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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領袖】中共內部承認正走向解體(二)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林蔚披露,一個習近平身邊高層幕僚告知:他們每個人都清楚這個體制已經完了。(《大紀元時報》採訪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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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12月06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楊傑凱(Jan Jekielek)採訪報導/高杉編譯)英文《大紀元時報》資深記者楊傑凱(Jan Jekielek)近日在「美國思想領袖」節目中,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和中國歷史教授林蔚(亞瑟‧沃爾德倫,Arthur Waldron)進行了專訪。全文翻譯如下:

在採訪前,楊傑凱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為什麼在傑出的中國問題專家林蔚看來,香港的特殊地位很可能會被永久終結?

在過去五十年裡,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前美國領導人在與中共的關係問題上犯了哪些關鍵性錯誤?

為什麼林蔚認為中國共產黨政權正進入解體階段?這種情況與前蘇聯的解體情況有何相似之處?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今天,我們和歷史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林蔚坐在一起。他是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Congressional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創始成員,也是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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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楊傑凱: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對待那些覺醒的穆斯林的呢?另一個,雖然在法律定義上存在爭議,但在普遍認知上,這就是種族滅絕運動。

林蔚:他們在突厥斯坦(Turkistan)建了火葬場,我不知道它們到底是幹什麼用的。儘管《紐約時報》最近披露了400頁的中共內部文件,但我們所掌握的信息仍然很少。

我們的衛星圖片上顯示了這些(集中營)巨大的建築群,人們被關押在那裡。逃離那裡的人們描述了一個對他們進行折磨和洗腦的政權。更糟糕的是,我確信在那裡已經有人被殺害。但是他們已經有效地封鎖了突厥斯坦,你不可能真正地發現(證據)。這就是我所說的兩個種族滅絕項目,一個是為器官摘除,每年大概有8萬人被殺,另一個是維吾爾族人的遭遇。

他們中有多少人仍然正在被折磨或殺害?我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仍有數以百萬計的人都被關押在監獄裡,至少有100萬,我的意思是,我們假設只有100萬吧。歸根結底,是因為北京政權是個最邪惡的政權,如果我們撇開蘇聯不談,從第三帝國至今,它就是個最邪惡的政權。

這給我們西方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因為你可能和我一樣,是伴隨著這句話長大的:「再也不會了!(Never again)」但是我們沒有想到,我們真的會直接面對這麼複雜的道德問題,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而且現在,也沒有人在對此做些什麼。所以我建議,我們應該簡化這個口號,去掉「永遠」一詞,只是讓它重新來過,因為在我看來……

楊傑凱:這很憤世嫉俗啊……

林蔚:我不會說這是憤世嫉俗的,我會說這是歷史的經驗。這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有人被強制摘取器官、有人被(中共)殺害的時候,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一些(美國)汽車公司之類的人,仍然在中國投資了數十億美元。但我們是不應該這樣做的,那應該是違法的。我們的經濟體制和他們的經濟體制應該相互分開。現在這已經很難做到了,因為30年來,我們一直在相互整合。但是,如果我們要保持美國的理念,我們就不能再去與今天的第三帝國進行合作。

楊傑凱:因此,這當然會讓我們聯想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問題,美國的中國政策問題。而且,我們也已經看到,在最近幾年,至少在過去的三年裡,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您能談一下您如何看待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目前中美關係的發展嗎?

林蔚: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們在中國有外交官,他們在這裡有外交官,我們在兩國之間有可靠的最高級別的溝通,我們還有領事館之類的機構,這些都是絕對必要的。但除此之外,我認為,我們應該像對待前蘇聯那樣對待中共。我們所做的是隔離俄羅斯,同時保持一些管道,必要的溝通管道,溝通我們。

尼克松相當正確地認為我們應該與中共保持某種聯繫,我認為,他曾有一個中國女朋友是其中一個原因。我想她的名字應該是安娜·瑪麗·王(Anna Marie Wang),她已經去世了。她是一位國民黨將軍的女兒,他們是在香港的希爾頓酒店(Hilton Hotel)相識的,當時他40多歲,她20歲。

她是一個雞尾酒女招待,但這是真愛。每次尼克松去越南的時候,氣氛都變得非常緊張,但他總是要在香港停留。現在你不必再到香港停留才能到達越南,但當時他總是要在香港停留。

當他搬到美國時,她也搬來了,而且她總是住得離尼克松家很近,但又不是太近。而當他死了之後,她就去看望他的墳墓。所以我想到了他的墳墓,所以我認為,這看起來可能並不重要,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熟悉的真正的中國人,使他對中國人的理解變得人性化。

因為我們有類似《戰略迷魂》(《滿洲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等等這樣的電影,這些電影本質上使中國的形象喪失了人性。而實際上,(在中共統治之前)中國這個國家的最核心的價值是忍耐或者是人性的善良,那才是中國社會道德的基礎,

然後他讓基辛格博士(Dr. Kissinger)來處理這個問題,而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基辛格是個聰明人,也有著所有其它優點。但問題是,要與中共打交道,你真的需要有些基本背景。讓基辛格去,就有點像是,他費了很大力氣才游到了中國的海灘上。中共已經知道我們試圖與他們取得聯繫,他們故意讓我們費盡周折後,才讓基辛格去的。

好像是周恩來說的,他說,我知道在美國至少有20個精通中文的美國人,而且他們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有些還是中共領導人的私人朋友。如果是今天,如果我是認真的,我就會去找那些人當中的一個。

基辛格小心翼翼地歪曲了這次任務的所有準備工作,結果他們基本上只讀了一些所謂的哈佛學派的書籍。這些書中對中國的看法都是錯誤的,但卻占據著主導地位。

基辛格去了,周恩來說:「既然他們有足夠的人才和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能夠展開合作,為什麼還要派一個猶太裔美國大學教授、一個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的專家來中國呢?這一定是個美國人的陷阱。而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被美國人背叛和欺騙、而且被美國在背後捅過刀子這樣的問題的專家呢?不是別人,正是我在台灣的老上司蔣介石。所以我必須和他談談。因為他才是唯一真正理解美國人心態的中國人。」

因此,台北和北京之間建立了祕密電話聯繫。這個歷史事實是驚人的,但它不是很出名。儘管如此,傑伊·泰勒(Jay Taylor),這位偉大的前外交官員,退休後又成為了一名作家,他是在台灣與退休的國民黨人談話時發現的。當然,他們告訴了他是怎麼回事。

在周恩來與基辛格進行了祕密會談後,他就打電話給國民黨的將軍,問他:「你對這件事怎麼看?」「你知道美國人在搞什麼鬼?」等等,問他是怎麼回事。

在這件事中,我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個小角色。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從中共那邊來對此進行驗證,而且我也做到了。我認識一個人,他知道關於周恩來的一切,他是個中國人。他確認說:「是這樣的,當然是這樣的。」他甚至還給了我那個在香港負責這個祕密電話線路的人的名字。

如果你讀他的回憶錄就能知道,當時台灣許多跟他交談過的人都知道他的計劃和正在做什麼,以及他要去什麼地方等等情報。而那些人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就是如何在他面前保持一副很正直、很坦率的面孔。而輕信的他所面對的只是一個接一個的彌天大謊。

基辛格的想法,最初是一個戰略上的想法。因為在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上,塔列朗(Talleyrand)設法成功地分裂了反拿破崙聯盟,讓他們互相爭鬥,這給了法國一個決定性的等待。所以這個策略的關鍵,就是決定性的等待。在兩者之間搖擺,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他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和中共合作,那麼這將會給蘇聯帶來壓力。而如果中共在未來出了問題,那麼我們就可以和蘇聯合作對付他們。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白日夢的幻想。結果他沒有得到任何他想要的東西。他希望得到(中方)幫助,並從越南撤離,但結果是他什麼也沒得到。因為中共他們知道他在乞討。而且,他們知道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間的所有通訊聯繫內容,和尼克松的機密通信內容。

所以,從本質上講,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認為從戰略上,利用中共去抵消蘇聯的影響是有意義的,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讓世界各地的蘇聯問題專家都感到驚訝。

在俄語和漢語中,對之所使用的詞彙都是「解體」。但實際上,它並沒有崩潰倒塌。俄羅斯仍然在那裡。所有的改變都只是組織體系的改變。

基辛格沒有意識到會發生這種情況,以及在事情發生後,他應該做些什麼事情。他只是說,好吧,這個安排不再有戰略上的需要了,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再去討好中國人了,人們開始去(中國)賺錢了。我們不用再談論戰略平衡,而是開始談論所謂的兩國關係,我們必須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如果你讀了基辛格關於中國的書,書中的所有結論就是,中共和美國可以合作建設新世界。

嗯,是要建設新世界,但是如果美國能夠和歐洲合作,或者美國能夠和印度合作,那就太好了。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基辛格從來沒有超越這個認知特殊性的階段。他只注意到了在中國的每個人都是中國人,他們的表現都與他略有不同。他不了解中共政治的複雜性,也不知道中國社會的相互關係。我的意思是,他,他頭腦非常簡單。

有一位英國精神病學家寫了一本書叫做《超越中國人的面孔》(Getting Beyond the Chinese Face),我在教學過程中也發現,很難讓人們意識到的一點就是,儘管某某人有中國人的外表特徵,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與其他14億中國人的觀點都是一樣的。事實上,他們各自對事情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

但是,本來應該讓與中共的關係降溫時,我們卻繼續進行投入,直到天安門事件之前,我們都一直在為中共建造武器系統。而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當我們對其還有一些影響力的時候,布什總統在電視上發表了關於我們會如何應對的演講,但是他在撒謊,他背後派人去告訴鄧小平,當時的鄧小平就像是中國的黑手黨頭子,告訴鄧小平說,我們愛你,還有其它的一些話。

結果最後,我認為是從本世紀初開始,就很明顯了,中共根本就沒有推廣自由制度。如果說有了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現在的共產黨政權比毛時代更加嚴密、更加有組織。毛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他(的統治)完全是無序的。然而這些人是有系統的,他們在令人難以置信地監控著一切,甚至有語音識別什麼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因為想要逃跑而來到北京火車站,因為你的身分證上有一個芯片,(買票時)警察馬上就可以出現。如果他想找到你,只要打開他的監控魔杖,五分鐘後,他就會站到你旁邊了,因為他能隨時找到你。這是非常非常險惡的。

中共關於美國人的一個認識就是「你可以欺騙他們,你也能夠騙了他們」。有一次,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美國前總統)的一位親密顧問在一次演講中對他說,比爾,(中共)它不可能永遠說謊。甚至當中共單方面吞併南中國海,而後被遞交海牙國際法庭,被判決違反了它曾簽署並通過的海洋法時,仍有越來越多的人在不斷重複著這句話,

他們後來只是說:「好吧,現在我們不會再去關注這個問題了。」現在人們開始覺醒了。儘管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我們有一個名叫埃文·馬德羅斯(Evan Madeiros)的人,他現在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的成員。我就是想不通,為什麼他會說,我們在中國應該做的就是去支持中共,努力幫助中共,這就是我們交朋友的方式。我是說,這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因此,中共對比地中海還大一半的地區的土地掠奪或者叫做水域掠奪,並沒有引起我們的任何反應。我認為,我們的這種毫無反應已經很多很多年了。因為很明顯,中共不應該這樣做,但是人們以跟中共做生意賺錢為主。當然,這些人也正在失去自己的知識產權和其它的一切。

所以當川普(特朗普)上任的時候,他挑選了非常有資格的中國問題顧問,而且他們不是那些相信中美關係會穩定的人。現在讓我總結一下,人們會說:「沃爾德倫,你真正要說明的意思是,尼克松犯了一個大錯誤。」我認為,他確實犯了大錯誤,他的錯誤是他操之過急。他們太急迫了。

(待續)#◇

責任編輯:林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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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6 6: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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