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后，“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漸成歷史學家的使命。特別由于毛澤東“階級斗爭，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之引導，以“階級斗爭”涵蓋一切、解釋一切的傾向日漸泛濫，對中國几千年歷史一概否定、對農民起義一概推崇成了社會公論。經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學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甚至科學家、文學家，不是被說成是“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就是被定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澤東所說：“梁山的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時的梁山雖然沒有產生馬列主義，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基本上是符合馬列主義的。”（１）于是，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史書上有名有姓的，除開陳胜、吳廣、黃巢等几個造反想當皇帝沒有當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過了几天皇帝癮又被赶下台的“農民起義領袖”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國歷史上几乎沒剩下几個好人。
在大躍進引發大飢荒、無數人餓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兩年間，毛澤東稍事收斂，沒搞政治運動，也不再言必稱“階級斗爭”。那是他執政二十七年間舉國政治形勢最為寬松的兩年，也是后來所說的“牛鬼蛇神紛紛出籠”的兩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乘此机會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轉那种把中國歷史說得一團漆黑的傾向。其主要觀點為：“不能因為進行階級教育，就對自己的歷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把自己的歷史寫成蒼白無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惡的垃圾。”（２）“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國古代史說成了漆黑一團，說成是一堆垃圾，說成是罪惡堆積。”“地主階級的統治比奴隸主的統治總要好些……不能因為它們是剝削制度就一律罵倒。”（３）“在我國歷史上，每一個時代或每一個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歷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將相。我們應該以有這些杰出的歷史人物而感到自豪。”（４）“有些同志簡單用階級成份作為評論歷史人物的標准。很多歷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為別的什么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出身于地主階級。……好象不如此，就會喪失階級立場。”（５）
可是好景不長，三千万人餓死的慘劇剛結束，毛澤東剛緩過勁，就又鼓吹起“階級斗爭”來。從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勢又趨嚴峻。在“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氛圍里，后來在文化革命中成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重要成員的關鋒和戚本禹，分別寫了題為《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問題》和《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點名地批判翦伯贊，掀起了第二場“史學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后期的主要人物、職掌軍政大權的將領。在其放棄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納后，他決心死守殉國。被清軍俘獲處死前，他寫了一篇《自述》，記載本人參加太平天國活動的經過。鑒于天朝已覆亡，為免部屬被屠戮，他說了些稱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話，希望他們收降部眾，“不計是王是將，不計何處之人，求停刀勿殺，赦其死罪，給票給資，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認賊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蘇州拙政園門口高懸的“太平天國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廳里描繪李秀成召集軍事會議情景的畫也就成了為叛徒樹碑立傳的標記而被摘掉。（６）
對這种“一律罵倒”的“史學革命”，許多學者持反對意見。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召集部分學者開會。會上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戚本禹“文章的基調是錯誤的。不能這樣否定法，這樣否定，歷史上的人都沒有可以肯定的了。”（７）翦伯贊則認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寫成的，不能由此推斷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說戚本禹的文章“給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說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國歷史必須重寫。”（８）
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后，話劇《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會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舊演出，十月一日國慶演出了三場。戚本禹見形勢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寫檢討，江青召見了他。原來江青將他的文章介紹給了毛澤東。毛讀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９）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來，繼續寫他的革命文章。
這“史學革命”，其實就是文化革命的先聲。在“把帝王將相統統赶下歷史舞台”的口號下，除開几位農民起義的首領，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足跡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動派。比如王陽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歷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學者。他在世時曾委托江西崇義縣縣丞建了一所文廟。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屢經修建，成一組古建筑群，占地闊二十九丈，長四十丈。王死后，后人為紀念他在文廟東側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歷史。几百年來，王陽明一直是當地人的驕傲。但他巡撫江南時曾鎮壓過福建、江西的農民起義，是為“反動派”，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筑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當局平毀無遺。（１０）
這“史學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許多大學取消了歷史專業，一些師范學院的歷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綜合大學幸存下來的歷史系，學生所學的也只剩下兩個“四史”：即中共党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農民戰爭史、帝國主義侵華史；（貧、下中農）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１１）
這“史學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大廈將傾的王朝末年，肆無忌憚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總是少數。兩袖清風的官員代代都有。晉代廣州刺史吳隱之，任內粗茶淡飯，离職回京時不帶土特產。船出廣州，發現妻子帶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將他投沉香處命名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清官。明代于謙，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還京時不持一物。人傳其詩：“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明朝回族官員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帶著棺材上朝，對皇帝直言面諫的事跡最為人稱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是一個，大學者段玉裁也是一個。段氏告病辭官，從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鄉江蘇金壇，帶回七十二個箱子，除了書還是書。他死后，儿子不得不變賣家產才將其《說文解字注》刊刻問世。一八三八年，林則徐离京赴粵查禁鴉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縣，“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備辦整桌酒席……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暗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則須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參。言出法隨，各宜檁遵勿違。”（１２）林的清廉，共產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澤東卻認為林則徐既是清廷的官員，就屬剝削階級成員：“鴉片戰爭，就群眾來說，是階級斗爭，對林則徐來說，是中國剝削者對外國剝削者的斗爭。”（１３）用這“階級觀點”一套，貪官污吏是剝削者，林則徐也是“剝削者”，清官貪官沒有區別。
于是，奉“毛澤東思想”為皋圭的學者在《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論證“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階級國家的机件，都是農民階級的死對頭。”“一些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吏在‘緩和’階級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統治階級。”“而封建統治存在一天，農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緩和階級矛盾’，就是維護人吃人的制度的同義語。”（１４）清官打著為民除害的旗號，剪豪梁、除貪官，使社會的階級矛盾得以緩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騙性。“清官比貪官更坏”的說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開。歷史學家吳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持的就是上述論調：“海瑞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是海瑞全部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１５）
吳在《論海瑞》中所說本是歷史事實：“海瑞在當時，是得到人民愛戴，為人民所歌頌的。……他得到廣大人民的稱譽、贊揚，被畫像禮拜，被謳歌傳頌，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絕。他的事跡……一直到今天，還流傳在廣大人民中。”（１６）可是《人民日報》發表的調查報告，將海瑞在江西興國任知縣時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壩种樹，是“為自己沽名釣譽”；丈量田畝，“是為了減輕地主階級的負擔”；墾荒移民，目的是“把農民進一步束縛在土地上……為地主勞動，不致于把他們‘逼上梁山’。”他蕩平山寨、誘殺綠林大王，所以是“一個陰險、狡猾、偽善的，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一九四五年時的國民党政府的縣長修過一條馬路，命名為“海瑞路”，這也成了海瑞是個“反動派”的佐證。“海瑞是地主階級的代表，是地主階級壓迫、剝削農民的幫凶，是鎮壓農民革命的劊子手。這就是歷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結論則如其標題所言：《歷史的真實宣告了“清官”論的破產》。（１７）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該文毫無學術气味，用“天下烏鴉一般黑”和“剝削和掠奪是地主階級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卻大獲毛澤東青睞，兩次稱贊戚本禹，說“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寫得好”，“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１８）
戚本禹學問雖少，口气卻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在中共中央辦的《紅旗》雜志刊登，宣稱要“堅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批判和改寫全部歷史”。（１９）此時，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已經徑自行動起來。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除十几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跡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赶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屬國務院文物保護單位的晉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爛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長鄭林聞訊赶去，只從廚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貼金的台駘（流經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２０）
英裔學者戴乃迭（中國學者楊憲益的夫人，二人是《紅樓夢》的英譯者）奉命將《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譯成英文。她見《紀要》將中外文化遺產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譯完畢交稿時，夾進了一個條子：“你們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墳，你們挖去。你們不能挖外國人祖先的墳墓。”（２１）的确，洋鬼子暫時還不能橫掃，中國大地的祖墳卻任由我們挖。
中共自執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馬遷《史記》載，中國獨特的方塊漢字為黃帝史官倉頡所造。倉頡墓在山東壽光縣，歷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壽光縣當局卻認為它“解放”了壽光，那是開天辟地的偉績，倉頡何足道哉。他們在倉頡墓院內建了個“解放壽光紀念亭”，將倉頡墓院改成了不倫不類的“烈士陵園”。一九六○年“烈士陵園”遷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毀。刻有“倉頡之墓”的石碑不可尋。（２２）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學，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漢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寫下名篇《秋風辭》的山西万榮縣后土廟，也破天荒地被中學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指揮“全民煉鋼”，扒毀無數古跡之余，又說不應讓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議平墳，各地毀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東益都縣歷史上出過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趙秉忠兩名宰相，兩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毀。
如果說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墳還多少有點經濟動机的話，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墳”運動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義對民族文化的大掃蕩。
當年五月毛澤東提出“一切牛鬼蛇神”（２３）的新名詞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心領神會，口授《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發布全國。大規模清洗的號角就此吹響，比以往歷次運動更殺气騰騰的風暴在地平線上升騰。上海复旦大學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說：“五千年祖國优秀文化從此將被淹沒了！”（２４）
十几年來“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輸“階級斗爭觀點”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時的大學生、中學生，對歷史的一星半點知識，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進步”和“反動”，“工農兵”和“帝王將相”。他們砸祖墳的根据僅是一本《毛主席語錄》。正如當年十一月北京師范大學紅衛兵女頭頭譚厚蘭等在山東曲阜砸孔子墳前，就孔府、孔廟、孔林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事，給國務院的“抗議信”中所說：“毛主席說：‘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謂文物，也只能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毛主席諄諄教導我們：‘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种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２５）
這批文化革命的闖將，唯一的專長便是貼階級標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砸爛舊世界”的口號激勵下，他們把与歷史人物有關的文物全都當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標，成為毀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墳的主力軍。
這是中國歷史上文物損失最嚴重的一次。這片古老的土地有過洪水，有過地震，有過天火，有過兵燹。可是無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語。在一個層層控制了社會的党的號令下，全國同時展開的大清掃，其毀坏力之大，破坏之徹底，使兩千年來任何一場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場兵燹加起來也不能破坏得那樣徹底。讓我們由遠及近，從中華民族的始祖說起罷。
中國人一向自稱“炎黃子孫”。据史料記載，炎帝神農氏是我國上古時代姜姓部落首領，晚年巡視天下時在今湖南酃縣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縣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斷。中共執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２６）
四千年前，大禹帶領人民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將相，在橫掃之列。于是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一九八一年修复）（２７）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東曲阜安息了兩千四百多年，碰到史無前例的毛澤東時代，竟也成為清算對象。十月間，已成中央文革大員的戚本禹通過《紅旗》雜志負責人林杰指使北京師范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為孔子是“万世師表”，刨孔子墳的歷史使命理應由未來的教師們承包。
十一月十日，譚厚蘭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師范學院聯合成立“討孔聯絡站”。砸孔墳前，他們請示了戚本禹，戚又請示陳伯達。十二日，陳批示“孔墳可以挖掉。”（２８）他們便砸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掃蕩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師范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討孔戰士”的實錄：“由紅衛兵和貧、下中農組成的突擊隊，帶著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們掄起頭、揮舞鐵掀，狠刨孔老二及其龜子龜孫們的墳墓。經過兩天的緊張戰斗，孔老二的墳墓被鏟平，‘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獲得新生了！”（２９）
周予同教授專治經學，因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東曲阜，被逼著親自動手挖孔子的墳墓。當孔子的塑像被拉著游街時，周予同、高贊非等參加過一九六二年“孔子討論會”的學者被拖在后面，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連續兩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大會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匯報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們拉了出來，‘万世師表’的大匾被我們摘了下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我們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３０）
孔府、孔廟、孔林，共計有一千多塊石碑被砸斷或推倒，燒毀、毀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冊書籍被燒毀或被當做廢紙處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墳墓被盜掘。文革后國家花費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為盜墓者私藏的金銀財寶。（３１）
毛澤東對那個“致敬電”雖未置詞，但他后來說過“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３２）的話，寫過“孔子名高實秕糠”的詩句。“毛主席語錄”是紅衛兵行動的依据，毛澤東思想給他們掘墳的膽量，這是毫無疑問的。
由于戚本禹稱贊譚厚蘭們“造反造得很好！”（３３）掘墳風迅速傳遍全國。除了挖不著的，凡史籍中挂了個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墳。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項羽（公元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与劉邦逐鹿中原，項羽被劉邦圍在垓下（今安徽靈壁縣東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項羽突圍至和縣烏江畔自盡。劉邦成王，不以為敗者項羽成寇，降旨在烏江畔項羽自刎處修筑有九十九間半屋（因沒當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間）的霸王廟。虞姬死處亦建了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為反動派，“橫掃”之后，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后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西漢時，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頻頻入侵、劫掠我中原農業地區，我人民生命財產時在鐵蹄威脅之下。青年大將霍去病（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７）屢次領兵擊退入侵者，為國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礎。漢武帝要為他營建府第時他的回答“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兩千年來一直是為保衛民族生存而獻身的英雄的座右銘。他二十四歲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絕。老百姓以為到他墓前燒香，疾病就會霍然而去。要說這是迷信，与霍大將軍并不相干。可是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于一旦。
東漢名醫張仲景（生卒不詳）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是中醫經典。近兩千年來一直受國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陽有個建于明代的“醫圣祠”。如今醫生也算牛鬼蛇神，“醫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張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隨后，好象“醫圣祠”已不复存在，當局將祠院所屬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來，對歷史上自己家鄉出的名人，老輩們一向視為榮耀；相傳諸葛亮（公元１８１－２３４）“躬耕于南陽”，對于這“南陽”是在河南南陽還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爭。但共產党思想灌輸下成長的年輕人，卻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頭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個地主份子。”這是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閻長貴的名言。（３４）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陽“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紅衛兵的革命目標。“‘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３５）這是“武侯祠”有史以來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鐵騎入侵時毀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戰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國軍駐守武侯祠，在激戰中被前去攻打的日軍炮火擊毀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這第三次破坏卻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干的。
“天漢遙遙指劍關，逢人先問定軍山。”公元二一九年，劉備在漢中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斬曹操大將夏侯淵，遂自立為漢中王。十五年后，諸葛亮病篤，臨死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需器物。”其亮節高風不輸當今中共“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頂的“古定軍山”石碑，也因諸葛亮是個“地主份子”而被砸毀。（３６）
書圣王羲之（３０３？－３７９）死了近一千六百年，從未有一個中國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雖是山東人，晚年稱病棄官后卻長住今浙江嵊縣金庭鄉。他的舊居金庭觀、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廬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維護，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縣子孫認為王羲之曾任右軍將軍，也是反動派，將王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几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書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３７）（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紅色風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這里遍地是“四舊”，到處都是革命對象。藏王松贊干布（６１７－６５０）定都拉薩，創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６８０），并引入中原先進技術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親自主持塑造他們二人的塑像，安放覺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陳毅副總理率中央代表團前往祝賀時，曾參觀該寺并囑咐寺內喇嘛好生守護。但如今講階級成份，松贊干布是大農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頭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對已有一千二百年歷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當然逃不脫。一千年來，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于一旦。不過，“破四舊”的人們辛辛苦苦將石砌的地宮拆穿，卻什么也沒掘到。原來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時曾破坏包氏陵園，以后重修包墓時誤把包夫人墓當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實所在記在心里，以口相傳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結束，一位七十多歲的守墓人說出真相，考古學家們才找到了包墓。（３８）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飛（１１０３－１１４２）雖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經鎮壓過江西農民的起義，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飛老家河南湯陰縣几百年來香火不曾斷過的岳廟，如今自然是頭號掃蕩對象。接受了毛澤東思想的湯陰縣中學生，不以岳飛為榮，反以為恥。他們開到岳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党”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３９）
當年岳飛父子在杭州風波亭被害，所以歷來的杭州人也視岳飛為家鄉的英雄。當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飛當做階級敵人，不僅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題外話：一九七三年筆者從岳廟后面的破牆溜進去，對滿是荒草的岳墳的墳坑舉起像机時，管園子的工人大聲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建立蒙古國，西侵歐陸，涂毒生靈，与中國本不相干。他死時，國號并不叫“元”，中國更不是那帝國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國無關。紅衛兵只知道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內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曉得中共也曾奉為“中華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時，曾將他的像懸挂在中央，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兩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將相，便將他的陵園砸了個稀爛。
明太祖朱元璋（１５９２－１５４９）本是江蘇人，因幼時隨父逃荒到安徽鳳陽，遂自認為鳳陽人，并在鳳陽建了皇城。明末陝西人李自成殺到鳳陽，燒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墳。但他只有大刀長矛，破坏得不夠干淨。毛澤東時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藥，可以把石人石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淨。（４０）這才算徹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早被《人民日報》批倒批臭。紅衛兵不遠千里赶到海南島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墳，挖出他的遺骨游街示眾，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務。
明朝一代名相張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任內改革吏治，推行“一條鞭法”，應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榮。如今江陵的紅衛兵只認革命不認祖宗，砸毀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書袁崇煥（１５８４－１６３０）被中了离間計的崇禎帝以通敵罪冤殺、棄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屬冒死收殮其尸骨，并囑后人世代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軍入關。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將官的后人繼續為袁守墓，并代代相囑，一傳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葉恭綽、柳亞子、李濟深、章世釗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對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墓加以保護。那時毛澤東曾批复“應予保護”（４１），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橫掃，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墳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楨朱由檢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稱帝，號弘光，御史何騰蛟（１５９２－１６４９）總督河南等五省軍務。清軍漁人得利，俘獲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總理軍政，集明軍及李自成余部，繼續抵抗清軍。隆武被俘處死后，何又輔佐永歷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軍打到貴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將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漢陽為人質，企圖脅迫何投降。何答以“為天下者不顧其家，為名節者不顧其身。”兩年后，何被俘，回答勸降者：“吾頭可斷，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絕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縊。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誠”，將其遺骸遷至黎平故里安葬，并為他建了祠。彈指三百年過去，頭腦里滿是毛主席語錄的黎平中學生，不僅將山里古廟中的佛像掃了個一干二淨，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的墓給挖了。（４２）
中國文學巨著《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誕生地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几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游記》成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就“被毀為一片廢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東人蒲松齡（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齋志异》五百篇，只講神鬼狐仙，不講階級斗爭，足證其反動透頂。可惜紅衛兵掘開他的墳才明白，教書匠蒲松齡真窮，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于野。虧得一位旁觀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國家一級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縣是《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鄉。《儒林外史》專為“反動封建文人”樹碑立傳，作者吳敬梓也屬反動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吳敬梓紀念館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也被革了命。（４５）當來客向該縣革委會主任打听吳敬梓舊居的情況時，那主任竟瞪著眼睛反問道：“吳敬梓？吳敬梓是哪個公社的？”
山東堂邑（今聊城）人武訓（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喪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繼續行乞，終生以興辦義學、教育鄉民為己任。當地人把武訓視作驕傲，他的事跡婦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國，毛澤東登台不久就發動批判運動，將他罵得一錢不值，并派江青領隊，興師動眾地到堂邑武訓老家調查，宣布武訓是個“殘酷剝削農民，甘作封建統治階級孝子賢孫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長大的中學生，除听說武訓是個“反動派”外，對他一無所知。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他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后焚燒成灰，算是徹底打倒了武訓。（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張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賞賜的錢在家鄉河北南皮縣辦了一所中學。如今該中學的紅衛兵在批斗張之洞的后代、焚燒張家書畫之余，又決定刨張氏的墳。他們手執皮帶，驅使“黑五類”刨開了張氏的墳。不料，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遂命令“黑五類”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尸體吊在樹上。張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體吊在樹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監，其中以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最為豪華、壯觀。附近小學校的校長和老師被學生赶去，鑿開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師們費了几天才鑿開的墓穴里，只有頭骨，不見尸骸，衣袍內滿是珠寶。歷史學家從此又添了個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舊”中還有許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廣為知曉的古墳被砸毀。例如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于‘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贅舉。
走入二十世紀，中國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犧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變法”的主角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來主張君主立憲，反對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個“保皇派”。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氏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展覽結束，康氏顱骨無人過問，幸得展覽館的美術工作者王集欽悄悄收進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時，方得將康氏顱骨收殮安葬。（５０）遠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園林，四洲游遍未曾見”的對聯是康有為撰寫的，也同時被砸爛。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綏鐵路（北京至張家口）是中國第一條由中國工程師主持建造的鐵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華工程師學會与京綏鐵路同人在該鐵路穿越八達岭的青龍橋車站為他建了個銅像。几十年來，從北京來訪八達岭的游人到此下車，莫不瞻仰詹氏銅像。但詹氏十一歲赴美留學，二十歲歸來，顯然屬于毛主席划定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北京鐵道學院的紅衛兵覺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銅像也好。他們扛著紅旗，舉著《毛主席語錄》，沿著詹氏建造的鐵路而來，砸掉當時政府總統徐世昌頒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銅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銅像凄冷地躺在青龍橋車站上時，遠在南方的廣東，另一位不為很多國人所知的鐵路修筑者的銅像也成了革命對象。工程師陳宜禧在花甲之年從美國回到家鄉后，發起倡議集資修筑民辦新宁鐵路。他投入變賣全部家產所得的六万兩白銀，并得到海外華僑鼎力支持，經十四年努力，終于建成三百里鐵路。后人紀念他，鑄了個銅像。他十足是個資本家，怎配樹碑立傳？紅衛兵開到，將銅像整個毀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覺民、喻培倫等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受傷被捕，從容就義。清朝覆亡后，國民党人在黃花崗建烈士陵園，以七十二塊巨石組成石旌，以紀念起義中犧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執政后，只砸了石旌頂部的國民党党徽。現在不同了，國民党的烈士就是我們的敵人。陵園內凡有關國民党的標記全被鏟除，石刻的紀念碑文也被斫得滅痕處處，無法卒讀。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中華民國”是國民党的，當然反動。南京的革命便從新街口廣場的孫中山銅像開始。紅衛兵在銅像上張貼“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時內拆除。市委向國務院請示后，連夜拆除銅像。但拆遷過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銷毀，不讓遷走。市委書記聲明按周恩來指示辦事、遷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運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來對北京紅衛兵代表講話，說孫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們合作……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搞掉孫中山的銅像，這不好。地方不合适換個地方嘛！……他有對的有錯誤的，因為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的夫人從合作后，從來沒有投降蔣介石……到她家貼大字報不合适。有人說她生活資產階級化，她本來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個革命的鳳凰，不能因為妹妹是蔣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５１）
宋慶齡因而無恙，但她父母是資本家，還是牛鬼蛇神，他們在上海的墓被砸。宋慶齡請廖仲凱的女儿廖夢醒把情況告訴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園。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耍了個小動作，新立墓碑時沒照原來的墓碑重刻。原來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慶齡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個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農田。
孫中山不久，握有兵權的袁世凱逼孫讓位，自己當了總統。后來又复辟帝制，給自己加冕，在國人一片反對聲中當過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歸葬老家河南安陽。因為是反動派的頭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馬被推倒，墓則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舉義旗，率隊攻打清政府湖廣總督衙門的吳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勛。一九三八年武漢淪陷時，他因病滯留在漢，被日本人發現，逼迫他出任偽軍總司令。吳堅不允諾，被日寇軟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為他舉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開，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國民党。（今已重修的吳墓在武昌首義公園。）
辛亥炮響時在上海響應起事，奠定東南大局的李平書（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滬各界人士集資鑄其銅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銅像，曾將其深埋地下，抗戰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銅像被橫掃，不久作為廢銅爛鐵賣給廢品回收店，轉而送進了上海冶煉厂。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介石舊居，蔣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宁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５２）
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國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上將，當年總部設在湖北南漳縣。如今南漳縣張公祠的張氏衣冠冢和為紀念他而立的三個亭子均被破坏。廣西貴縣，“石達開紀念館和桂東南抗日起義烈士碑被嚴重破坏。”（５３）
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興建“航空烈士公墓”，將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時犧牲的三十多飛行員烈士的遺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來日寇占領南京，在大屠殺的同時還搗毀“航空烈士公墓”，揚棄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遺骸。一九四六年春，國民政府舉行公祭、公葬，將八年抗戰中犧牲于全國各地的一百多空軍烈士，以及為中國抗戰獻身的一位美國教官、四名蘇聯飛行員遷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紅衛兵開到公墓，根据“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最高指示，將烈士墓徹底搗毀。他們干得比當年日本人還徹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丟棄失散，以至后來重修時所有的墳都成了衣冠冢。（５４）
原國民党師長張輝瓚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紅軍生俘后處死，遺體后被運回家鄉湖南，埋在長沙岳麓山。蔣介石題墓碑“魂兮歸來”。中共執政后在墓前釘一木板，寫明其反動經歷。但紅衛兵認為張某太反動，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爛了他的墓。
和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的原西北軍首領楊虎城將軍，雖因此被國民党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党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５５）
一九三七年上海淪陷時，外國租界的法院仍執行中國政府的職權。法院刑庭庭長郁曼陀堅不与日本占領軍和漢奸政權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彈的恐嚇信后仍堅守崗位，終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殺。抗戰胜利后，在他的家鄉浙江富陽縣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屬頒發了有毛澤東簽名的“烈屬證”。現在，血衣冢被蕩平，碑石砸斷后不知去向。
國民党軍人戴安瀾將軍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緬甸，与英、緬軍協同對日作戰，曾救出英軍一個戰車團，五月間戰死時僅三十八歲。同年十二月他的遺體運回中國時，毛澤東送了挽詩，周恩來送挽詞“黃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朱德、彭德怀兩位正副總司令合送了挽聯。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將他的遺骸自貴州遷葬安徽蕪湖市郊，与其家鄉無為縣隔長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可才過了十年，戴氏墓園就被砸了。（５６）
杭州人文薈萃，也是眾多歷史人物的的長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歷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爛平毀。傳誦千古的詠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作者，宋代詩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毀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親征被俘，大臣于謙（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擁立景帝，主持抗敵，胜利迎還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謙被誣陷謀反處死，歸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視為忠烈英雄，如今卻因他曾鎮壓過農民起義，也被刨了墳。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了犧牲。（５７）
資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華僑富商陳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鄉廈門辦學數十載，出資辦了小學、中學、師范、水產、航海、農林、商科諸學校，統稱“集美學校”，國人稱是當代武訓。他早年曾參加同盟會，以巨款支援孫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積極募捐支援國內抗戰。但他是個資本家，他辦的學校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立王國”。校園被關閉，校產被瓜分。陳氏族親近千人被強迫遷居閩西山區。他的墓及紀念碑石雕均被砸。（５８）
地主份子更逃不脫。前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的祖父楊定九是四川潼南縣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國平墳時，他的墓受楊尚昆蔭庇而逃過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楊被毛澤東定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長”。他那地主祖父的墳也就被家鄉的紅衛兵挖開平毀了。紅衛兵戰績輝煌，掘出了“金銀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５９）
近代“反動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詩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飛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縣東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當地名胜之一。中共進城后，徐即被指為“鴛鴦蝴蝶派”、反動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園當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費時月余才在一塊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斷了的墓碑。（６０）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蔣介石要發表一個《告全國國民書》，讓軍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內交卷。郭把這事交給了名畫家傅抱石。所以，全國人民讀到的那份蔣介石“抗戰文告”，其實出自傅抱石之手：“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男女老幼，一致團結起來抗戰……”。（６１）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紅衛兵徹底掃蕩。
几年前去世的名畫家齊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對紅衛兵咒罵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學生用鎬頭、鐵鍬砸毀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畫家徐悲鴻并未被批判攻擊，他的墓是紅衛兵在情況不明的混亂中連帶著砸毀的。周恩來說是“被坏人搗毀”，（６２）實在是冤枉了紅衛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國公墓。為肅清其流毒，紅衛兵刨開他的墳，拋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務。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來。同為上海作家的巴金嘆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給鏟平后，什么都沒有了。”（６３）
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親自加了一段話：“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６４）六月七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傳達政治局會議精神時說：“我們農口（即農、林、牧、漁業各部門，丁注）有許多單位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掃除他們的毒害。……大家都要積極投入這個斗爭。”（６５）農口的“反動學術權威”便成橫掃對象。原蘇北農學院院長馮煥文一生從事畜牧學、果樹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歸葬老家江蘇宜興。今被追認為“反動學術權威”而慘遭掘墳、砸碑、焚尸之災。（６６）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長，命運与馮煥文一樣。他的骨灰被從八寶山公墓取出，當著許多學者的面，砸碎后澆上汽油焚燒。
中共早期領導人、原北京大學學生領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評梅熱戀。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遺愿，將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興建陶然亭公園，遷建高、石之合葬墓。紅衛兵認為那有違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一舉砸毀。（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紅軍突圍長征前，曾做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動。可是當時他已在党內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數人不同意帶他走。党的負責人張聞天孤掌難鳴，只好看著他留下。（６７）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蔣介石曾派人勸降，被瞿嚴詞拒絕。但他有感于党內斗爭之殘酷，情緒不高。他集唐人詩句書寫了一闋《浣溪沙》贈送獄中的軍醫：“廿載浮沉万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栖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６８）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寫了一篇長文《多余的話》，動机是“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著，象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党的領袖确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６９）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著《國際歌》，走到一塊草地，說“此地很好”，然后面對行刑者的槍口就義。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与周恩來等談話時，提及瞿秋白，說：“《多余的話》我看不下去，以后宣傳革命烈士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多宣傳方志敏。”（７０）言外之意，瞿氏是個“叛徒”。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內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來親筆題寫的。毛澤東既給瞿氏定性，他便跟風轉向，在政治局作報告說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叛變了革命。紅衛兵得知周恩來報告的內容，便到八寶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緊表態：“碑上有我的題字。我當時認識不清。”“我們應當向青年歷史學家戚本禹學習……”（７１）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學院的紅衛兵再登八寶山，并向全國告示：他們“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寶山”。（７２）
至此，中國歷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掃了一遍。但這時在毛澤東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紅衛兵漸失斗志，沒勁再革古人的命。砸墳運動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殮尸造墳本是“四舊”。可十年后毛澤東死去，中共卻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門廣場，占据了原來廣場上僅有的一塊供人休閑的綠地。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滑稽的歷史諷刺嗎？
注釋
（１）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９２頁。
（２）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報》。
（３）《江海學刊》一九六二年六月號。
（４）同（２）。
（５）同（３）。
（６）《鐘山》雜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頁。
（７）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國人民大學新人大公社宣傳部刊印的《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罪行錄》第七十八頁。
（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報。
（９）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頁；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第三一○頁。
（１０）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志》第五一一頁。
（１１）摘自《四川師院學報》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內為引者所加。
（１２）轉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約集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和無党派民主人士談話記錄，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學習資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頁。
（１４）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報》。
（１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匯報》。
（１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１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１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生等同志的談話，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學習資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四、二二七頁。
（１９）《紅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閻長貴的文章。
（２０）《鐘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頁。
（２１）《文匯》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頁。
（２２）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２３）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刊印的《學習資料》（續一）第三六九頁。
（２４）《歷史在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記實）》第二卷第１２頁。
（２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討孔戰報》。
（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報》。
（２７）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２８）一九八六年群眾出版社《歷史的審判》（續集）第二十二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宮的講話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等聯合匯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以下簡稱北化《參考資料》）第四冊第１２-９、１２-１０頁。
（２９）同（２５）。
（３０）同上。
（３１）《新觀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頁。
（３２）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對埃及副總統的談話，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四七○頁。
（３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宮的講話摘要，北化《參考資料》第四冊第１２-９頁。
（３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閻長貴接見郵電科學院兩派代表的談話，北化《參考資料》第四冊第１２-４２頁。
（３５）一九八九年版《南陽市志》第７３１頁。
（３６）一九八九年版《勉縣志》第６２８頁。
（３７）一九八九年版《嵊縣志》第４６１，４６３頁。
（３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報》。
（３９）一九八七年版《湯陰縣志》第三十七頁。
（４０）《時代的報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頁。
（４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頁。
（４２）一九八九年版《黎平縣志》第３８頁。
（４３）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４４）《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頁。
（４５）《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頁。
（４６）袁永松、王均偉編著《左傾二十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第二八六頁。
（４７）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４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報》。
（４９）一九九○年版《安陽縣志》第八十九頁；《黑龍江四十年》第３７６頁。
（５０）江蘇《樂園》雜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５１）北化《參考資料》第三冊第９－３頁。
（５２）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５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頁。
（５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５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５６）《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頁。
（５７）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報》。
（５８）香港《鏡報》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頁。
（５９）一九六七年十月國際關系學院革命委員會批楊戰斗隊編印的《三反分子楊尚昆的罪惡家庭及反動言論摘編》第一至二頁。
（６０）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報》。
（６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６２）中共中央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党史資料》第四十六集第１３０頁。
（６３）巴金《隨想錄》第一集。
（６４）中共党史資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第三十四頁。
（６５）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學《新北大》編印的《打倒資產階級反攻倒算的急先鋒－－譚震林》第六十三頁。
（６６）一九九○年版《宜興縣志》第八四二頁。
（６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頁。
（６８）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學院《討瞿戰報》編輯部編印的《討瞿》第一○一頁。
（６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頁。
（７０）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与周恩來等的談話，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學院《討瞿戰報》編輯部編印的《討瞿》第三頁。
（７１）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來接見中國科學院雙方代表的談話。
（７２）同（７０），第一二八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