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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毅:我在右派專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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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1月22日訊】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這個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門火車站集合,搭車去東北邊陲的北大荒勞動改造。到達前門,見靠近城牆一側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長長的隊伍,他們大都裹著嚴嚴實實的冬裝,不少人腳登笨重的大頭棉鞋,胳膊裡挎著趕大車老鄉用的那種老羊皮大衣;隊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嚴肅,目帶憂傷。我揣摩,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車隊伍,一問果然。我在靠近隊尾的地方找到了本報(註:《光明日報》)難友錢統綱等人,也排進了隊伍。

在候車的間隙,我環視四周,發現這批遠行者中沒有一個人有親友前來送行,只有各單位派來清點人數、監督上車的人員。本報派來的是一男一女——郭某和周某。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水滸》中寫林沖犯事發配滄州一段:林沖從牢房解出,「眾鄰舍並林沖的丈人張教頭在(開封)府前接著」,一起到「橋下酒店」為林沖送行。從書上的描寫看,「眾鄰舍」和林沖的丈人「張教頭」,似乎並沒有感受到專橫暴戾的「高太尉」對他們有什麼有形或無形的壓力。而今天這批「犯事」的「右派」的親朋好友,卻個個嚇得裹足不前,沒有一個人敢來送行。莫非這意味著時代的進步嗎?心裡不禁感到絲絲寒意。

上了火車,才知道這趟列車是為解送一千餘名「右派」而開的專列,目的地是黑龍江省東部的密山車站。

車廂裡,四顧皆「右派」,滿目盡「牛鬼」,沒有了誰孤立誰的問題,人們似乎一下子回過神來,恢復到反右前的那種精神狀態。同單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單位的相互認識,一時人聲喧囂,熱鬧萬分。經過攀談,得知這趟專列上有文化部系統各個行當的人才,如電影演員張瑩、郭永泰、李景波,漫畫家丁聰,書法家黃苗子,《大公報》記者高汾、蕭離,東北魯迅美術學院院長楊角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舊友新知,無不敞開襟懷,傾心交談。

當時人們對「右派」這頂帽子的分量,以及它可能對自己和親屬帶來的嚴重後果,普遍估計不足。雖然大家已親身領教了出爾反爾的所謂「陽謀」,但是對毛澤東說的「現在我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麼對待。」改正了錯誤以後,「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歸到人民的隊伍。」依然深信不疑。人們較為關心的話題是:此去北大荒,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長?多長時間才能摘掉這頂「右派」帽子?

說起改造期限,對於刑事犯,有期或無期徒刑,總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唯獨對「右派」,不宣布改造期限,而是長短由之,讓你心長系之而捉摸不透。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對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來領會來解讀黨的改造政策。有的人說,我國僅有500萬知識分子,作為如此稀缺資源的一部分,以建設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為己任的黨,怎麼會拋棄我們呢?又有人說,只要我們認真改造世界觀,自然會回到人民隊伍。——順便提及,解放以後,經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灌輸,知識分子在工農大眾面前那種自慚形穢,那種必須脫胎換骨改造方可新生的「原罪感」,自學界泰斗以至莘莘學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少難友對於被打成「右派」心存委屈,但對於改造世界觀卻認為是應該的。許多人估計,勞動改造期限,少則一年,多則三年,即可重返京城,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再顯身手。那時誰都沒有料到,「右派」或「摘帽右派」這頂鐵帽,會如影隨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更可悲的是,在持樂觀估計、自願改造世界觀的人群中,有一些人竟有去無回,最終埋骨於完達山下。

人們持樂觀估計的另一個原因,是離京前聽了文化部代部長錢俊瑞所作的充滿人情味的動員報告。在動員大會上,錢在批判「右派」罪行後向大家指明出路:「你們將來改造好了,仍然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專業崗位上。」「下去勞動,不要丟了專業。一些專業用書,要帶在身邊學習。」「我已同中央樂團打了招呼,允許搞器樂的(「右派」)將樂器帶到北大荒。」錢的這番講話,說得大家心裡熱乎乎的,覺得儘管眼前受點委屈,前景還是美好的,大約過不了多長時間,又可以在北京的馬路上騎著自行車上下班了。

錢俊瑞是位黨內學者,我相信他不至於故意編造一套謊言來哄騙大家,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改造政策的——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理解完全錯誤。

當時大家聽信了錢的講話,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行李之外攜帶了不少書籍。這些書籍後來在北大荒成了人們的累贅,在不斷的徒步行軍的轉移途中,因不堪重負,都陸陸續續丟棄了。

這趟列車是在正常的運行圖之外加開的一趟專列,有時接連數站不停,有時一停大半天;從北京到密山終點站,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車上有足夠的時間聊天,那「改造期限」的話題,人們議論了一陣也就放下了,因為它畢竟是一個虛幻的未知數。對於多數人來說,眼下擺脫不了的倒是離別親人的哀愁,仰事俯畜的愧疚,以及由這場政治災難而引發的種種生活中的不幸。

本報記者許子美,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當年滿懷革命熱情投奔解放區。反右派運動前,編輯部有人提議,請毛主席為本報題寫報頭(原報頭為沈鈞儒先生題寫),他在旁邊隨口冒了一句:「沈老寫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記』呢?」被人以對領袖「大不敬」的罪名匯報了上去,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封建社會對皇上「大不敬」是要砍頭的,現在只把他劃為「右派」,顯然寬大得多了。他與妻子高瑞蘭婚後育有二女一子。平日因婆媳矛盾引發夫妻感情不和,現在他淪為「右派」,其妻名正言順地提出了離婚的訴求。令他煩心的是,依靠他生活的老母親和年幼的妹妹,離婚後將棲身何處?生活怎麼辦?他和我談起這些揪心的事,一陣苦笑之後,眼圈紅紅的。

女記者徐穎,鳴放時懷孕在身,挺著個大肚子到人民大學採訪。按常規,座談會上人家談什麼問題,記者在稿件中就應反映什麼問題。她參加的那次座談會,有一位教授說「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的大蜂窩」,她如實地寫在稿件裡。她的上司把這一「警句」標在標題上,反右時此稿被認為是對黨一手創辦的新型大學的最惡毒的攻擊,於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劃為「右派」。她分娩後不久,就被打發去北大荒改造。在喪失理性的階級鬥爭的氛圍中,「人道」、「人性」這些作為人類基本屬性的東西蕩然無存,沒有一個人敢於代無辜的嬰兒為其母親的流放請求豁免權。更糟的是,她在新華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劃為「右派」,且先後被流放,剛生下來的嬰兒只得交給年邁的母親撫養。作為年輕的母親,此時她斜靠在車窗前,呆呆地望著窗外向後飛馳的田野,眼眶裡分明噙著淚水。

記者錢統綱,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奉命采寫過一些鳴放報道,之後又奉命采寫過一些反擊右派的報道,「功」不抵「罪」,被劃為「右派」(具體罪名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進攻」)。他孑然一身,似乎心無牽掛,但戴上了這頂帽子,事實上被剝奪了求偶的權利,內心的苦悶不言而喻。車過山海關,漸漸駛入關東平原,窗外的景色與關內迥然不同:冬雪依然覆蓋原野,一片銀白世界。他傷感地對我說,兒時曾背誦過一首古人的出關詩,其中兩句:「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頭?」他說他現在才真正體會到這首詩的蒼涼、哀傷的感情。

只有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剛分配到報社不久就被劃為「右派」的小范,身受災難而未意識到這場災難的嚴重性。他好像把「組織處理」當作在校時淘氣受到老師訓斥一樣,以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就可以再當一名好學生。出於這樣天真幼稚的心態,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老殷,你是黨員,我是團員。到了北大荒,建議你將黨團員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一起學習馬列主義。」我只好嚴肅地告誡他:「首先要弄清咱們現在的身分,是『右派』而不是什麼黨團員。更應明白,上面最忌諱非法的小組織。一旦被發現,你說不明,道不白,吃不了就兜著走。」聽了我這番忠告,他才恍然有所悟。

把小范這樣純潔可愛的青年打成「右派」,其理由很難理解。儲安平過去曾在復旦新聞系講過課,與他有師生之誼。儲出任本報總編後,范難免同老師多有接觸,他還向儲提交過一份改進報紙工作的建議書。只因儲後來成了「大右派」,在搜查儲的辦公室時發現了他的這份建議書,不管建議書內容如何,便殃及了無辜的他。當然,他同儲「時相過從」,也就有了「同氣共類」的罪名。

人在得意的時候常常目視前方,而失意的時候多半會回首既往。此時我正墜入對自己短暫一生的省視、沉思之中: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我這個窮學生不可能有機會在自己熱愛的專業崗位上發揮光和熱;而我發自內心愛戴的黨,她又不問青紅皂白地將我推入萬丈深淵。這真是:「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我將以怎樣的觀點來審視和解釋眼前所發生的一切?憑我淺薄的學識和有限的閱歷,我無法解開這道難解的謎,只有一種驅之不去的憂思和愁苦在啃齧著心靈。列車越往北駛離家越遠,對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卻愈來愈深,我很難想像,妻子一個人帶著兩個幼兒將怎樣生活?何年何月,我才能克盡為夫為父之責?想著想著,不覺在單調的隆隆車輪聲中沉入了夢鄉。

列車駛出瀋陽站,夜色濃重,它呼嘯著向無邊的黑暗駛去……#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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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2 6: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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