一個良心犯器官黑市呢?

黑市不可能隱祕到無人知曉的程度。參與交易的人必須知道它。一個市場,無論藏得多深,必須有足夠的知名度來起到市場的作用。否則,它就不能發揮市場的功能。

黑市需要什麼樣的知名度才能像市場一樣運作?需要買家、銷售商和供應商知道它,否則就構不成市場。在黑市中,買家了解什麼東西在出售,銷售商了解該產品會有顧客來買,供應商知道他們有條件提供所需求的東西。在人或人體器官的黑市上,受害者也會看到一點自己受害的情況(活體強摘器官)。

在器官黑市上什麼是不可知的?什麼是必須保密的?首先,是身分。買家有可能知道供應商在哪裡,但他們可能不會知道具體的供應商是誰。買家從供應商那裡買器官,但他們不太可能知道器官是怎麼來的,供應商或器官的來源是不可知的。強摘器官受害者很可能被欺騙。雖然他們被害,至少在某些方面他們會有所察覺,但他們不大可能知道自己的最終命運。

器官黑市中的黑暗不僅僅是沒有信息,而且它還被掩蓋著。器官黑市儘可能嚴密地對所有局外人隱藏起來。

除了掩蓋之外,那些局內人還會視而不見。那些買家、銷售商和供應商,並不想知道更多的內情。他們不僅欺騙別人,他們也欺騙自己。

分隔管理使得黑市更加祕密。任何商品進入市場都要通過一系列的步驟。在黑市上,每一步驟都被緊緊地包裹著。通常情況下,每個人都只知道他們自己在市場上的那部分。通常沒有人知道超出他們視線之外市場是如何運行的。

通常,黑市也都是由政府以外的人經營。但中國的良心犯器官黑市,卻在好多方面都是獨特的。事實上它是制度化的,是一個國家運行的系統。

當一個黑市是由國家政府運行,而且沒有自由新聞媒體和法律制約時,黑市的祕密就十分錯綜複雜。這兩點在中國都是現實。當一個國家經營黑市時,顯然,政府是不會去關閉它的。沒有自由新聞媒體,就沒有媒體曝光。沒有法律制約,法院就不會將那些黑市的運行者繩之以法。

就我們這裡討論的黑市,我們可以進一步看一下它黑暗到什麼程度。這種黑市裡的良心犯在器官被摘取後死亡,遺體就隨即火化,這意味著沒有屍體可以進行屍體解剖。這裡沒有殺戮現場可供檢驗,只有每次摘取器官後都被清理乾淨的手術室。這裡沒有文字記錄,只有要麼保密要麼已被銷毀的官方文件。這裡沒有器官摘取現場的目擊證人,只有犯罪者和受害者。

黑市商人保持市場地下運作的能力,部分原因是與市場的性質有關,也與黑市商人的勢力有關。當黑幫組織控制一些鄰裡街區,恐嚇居民並賄賂那裡的官員時,他們就比零敲碎打的個人更容易保持市場的地下運作。

當涉及到一個像中共政府這樣強大的實體,它的權力很強大,而且很容易就用來維持一個內部的地下市場運作。對於太多人來說,假裝看不見是簡單的出路。當意味著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受到很大損失時,人們就會選擇妥協。面對強勢而講出真相,對於太多人來說,是與自我利益相牴觸的。

任何黑市商人都不會把他們做的事情公開化;否則,這個市場也就不是黑市了。黑市商人通常不會堂而皇之,他們營造假市場、編造虛假統計數據來掩蓋事實。但是,中共政府在這麼幹。

要揭開遮蓋著中國器官黑市的面紗,就必須越過他們所有的否認和掩蓋,以及面對故意的造假和對中國的器官移植編造的託辭。

在中國,1984年的法律明文規定,未經本人同意就從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是合法的。David Kilgour和我在2006年7月出版的報告第一版,做出的結論是,法輪功修煉者因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中國於2007年出台了新的法律,規定未經本人同意就摘取器官為非法。然而,1984年的那個並未被廢除,仍然還是中國的法律。

這兩個法律的任何一個現在被普遍執行都是問題。由於中國的法院按照共產黨的命令辦事,對解決這個問題沒有興趣。至今,沒有一例因良心犯器官被活摘的殺人案件進入過法庭。

掩蓋真相的做法不可能一勞永逸。從2006年起我就和其他人一起合作調查這件事情。我等一下就會談到我們是如何得出我們所做的結論的。我想先說一下,我們一直在曝光這個黑暗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掩蓋程度的加劇。

每次我們找到一些中共官方數據顯示器官黑市的存在時,這些數據很快就消失了。我們將所有內容歸檔,以便任何研究人員都能看到我們所看到的內容。消失的數據線索仍然很重要,因為這意味著中國國內的人看不到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此外,依賴於這些數據來進行數據更新就變得不可能了。數據流對過去的調查研究很有用,但當我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後,就不復存在了。

在中國,良心犯因為他們的器官被群體殺害是(我們)幾本書和報告的主題,數百頁的內容和數千個註腳證明了研究員們是如何得出我們所做的結論。這些結論來自於對數據流極其廣泛和大量的交叉核實,還有訪談。

在現在有限的時間裡,不可能對我們所有的調查研究做全面的介紹。我會給你們一些罪證蹤跡的索引,這些索引會帶引你們到我們已經證實的結論。不過,我想邀請有興趣進一步了解這件事情的人,特別是任何質疑我們的結論、或者想要查看那些我們所引用的原始資料的人,去閱讀我們的報告和所援引的引證。

儘管是黑市,我們仍能夠得到一些我們用以得出結論的證據。還有就是當我們證實這是一個黑市時,我們所能作出的結論。

罪證的蹤跡

這裡是一些我們能夠從黑市得到的、我們用以得出結論的罪證。

1)關於患者等待時間的信息:簡而言之,就是不用等待。全世界任何別的地方都是病人等待器官捐贈者。在中國,器官的供體等待病人到來。然後他們因器官被摘取而死亡。移植手術是根據病人感到方便的情況預訂的,提前數週或數月,甚至包括心臟、肺臟和肝臟等重要器官也一樣。這意味著病人到達後,有人因器官被訂購而被殺害。

2)那些被拘押釋放後離開中國到了海外的普通囚犯和良心犯告訴我們說,法輪功修煉者、特定目標的良心犯及死刑犯,被系統和定期地進行血液檢測和器官檢查。別的囚犯沒有被這樣做。這些測試不是為了他們的健康,因為,為了使他們放棄信仰他們受到了酷刑。而且沒有因這些測試而向他們提供任何保健措施。

3)特定目標受害者是中共宣傳裡極端誹謗的對象。這種宣傳具有使受害者在獄警眼中失去了人格,使他們成為非人。

4)那些被拘押釋放後離開中國到了海外的人告訴我們,有一個數量相當龐大、拒絕暴露身分的被拘押人群。他們是在北京抗議時被抓捕的。為了保護他們的朋友、家人、鄰居和工作單位,他們拒絕向監獄方面證明自己的身分。雖然我們採訪的那些人說,這些拒絕暴露身分的被拘押者人數比那些說出自己身分的人數更多,但是我們幾乎從未在他們被拘押之外的地方遇到過他們。他們是一個消失的和易受傷害的人群。他們的家人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監獄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5)在我們剛開始進行這項工作時,中國的醫院公開公布器官移植的價格。直到2006年4月,瀋陽「中國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還公布了如下這份器官移植價目表:

腎臟   62,000美元

肝臟   98,000—130,000美元

肝臟和腎臟同時移植   160,000—180,000美元

腎臟和胰臟同時移植   150,000美元

肺臟   150,000—170,000美元

心臟   130,000—160,000美元

眼角膜   30,000美元

從這個列表中可以看出,可以從器官移植中賺取非常多的錢。

6)在我們的報告發表之前,醫院和經紀人公開地宣傳在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信息。即使在我們的報告出來之後,很多醫院和經紀人還持續地宣傳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7)這裡要注意國家法律和國際法律,以及國家和國際的職業道德標準,都值得注意。不是針對他們說的,而是針對他們沒有說的。當David Kilgour和我在2006年出版我們報告的初版時,無論是在法律還是職業道德方面,無論是地方還是國際標準方面,基本上都沒有關於跨境器官移植濫用的。一個被用來換取巨額金錢、遭受迫害並被妖魔化的人群,在失去法律和醫生職業道德的保護時,所受到的打擊就是最嚴重的。

8)醫院的電話回答透露的信息。電話調查者自稱是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的病人的親屬,打電話給中國各地的醫院,詢問醫院是否有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出售。打電話的人解釋說,法輪功修煉者因煉功身體健康,所以他們的器官會健康。約有15%的醫院表示確實有法輪功器官出售。這些電話已被錄音,聽打抄錄,翻譯和張貼公布。

9)醫院數據是另一個信息來源。在我們2016年6月的更新中,我們把醫院逐一地進行了統計,得出了中國器官的移植總數。我們得到一個統計數字的範圍,從早期的6萬一直上升到後來的10萬。這個數字是官方統計的移植量的好多倍。這個巨大的數字帶出了一個問題:除了良心犯的器官,還有什麼可能是所有這些器官的來源?

10)我們的研究人員收集並記錄到了受到器官移植威脅的良心犯的個人故事。這是由一些按計劃要被摘取器官、已設法逃脫、還活著的受害者講述的故事。這些個人故事的細節可以在我們發表的文獻中找到。這些個人故事不能給我們提供統計數字的信息。但是,他們提供了中國器官移植的輪廓和圖解。

11)同樣的,我們有一些舉報人證詞的案例,這些人曾經是中國制度化器官移植中一些組成部分的參與者,他們講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同樣,可以在我們已發表的文獻中找到舉報人的證詞。

12)軍隊參與器官移植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特點,而且在中國有很多軍方醫院參與。在中國,軍方是一個集團企業,其中一項業務就是銷售器官。軍隊在器官移植業務上的參與,使他們與監獄和拘留系統——囚犯器官來源地,形成自然的夥伴關係。

中國的黑市

以下是發現這是黑市之後,我們做出的一些推斷:

1)當中國從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時,醫療系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1980年起,中國開始減少政府對醫療的資金投入,並希望醫療系統通過向消費者收費來填補虧空。從1980年到2016年,政府在所有醫療保健上的花費從36%降到17%,而病人要支付的從20%上升到59%。私營化造成公共醫療服務減少和費用加大,而越來越嚴重。

心臟科醫生胡偉民(音譯)介紹說,在他所在的醫院,政府的資金投入還不夠員工一個月的工資。他說:「根據現在的體制,醫院只能逐利才能生存。」中國人權組織報導說:「地方醫院現在已經發明了許多辦法來增加收入。」

2)黑市的一個特點是現金交易。在中國,現金交易以及紅包司空見慣。這不只是器官移植,而是存在於整個醫療系統。在2014年,政府作秀要求醫生與病人簽合同不再提供或接受紅包,但這一做法並沒有停止。

3)訪談時我們遇到曾經在中國做器官移植的病人,他們告訴我們操作的祕密性。他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包括醫生的名字。他們也不被告知器官的來源,或只是模糊地被告訴那是無證可查的。一些病人從他們的所在地帶了醫生或家屬,這些隨行的醫生與家屬也得不到任何信息。

在David Kilgour和我發表報告的第一版之前,中國的醫生曾經對外國人提供信件介紹手術特徵、醫療歷史,所用藥物與劑量、最好的藥效,和常用測試結果。當我們的報告發表後,這些信件就中止了。馬來西亞移植醫生Ghazali Ahmad撰文說,停止這些信件是「參與者保持匿名、不負責任,和為非法活動不留任何痕跡而採取的做法之一」。

4)在David Kilgour和我報告的第一版出版之前,中共官方說移植器官來源是捐獻,儘管中國沒有捐獻系統。當我們的報告出版後,官方解釋就變了,說移植器官來自於被判死刑並處決的囚犯。這樣的人有多少呢?中共政府不提供數字。

在2013年10月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上,針對死刑犯的統計數字,中國聲稱他們沒有死刑犯的統計數字。這一回答不誠實,但並非出乎意料。根據中共國家保守祕密法,死刑犯數字屬最高機密。中共官員洩露死刑犯人數是犯法。

5)在我們的報告第一版於2006年出版以後,中介廣告和貼出的價格表就陸續消失了。現在,它們已經見不到了。但廣告的消失本身並不能表示這種不合理的做法就中止了。它意味著黑市變得更黑了。

維持時間最長的中介廣告是Omar Health Care Service,它為外國人在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提供移植服務。它的網頁現在沒有了,但至少在2014年4月16日還存在,那是在我們的報告公布約8年以後。你可以在互聯網存檔服務那裡看到該網站是什麼樣。

6)器官移植的註冊也能說明問題。在David Kilgour和我的研究中,我們從香港的中國肝移植註冊中心獲得了移植數量的有用信息。當我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後,中國肝移植註冊中心關掉了該網站統計數字的公共訪問權限。訪問只限於那些被賦予用戶名和密碼的註冊者。

在2010年10月溫哥華的移植大會上,當時中國肝移植註冊中心的副主任王海波(音譯),和我在同一個會議上發言。我問他為什麼註冊中心的公共訪問權限被關閉,以及它能否被恢復。他的回答是,公共權限被關閉是因為,根據他的說法,人們「曲解」數據。現在,對於想要數據的任何人,該註冊中心要首先知道數據會用在哪裡,用他的話說,確保數據不會被「曲解」。

中國醫療系統有四個器官移植註冊中心,分別是肝臟、腎臟、心臟和肺臟。其中三個都設在中國大陸,腎臟和心臟在北京,肺臟在無錫。這三個註冊中心也只有那些被賦予用戶名和密碼的註冊者才能訪問。

我們可以看到器官移植文件的趨勢不是由保密到公開,而是恰恰相反。像香港肝移植中心的統計數據,過去存在,現在就沒有了。這不是保密,而是掩蓋。

7)等待時間上也是這樣的情形。提供移植等待時間的中國網站在逐漸地關閉。

中國國際移植支援中心的網站過去說的是,只需要一週時間來找到合適的(腎臟)供體,最長等待時間為一個月。不僅如此,「如果供體的器官存在問題,病人會有機會得到另外一個供體,並在一週內手術。」

上海長征醫院在2006年1月初說:「肝移植病人在我們醫院的平均等待時間為一週。」東方移植中心在2006年4月稱,病人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時間為兩週。

如果你現在去訪問這些網站,此類聲明已經找不到了。通過互聯網歸檔還能找得到,但那些原始網站上已經沒有了。

8)中國成立了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COTRS)用於分配被捐獻的器官。但是,就像器官註冊中心的網站一樣,該網站只有那些被賦予用戶名和密碼的註冊者才能使用。僅從網站上是無法看到該系統是幹什麼的。

9)中國有龐大的任意監禁系統。對於中國不公布哪些人被任意關押的情況我們並不奇怪。它不提供名字,也沒有統計數字。我們對這種任意關押系統的了解來自於那些離開監禁、遠離中國、能夠告訴我們周圍發生了什麼的曾經被關押者。

非政府組織勞改研究基金會於2008年估計,被任意關押的人數在50萬到200萬之間。美國國務院說,中國強制勞教所裡關押的超過半數都是法輪功學員。

10)器官移植包括摘取和植入的團隊。植入團隊對於摘取團隊做的事情故意視而不見。

鳳凰衛視在20151月公布了對中國器官移植系統官方發言人黃潔夫的採訪:

記者:黃部長,你有沒有從死刑犯身上摘取過器官?
黃:我說過我去過那兒一次,但摘取器官的不是我。而且,那一次之後,我也不想再去那地方。 我是一名醫生,醫生是有道德底線的,就是尊重生命和幫助病人。這必須是在一個很莊重的場合;否則,那是違背醫生道德底線的。
記者:那是發生在你做人體器官移植的第一年嗎?
黃:是第一年。器官移植分成兩個團隊。一個供體團隊,負責摘取器官;一個是受體團隊,負責移植器官。
記者:你當時做什麼?
黃:我是在受體團隊。我從來沒在供體團隊待過。但我去那兒一次看他們是怎麼做的。所以,我去過那兒一次。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會想和供體團隊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想改變這種狀況。
記者:當你在幫助受體病人時,會覺得這是在挽救一個生命。你不願去想那個供體,是嗎?
黃:大部分的移植外科醫生覺得無能為力。一方面,你面對的是一個器官不行了的病人。作為醫生,你有技術與責任去救人。但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當你想到器官來源時,你感到無能為力。

11)器官移植系統是分隔管理的。沒有人會從醫院到監獄去選擇配型合適的犯人,再從監獄牢房把犯人帶到醫院給病人器官。這種分隔化管理使得黃潔夫描述的故意視而不見成為普遍現象。

Tom Treasure是一位移植外科醫生。他在《英國皇家藥學會期刊》中寫道:

「被指定的摘取團隊通常是由培訓中的外科醫生、住院醫或所謂的『研究人員』組成。他們會被告訴去什麼地方,幾乎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手術室沒什麼人,路上及空運不擁堵。為了器官的最佳質量,時間的壓力特別大。移植團隊給等待手術的病人們打電話,約好緊急移植手術的過程,這需要幾家不同的醫院,時間上也安排得很緊。時間的壓力、地域的不同、多個器官配型的複雜性,還要保持供體和受體的機密與匿名。整個流程的複雜性,使得沒有一位醫務人員能夠知道全過程。而且在中國,也不希望他們知道這些。這就使得(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成為可能,而且醫生自身也大多不清楚或迴避,從而不聞不問。」

12)中共政府關於器官移植的濫用並非默不作聲,而是掩蓋,主要手段之一是在言辭上偏離話題。

偏離的一種辦法就是剛才提到的假移植統計數字,還有用藥數量。中共政府稱它對免疫劑的需求和它的器官移植數量大致相符。然而,不管器官移植數量還是免疫劑的使用都是無法核實的。

Sean O’Conno是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裡經濟與貿易的政策分析家。他在2017年2月1日寫的一份題為「致命毒品芬太尼從中國流向美國」的報告中說:「中國龐大的化工與藥物行業都缺乏管理和關注。中共的執法官員很難有效管理全國數千家合法與非法的化工與藥物廠家。」

13)除了統計數字造假之外,我們收集的硬數據與能夠核實的研究也是華而不實的、大而空的套話。有人稱我們研究人員反中國。可是,一個真正反中國的人是當看到一些中國人殺害另外中國人時而無動於衷的。

有人稱我們研究人員搞政治。可是,人權是普世的,並不限於某一政黨的理念。

共產黨稱研究人員被法輪功修煉者所操控。可是,研究人員是在做他們自己的研究。這樣的說法還有其它。

14)由於這份報告,我們也受到很多威脅,想讓我們閉嘴,讓我和此報告的合作者們停止。我們的出版物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我今天在這裡舉一個例子。

當我於2008年8月4日在澳洲黃金海岸Broadbeach的一個報告會上發言時,該會議通過網絡與中國的與會者連在一起,共約150人。在正式的報告結束時,現場和網上與會者開始提問。一位網上與會者是中共政府的警官。他的問題翻譯過來就是:「你怕死嗎?你在嚴重干涉我們黨的內政。你怕被報復嗎?我們會報復你。我們將針對你報復。你不怕嗎?」

我當時的回答是:勿斬信使。我說,如果那位警官不喜歡我報告出來的,他應該開始去制止中國發生的器官移植濫用。

結論

我想以兩段引用的話來結束我的發言。第一個來自於蘇格蘭詩人Sir Walter Scott。他在1808年寫道:「哦,我們剛剛學會欺騙,就編織出如此混亂的絲網。」

中共關於活摘器官不合理的解釋遠遠超出了一般的不誠實。然而,這種對器官活摘的謊言對於它來說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並不在乎我怎麼想,而且對於胡亂應付的答覆洋洋得意。這也是它對不尊重人權指控的常用做法。

然而,中共非常在意國際移植專家們的想法。原因在於它關心自己的移植專家怎樣想,而且中國的移植專家們也不想被國際移植界孤立起來。

為了欺騙國際移植業,中共編造了比其它人權問題更為複雜的謊言。我們可以從中國移植行業的許多變化中找到這種高超騙術的蛛絲馬跡。

比如說:

1)2006年的器官來源從捐獻者改為被處決的死囚犯;

2)就像上面提到的,2007推出法律禁止不經同意就使用器官,但並不廢除1984年允許這樣做的法律

3)2007年對移植醫院或醫院移植部門的註冊系統,但對全國移植總數和所需最少床位總數兩者間的不一致沒有任何解釋;

4)2007年度對於當地病人優等器官移植;

5)從2010年試點開始建立器官捐獻系統,但對於研究表明這種系統作用微乎其微的的狀況不做解釋;
6)2013年9月成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

7)2015年又改換說法,從處決的死囚犯變到捐獻的器官;

8)參加2016年香港的移植學會大會,和2017年梵蒂岡教皇科學院打擊人體器官買賣和移植旅遊的峰會,來傳遞中共的說法;

9)邀請移植專家,包括前移植學會主席P. J. O’Connell、N. Ascher,和現任主席F. L. Delmonico於2017年8月參觀波將金村展出。

格里戈里.波將金(Grigory Potemkin)是俄國占領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後克里米亞的總督。在葉卡捷琳娜二世與隨從在1787年來訪時,他沿第聶伯河建造了一些裝飾性的形象村莊來掩蓋克里米亞的民不聊生。

這些高超騙術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移植行業專家們分成兩派,大部分人主張與中共合作;少部分人,也就是我贊同的,是繼續孤立中國以對其施壓。

通常侵犯人權者對相關指控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否認、反駁,強調國家利益及國家主權。這也是中共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常見反應。

另外一種做法是,侵犯人權者會說,你講的對,我們會改,告訴我們怎麼改,來幫我們。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的策略,但此舉對移植專家們來說很受用。

但不管這種應付是真是假,真正的問題依然存在。這種惡行還在繼續,沒有公開,沒有追究責任。對受害者來說,沒有任何改變。唯一的變化就是中國的移植專家們面臨的孤立會減輕或中止。

中國對於殺害良心犯摘取器官的證據抗議得如此強烈,以致於讓人感覺是在作秀。一個更好的回應是,用事實說話,讓人能夠查詢記錄,不經預約抽查醫院、監獄和拘留所,以及和國際獨立調查合作。

我第二個要引用的話來自於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我想,這位女士做得過分,有些欲蓋彌彰了。」在我們知道中共做了什麼之前,遇到的就是最強烈的抗議。這些抗議本身讓我感到中共在試圖掩蓋什麼。#

責任編輯: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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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2: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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