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連載：駱駝行-從台灣到大陸(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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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日訊】 74 离休
在一次一年一度的例行體檢中，醫生表示由于我的冠心病和高血壓較嚴重﹐因而必須停止工作，住院治療。但是醫院里沒有床位，我只好在家中休養。
學校領導寫報告給上級建議我提前退休，上級很快批准了學校的建議。校長立即為我召開了一個“歡送會”，語文和政治兩個教研組的教師都參加了，因為我曾在這兩個組工作過。
會上，校長先高聲朗讀了上級的通知：
“駱駝同志生于1931年11月，于1949年6月參加人民解放軍，1958年轉到教育戰線，工作一貫勤勤懇懇，成績卓著。如今因積勞成疾，不能繼續工作，同意准其提前五年离休，級別定為正處級，著令培思中學照此辦理。”
潘校長讀完后，又特地解釋了文中所提“离休”二字：按中共干部政策，各級領導干部本是終身制，鄧小平掌權后，決定所有干部到一定年齡都要退下來，讓位給年輕人。但有些老干部堅持反對這一政策，因為這些人自持革命有功，不愿過早放棄權利。于是鄧小平讓老干部體面地退位，即讓他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后享受特殊待遇，除照拿100％工薪外，還發給交通費或享用小汽車，每逢年過節還發額外補貼，每年還發旅行費，保健費。這樣，他們就可以安心退下來，如果對工作不放心，還可顧問，只是不再有實權了。這樣一來，老干部就都安心退位了。“老干部”并非“年老的干部”，而是專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以前參加革命而又未間斷組織聯系的人，他們的退位就叫“离休”，意思是“离職休養”和一般人的“退休”不同。
“我們恭喜駱老師光榮离休。”潘校長說，“駱老師不但离了休，還定了個‘處級’，這也是我們培思中學的光榮！”
有人惊訝地問：“我們學校的离休干部除了駱老師還有誰？”
潘校長略微想了一下，說：“從條例規定看，恐怕只有我一個人了。組織上早就動員我离休了，可我不肯，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干几年，我過去作了不少錯事，我要努力工作，將功補過，鄧小平不也在堅持工作嗎？”稍停，又惋惜地瞅瞅旁邊的單權說：“其實，單權老師先前也是和駱老師同時參軍的，可惜單權老師中斷過組織關系，否則的話……”
“哈，我根本不在乎這個！”單權紅著臉說。可是他的嘴在發抖，臉上的肌肉也抽動了兩下，這表明他的內心很不平衡。
我這時突然產生了受寵若惊之感。面對著單權的泡了醋的臉肉，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不大健康的喜悅：你單權跟我較量了几十年，到今天不過混上個“副校長”，你今生今世永遠享受不了“离休”待遇！你也沒有本領拉住我了！你今天怎么不笑了？哼，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得最好的。
接下來，大家自由發言。一片熱情贊揚聲，几乎使我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這時腦海里又出現了那一場批斗會的場面，我的思想開了小差，我想起胡大海的話：“共產党一會儿把你打入地，一會儿又把你捧上天。”我又想起已故繼母的話：“孩子不打不成器。”我還想起孟子的話：“天將大任于斯人也……”
突然,我耳邊響起一個女高音,是司馬芬發言了﹕
“俗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駱駝一生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最后享受了离休﹐他現在比我們在位的所有人都高﹐我替他高興﹗駱駝可以說是笑到最后的人﹐哦﹐不不﹐他不是笑到最后﹐他是到最后才笑的人。”
司馬芬的話把大家逗笑了，唯獨單權不笑。司馬芬又仿佛惡作劇地挑舋說：“單副校長談談吧，你和駱老師最老的老戰友了，你一定又很多話要說。”
全場的人一齊將目光集中到單權的臉上，只見他那臉肉又抽動了兩下。他只是搖搖頭，他只是伸出一個指頭無聊地撥弄著放在前面的一支鉛筆，一言不發。
歡送會結束時，我在熱烈的掌聲中從校長手里接下了一個鑲著“祝賀駱駝同志光榮离休”的美麗鏡框，在几位老師的簇擁下回家了。
我就這樣离開了培思中學－這個容我混跡二十八年的地方，在人生的歷程上，二十八年不算長，然而那是我最美好的青春時期。在這二十八年中，這里的空气中交織著我的歡笑和嘆息，這里的校園洒滿我的淚和血。二十八年中，我做過正反兩种教員，我用心血澆灌了祖國的花朵，我也學到了太多太多的東西，培思、培思，我永遠記著你！
我畢竟是個閑不住的人。离休后呆在家中，我又拿起筆來﹐在杜娟的幫助下，開始了我的筆耕。地方政府組織台屬、僑屬寫作組，我積極參加，我的文章常常在報紙和電台發表，我真的受到了尊重。后來通過台灣的親人在台灣報紙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又通過在美國的親友，在美國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于是我成了“社會知名之士”，成了地方政府寫作組內的頭號人物。可是后來，人們發現我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中，有些事寫得太真實，暴露了中國社會的陰暗面，有關領導不開心了，三番五次找我談話，要我“注意宣傳中國大陸的美好事物，歌頌光明面。”我說：“有光明就有陰影，這是普通常識，光明和陰暗都寫，才是真實的。”他們有要求我每次寫稿都交給組織，由組織統一寄出。我不服從，我堅持寫作自由。他們又一再向我出示中央文件，文件中明文規定個人不許向海外投稿。我置之不理，心想反正不再搞政治運動了，還怕什么！但這時我已感到生活不順了。終于有一次，我寄往美國的信件被退回，拆開一看，在我的小說稿上蓋了一個大印：“不准寄出！”這顯然是最后通諜，如同澆了一頭冷水。緊接著，寫作組召開會議﹐招待友好寫作組人員的來訪，客人言明要同我交流寫作經驗，可是組長卻不通知我出席！組內有位“不明真相”的作者寫了一篇專訪，報道我的情況，還特意到我家拍了照片，可是這文章沒被采用，拍的照片也被沒收了。
盡管表明上我仍舊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客，我還是被笑臉和贊揚包圍著，但我已經感到寒气逼人了。
后來，台僑屬的座談會也不通知我參加了，我憤怒了，我到有關領導處質問為什么，對方非常客气友好地回答：“哎呀，駱老師，我們考慮到你的健康問題，你是在家養病的，眼睛又不方便，若要你跑來參加會議實在是不應該呀，過去我們沒有照顧你，以后要注意了。”
我還能說什么呢？
在上海，离退休的老師在家里閑不住就組織了一個“關心下一代協會”發揮余熱，利用方便時間輔導在校學生，給孩子們組織興趣小組，開展課外活動，有了這個組織，我如魚得水，就和一些中小學建立了聯系，做了一些輔導，受到師生們的歡迎。為此，協會的會員們一致表示選我做會長。這樣，我的活動就更積極了。可是后來我發現他們去我所聯系的學校搞活動時，不通知我，而校方問及：“駱老師為什么不來”時，回答是“駱老師身體不好，他不能來”。再一打听，后來這個協會已又另外任命一個會長，此人系“紅五類”出身，時到如今，還是“黑紅”分明！真是豈有此理，我給上級協會寫信，問他為什么不尊重群眾的意見，硬把群眾公選的會長不明不白拉下馬，究竟還要不要民主！
這位協會領導看了我的信﹐風塵仆仆地來到我家，一進門就滿臉堆笑，熱情非凡。首先表示十分關心我的健康，問長問短。好話說盡后，才言歸正傳，說她看了我的信很是吃惊，下面怎么這樣“胡來”？！無論如何也不該把群眾推選的會長拉下來，“社會主義社會是個講民主的社會……”她口若懸河，可說到最后，有回到原來的話茬：“不過他們這樣做也是出于一片好心，關心你的健康，依我看，這些跑里跑外的瑣碎事應該讓那些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去做，像你這樣的离休老干部已經為革命鞠躬盡瘁了，也該休息休息了。至于那個新任的會長，究竟是個什麼樣，我還得了解一下。”
“他是什么樣，我可以告訴你，”我說：“他是個退休干部，年紀比我大，身體比我差，患有嚴重心臟病，還有糖尿病，适合于跑里跑外嗎？他唯一比我有利的條件是：他是‘紅五類’出身！難道現在文革還沒結束，抑或是第二次文革開始了？”
說到這里，我的火气又上來了。可對方卻哈哈大笑：“你想到哪里去了？快別這么想，要注意安靜，少動气，气坏了身體可划不來喲！”
我不再說什么，因為我已經完全明白了：共產党的政策是“外松內緊”，“內外有別”，你既然是笑臉來訪，我就貫徹中央的“十六字令”說：不冷不熱，不卑不亢，待之以禮，若無其事”。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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