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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李靖香港報道/三月二十八日，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出席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時表示：四月中政府會向香港立法會提出主要官員問責制具體建議。政府政制事務局未來几個月，會統籌各項落實主要官員問責制的准備工作，包括草擬聘任合約、薪金制度、聘用條件及工作行為守則。
實施高官問責制在香港極富爭議。香港社會廣泛議論“高官問責制”，即北京對董建華的「欽點」連任后，又“建議”董建華以高薪聘用問責制下委任部長官員，還有將會修改的制定財政預算案方式。香港社會人心浮動，种种跡象，北京是有決心將香港盡快「一國一制」。民主党主席李柱銘形容高官問責制為傀儡官員之延續。
設“掃雷組”排港英“地雷”
為配合董建華“問責制”產生，中方媒體配合輿論攻勢，強調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款賦予行政長官任免高級官員的職權，即“提名并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北京強調，行政長官是有足夠權力籌組自己的班底的，但特區成立之初，為“穩定過渡”，對港英政府公務員系統(包括高官)原封不動地全單照收，雖然行政長官可以調他們的職，但卻無法大規模在公務員系統之外招攬治港人才。問責制的建立，無疑讓行政長官更易于籌組治港班底，有利提高行政效率。
香港回歸之前，英國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委任一批部級高官，協助陳方安生管理香港十八万公務員隊伍。為控制局面，中共在接管之時沒有將這批部級官員換掉。五年過去了。近來，香港親中媒體指很多港英高官是“地雷”，目前要開始設立“掃雷組”，排除“障礙”。董建華連任后，急切要辦的就是設立“問責制”，強化他個人領導，排除香港公務員“中立性”的傳統運作模式。
中立性是港公務員傳統美德
香港公務員無論職位高低，理論上都是「打工仔」，都秉承政治中立原則，其特性是根据行政局、立法局指示，按既定政策行事。
在高官問責制度下，香港的高官都要听命于董建華，理論上董建華最終要為任何政策上的失誤，付上責任，在一個自由社會气氛下，市民可以透過選舉方式，選賢以能。但由于北京無意鼓勵香港推行特首直選，董建華今次的連任，更被評為「小圈子選舉」，是北京當局的「欽點」，所以最終，特首并不是向市民問責，而是向北京當局問責。
保持中立性一直是香港公務員的傳統美德，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就如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有一次就公務員和高官問責制，發表演講時稱“這种公開公正、不偏不倚、無私無畏的服務精神，可以使社會大眾不受個人私心及搖擺不定的決策影響。同時，也可避免在施政方面受政治喜好或特殊利益左右”。
聘任政治問責官員年薪四百万
可是在高官問責制度下所產生的部長級官員，和行政長官都是有政治立場，据初步訂定，聘任政治問責的部長級官員年薪為四百万，該等政治任命的高官薪酬較現有高官高出一倍，月薪更是初級公務員近三年薪金，但最大挑戰是會隨時因「被炒」。在這种优厚條件下，為明哲保身，這些問責局長們，對行政長官言听計從，并不以為奇。
另外，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透露，制定財政預算方案的工作，將會由特首、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与問責局長自行商討。而且，政府可能會采用Zerobasebudget（白紙預算案）方式，要求各問責局長每年重新計算政府開支，中央不保證每年開支不變，日后問責局長要自行制訂所屬政策范疇預算，部門之間要互相兢爭，并說服特首接受，否則該問責局長取得撥款有可能較上年少，到時他們要自行想辦法解決。很明顯，這些安排更進一步把權力集中到行政長官的身上，這樣可能導致問責局長們，為了爭取撥款，唯有听命于特首，而部門所得的每年撥款亦未必是實際需要的反映。到時直接受害的就是黎民百姓。
“問責制”破坏香港法治精神
一國兩制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香港對法治精神的維護，高官問責制一旦推行，香港的法治精神將無存，取而代之的將是「一人專政」的局面，与北京當局互相呼應。信報在三月二十日的社評中寫道，在高官只向特首一人負責的情況下，毫無制衡。絕對集中權力于一身的政治，便是產生的溫床，逼使高官非得向權力的來源──特首表忠的日子為期就不遠了。
民主党主席李柱銘形容高官問責為傀儡官員的延續。鄭正在爭嗚月刊去年十一月說，「高官問責制」是派給港人的「迷魂藥」！評論說，施政報告中在這方面故弄玄虛，企圖偷梁換柱，對香港的政治架构上下其手，把港人要求的高官（包括特首在內）向六百万港人負責的「問責制」，變成高官向董建華一人負責的「問責制」，以達到將「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并軌的目的。
在高官問責制之下，基本法仍然存在，北京當局亦未有正面干涉香港的行政，或派出大量軍隊進駐香港，但一招搖遠操控傀儡行政長官及「唯命是從」的高官，便輕描淡寫地把一國兩制的精神打得落花流水。(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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