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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4日訊】在筆者的心目中，一直是把傅國湧當作朋友來看待的，並以擁有這樣的朋友感到自豪。在某些觀念上，朋友之間是可以有差異和矛盾的，對於國湧的《精神力量和公民品質的缺失──從昂山素姬獲釋聯想到中國》一文，筆者就頗有異議，現隨手寫出，請國湧和方家教正。
國湧的話題是從2002年5月6日昂山素姬獲得自由，或者說是從5月9日《南方周末》以整版篇幅報導《一個女人和她國家的命運》談起的，落腳點自然是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
“我由此想起，中國一直是個一元化的社會，從來只有世俗的一元，而缺乏精神的另一元。從孔夫子以來，古老民族就只有’不語怪力亂神’、’食色，性也’的世俗傳統，一貫在形而下的物質層面打轉，缺乏在形而上的層面作超越世俗倫常之外的思考與探索。精神維度的缺?O一個民族長期徘徊在主流文明門檻之外的根本原因之一。””對我們這個衰邁民族而言，缺乏的東西確乎太多了，而最缺少就是獨立於世俗力量之外的精神力量。哪一天，我們才能爲這個只有世俗維度的民族引入精神維度呢？”
國湧的這一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爲部分國人的共識和定論，筆者對此卻難能苟同。翻看《論語》，”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並不是不承認精神的一元，而是把精神的一元中的”怪力亂神”閹割淨化後壓倒在了正統權威的天神天理之下，進而把老子《道德經》中的”天之道”和”人之道”壓縮整合爲網羅一切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的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政治秩序和神道圈套。到了宋明理學那裏，這種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政治秩序和神道圈套，又被概括爲”存天理滅人欲”的絕對教條。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從此被擠壓在一個關起門來窩裏鬥的社會黑洞裏，現實權力的主宰同時就是宗教精神的教主，皇帝的聖旨就是判斷一切是非的唯一標準，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話就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真理。就是在窩裏鬥中被壓倒鬥敗的弱勢者，也從來沒有放棄自己挂靠天理以壓倒別人的精神追求，阿Q”兒子打老子”的”精神上的勝利法”如此，王國維被陳寅恪諸人定性爲殉文化的投湖自殺，所殉的同樣是”存天理滅人欲”的傳統”天理”，比”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貞女烈婦高明不了多少。
從另一方面來說，正統儒學從來沒有佔領中國社會的全部地盤，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在某種程度上爲國人的不堪重壓提供了網開一面的消極避難之所。無家可歸的阿Q還可以寄居于土穀祠，戲劇大師曹禺甚至於借助老子的《道德經》，在《日出》、《原野》中把”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的天堂淨土東方紅，高懸於”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人間地獄黑社會之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衛兵，偏偏是唱著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東方紅》來打倒”牛鬼蛇神”的。
與歐美國家自由發展的現代經濟制度和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制度相對照，在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中國社會裏，”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或者說是”世俗維度”和”精神維度”，並沒有完全”缺失”過，而是從來沒有成長爲相互獨立又相輔相成的二元”力量”和二元”維度”，反而一同被閹割淨化後壓倒在了既扼殺精神生命又扼殺肉體生命的黑洞社會之中，中國社會從事經濟建設和制度建設的活力和動力由此斷送。區區幾十萬人的滿清八旗軍隊能夠征服整個中國，並且推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野蠻政策；孫中山的革命，自始至終一直在外國勢力的參與下進行；陳獨秀創立的中共，打一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拿著盧布幹革命的支部；被奉爲”民族魂”的魯迅，只能在上海的租界和半租界裏養家糊口討生活，就是極好的證明。
基於以上事實，筆者認爲：國湧的”（中國社會）最缺少就是獨立於世俗力量之外的精神力量”的說法是不能成立也不合時宜的。在”上帝已經死了”的今天，淩駕於《世界人權宣言》所要求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的多方位全開放的人道平臺之上，重造和移植形而上的”精神維度”，也已經不再可能。當今的中國社會，最缺失和最需要的，應該是像日本、韓國、臺灣、南非、印度乃至當今的阿富汗那樣，通過爭取國際一切可能的人道支援、經濟支援和政治支援來推行自由貿易的經濟建設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建設。腳踏實地的經濟建設和制度建設比起宗教、准宗教的”獨立於世俗力量之外的精神力量”，會來得更爲實際、更爲人道也更有力量。
比起緬甸女英雄昂山素姬、印度聖人甘地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中國的丁子霖、劉曉波、楊建利等海內外的仁人志士在”精神力量”方面並不遜色，國湧本人也是這些仁人志士中的一位，只是在與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傳統社會一脈相承的黨本位加官本位的當今社會裏，他們暫時還處於被絕對壓倒的無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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