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日訊】一次值得注意的演講
兩年前，于建嶸博士在香港作了兩次演講。其後，在那些演講的基礎上，又在北京大學作了另一次演講。最近，也就是經過將近兩年之久，于博士演講的講稿在網上披露出來，可見它受到相當大的重視。同時，幾個月前曾有過一個傳說，說是胡錦濤總書記看到于建嶸博士的一篇文章，甚是欣賞，決定撥款一百萬元，資助他繼續研究有關的問題。把兩件事聯繫起來看，倘傳說屬實，那麼胡錦濤所欣賞的是否就是這一篇演講呢？他欣賞的又是什麼呢？就值得思索一番了。但是我覺得即使和胡錦濤完全無關，于建嶸博士的演講，以及他的博士論文《岳村政治》也很值得我們重視……
演講的題目是《終結革命：背棄承諾抑或重構價值——解讀二十世紀中國工農運動》。第一部分講的是共產黨如何通過知識精英從社會底層動員工農群眾投入革命，取得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勝利；第二部分題目是《被異化的革命勝利成果》，說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演講人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系列革命性變遷？以及在這一系列的結構性變遷過程中工人和農民獲得了什麼？他回答了後一半問題；前一半卻說錯了。重要的是第三部份：《革命終結後的政治遺產》。共產黨曾經對工農、特別是工人的地位提得很高，把工人階級神化、神聖化了，也對工農做過很多的許諾。但是改革開始以來，「權力、資本和知識的聯盟壟斷了全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工人和農民社會邊緣化程度加劇，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具有不可逆轉的排斥性的體制。」於是以前許下的種種歷史承諾就成了「一份不能迴避的政治遺產。這種政治遺產對於執政黨以及全社會而言，可以說是一種歷史負擔，也可以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稱它為負擔，是因為現在實行的所有政策都和當年的許諾相反，無法自圓其說。說可能是財富，是因為它們「可以使執政黨獲得工農大眾對其合法性的廣泛認同，並為全面遏制正在強化的排斥性?擉豱ㄗ悀O量。」但是能不能做到，就「需要執政者表現出真正的智慧和勇氣」了。做不到又會怎樣呢？「這種排斥性體制具有巨大的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為隨著改革合法性的喪失而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動亂。」
太多的預言，一概沒有兌現
大約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人們就開始議論社會動亂的事了。記得我一九八八年來到美國後，幾乎每次演講都會談到這個問題。但是當我在一九九四年見到梁曉聲在《九三斷想》裡寫到這個問題時，仍然不免心驚肉跳。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上半年，有一天一位在某縣縣委工作的朋友到他家看望他，說起縣裡老百姓對於黨員幹部受禮受賄幾千元、萬把元就受到處分的，都很同情，因為覺得他們是替罪羊，按這個標準，副科長以上的人都可以拉出去槍斃了。又說，不久前在全縣搞了一次社會調查，居然有42%的人主張行賄受賄公開化社會化，索性由各級政府部門研究決定行賄受賄的價碼，像商品股票行情那樣每天公佈。國家還可以抽稅，這樣一來，腐敗越嚴重，受賄的數目越驚人，國家的收入也就越多了嘛；也給人民提供了方便，知道錢該往哪裡送，送多少，也不至於花了錢事情還辦不成。梁曉聲又問，「你不是說希望還是有的嗎？那個指望究竟是什麼呢？」他開始吸煙。連吸了幾大口，想過了千百遍似地說，——警察，公安，法院，如果最後連這些地方也成了權錢交易普遍之極、執法犯法肆無忌憚的地方，那……
「他說不下去了。
「我低聲問，——那便怎樣？……。
「他又吸煙，將那支煙吸得不能再短了，掐滅在煙灰缸了之後才說——那就又該造反有理了。但凡算是一個國家，總得給老百姓留下一點指望吧！……」
梁曉聲接下去就寫他如何願意和老百姓聊天，而他又如何得到他們的信任。把千百次交談歸結起來，普遍的心態是：擁護改革，憎惡現實。「我也曾問他們，——你們這些話，敢不敢對政府官員們說？他們回答——怎麼不敢說？腦袋掉了不過碗大小吧！何況他們也未必敢因為我說了幾句真話就砍我腦袋。那他們就有好戲看了！
「什麼戲？
「『革命自有後來人』！」
但是一九九四年過去了，雖然物價上漲、怨聲載道使官員很是緊張了一番，但終於還是天下太平，現在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革命」好像仍無「後來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一九九六年有一位學者來到河南省農村。他和梁曉聲不同，那塊地方本來就和黑龍江兩樣，歷史上就是天災人禍不斷，農村更是苦不堪言。黑龍江地廣人稀，一九五九—一九六二那三年「困難時期」，雖然也創造出黑土肥沃甲天下也難免挨餓的奇蹟，但畢竟不像河南，尚不屬於全國餓死五百萬人至一千萬人那幾個衛星大省，所以在那裡聽到的故事就理應大不同於黑龍江了。
二○○○年，《黃河邊的中國》問世了，就是上海的社會學家曹錦清關於他在河南省農村所作的調查的報告。那是一本奇特的書，我想和學術無關，對中國命運毫無興趣的旅遊家讀起來也會津津有味。旅遊家至少可以識破一個秘密，就是別看中國農村在江澤民時代蓋起了無數磚瓦房取代土坯房，那可並不標誌著農民的富裕。我就上了僑居海外多年又回國多次的愛國者兼旅遊家的當，苦思多年，鬧不懂江主席何以那麼愛農民又那麼足智多謀，幾年內就既能養肥數以千萬計的贓官，又讓農民家家富裕起來住進新居。直到隨著曹錦清走進南南北北的河南農家，才明白那幾間磚磚瓦瓦裡凝集著多少血淚。只要你還想給兒子娶個老婆，沒幾間磚瓦房是不行的。只好自己打坯，自己燒磚，自己建造，新房是起來了，可手裡也就一個錢也剩不下了。只要下車走進新房內看上一看，就明白所謂「家徒四壁」是什麼意思了。那和敝人三十多年前下放時在河南農村見到的景象無異：家家室內都懸有一條繩子，一家人一年四季所穿的全部衣裳，實際上也無異於全部家產，就全都掛在那裡，一覽無遺啦。唯一的改善，就是大多數人能吃飽肚子了，粗糧還變成了細糧。
可惜今天我無法介紹這本奇書，心裡真是希望中國人能人手一冊！只能寫和文章主題有關的一些事了。首先是令人十分欣賞的作者的一個觀點。那是作者向同行者所說的一段話。
「在一切社會事實中，社會情緒是最重要的社會事實，因為推動人們積極行動起來的，與其說是理智，遠不如說是普遍的社會情緒。在內地農村，這股屈辱與怨憤的情緒是普遍存在的，雖然像剛才這位蘋果園主那樣尖銳的表達形式並不多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內地絕大部分農戶的衣食和住房條件確實得到了改善，但這決不是內地農村社會穩定的充要（原文如此）條件。一方面，貧富的分化，使得『體面的生活消費線』得以不斷提升。另一方面，沉重的苛捐雜稅以及各種令人屈辱的罰款榨取了農民群眾可能進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勞動剩餘，再加上教育費用、醫療費用與農用物資價格的不斷上升，由此而激發出來的屈辱與怨憤情緒瀰漫於依然以農業為主的鄉村社會。這股情緒，由消極忍耐到公開的議論，由下跪求情到上訪上告，從小規模的聚眾鬧事，發展到較大規模的集體抗議事件，這要引起我們充分的注意和警覺。」
曹教授由黨校兩位教師陪同，剛剛訪問了一個蘋果園。五十多歲的園主，一年能有一兩萬元的收入，比種糧的農民高多了。他說，農民負擔年年加重，單是公糧一項，就比一九八三年猛增了七倍之多！「每年夏收和秋收剛一結束，鄉幹部便帶著派出所公安人員進村催徵，壓得百姓喘不過氣來。我可以這樣說，這些年來，老百姓一直生活在驚慌、恐懼之中。」曹教授接著說：「引發農村社會不滿情緒的原因與不滿情緒的可能宣泄方式，依然是十分古老的。在歷史上，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從來是引發農民集體抗議的主要原因。直到今天，中國的廣大農民群眾依然不可能通過地方民主與自治的途徑解決地方官吏的濫用職權與貪贓腐敗問題。所以，他們一方面盼望著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皇權來約束和打擊地方官吏的腐敗行為。另一方面，他們用極大的忍耐來忍受地方管理的欺壓與魚肉。普遍的屈從與忍耐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社會心態，因為它會進一步『誤導』地方官吏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中國農民從來就有『溫順』與『暴亂』這兩重性格。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說，證明他十分懂得中國農民的雙重性格。倘使我們把蘋果園主人的怨憤僅看作是個別的、暫時的發泄，那將鑄成大錯。地方當局，可?ㄦV歟！」
曹錦清教授對於毛澤東在河南留下的遺產甚是關注。他發現農民們雖然也承認現在的生活比毛在世時為好，卻仍然更喜歡毛澤東時代。一個是平等；一個是官員的清廉。
改革的奇蹟：把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變成「弱勢」的少數
現在我們手裡已經有了三部敘述農民苦境的著作。《黃河邊的中國》寫的是河南省。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寫的是湖北省。陳桂棣和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寫的是安徽。可以說中原大地農民的處境，盡在眼底了。江澤民維持穩定的兩手，一是收買「革命」老幹部和把知識分子變成一個特權階層，做得都很漂亮。另一手就是對工農和一切持異見者的鎮壓。鎮壓和群眾的鬥爭一道升級。現在光是用在對付進京上訪的便衣人數、設備和經費，就夠一個小國的日常開支了。
但是用盡機關，仍然無濟於事。我的一位死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的朋友，在一篇文章裡曾寫過「中國浸透了血和淚的土地」這麼一句話，當年我還覺得說重了。現在土地裡埋著的就不僅是血淚，還要加上地雷了。那地雷並不是不爆炸，只不過是一個一個地或這裡幾個、那裡幾個地分散爆炸，雖頻率越來越高，無奈城裡人聽不到響聲。到了中央領導人手裡，就變成一個又一個數字符號了。又因為出現的次數太多，卻並未釀成大亂，反倒證明政府的鎮壓能力不賴，不足為患。李昌平那本書，由於作者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又在鄉裡當過十六年黨委書記，只是由於帶頭實行改革，還得到從省裡到中央的支持，但終於以失敗告終，本人竟不得不掛冠而去，就別有實感和深度。那本來是寫給政府總理的一封信，反映「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這本書是我第一次見到有人把一個簡單而重要的真理公之於世：中國農村裡出現了兩個階禳A一個是幹部，一個是農民。我也是第一次得知，那麼多農村幹部居然成了放高利貸的人。李昌平所領導的棋盤鄉裡，有六千戶人家，就有六千個放高利貸的人（不全是本鄉人；除幹部外還有黑社會分子）。他們是把政府預算裡的錢挖光之後，再以高利率向政府（和農民）?騅禳C李昌平的改革，面對的主要對手，就是這幫人。看過他的經歷，你就不會對他那句話——「革命的主要對象就是幹部」感到驚異了。但是你腦子裡仍然會繞一個圈子，「怎麼過去就沒有一個人說過這句話呢？」
寫到這裡，我們就接近于建嶸博士的立論了。在他講演的結語裡，他寫道：「……。革命最終在政治行為和社會意識中都被宣告終結。工人階級也將由意識形態的領導階級回歸到了現實生活的僱傭者，並由此深刻地認識到了其邊緣化的地位。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改革初期生活得到改善的喜悅也早已失去，且被苛捐雜稅盤剝得鋌而走險了。而導致工農邊緣化的排斥性體制正在通過吸取社會發展的成果而獲得更加強大的訴異（原文如此）。這些都說明，中國社會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因為，如果在追求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不能建立以社會各階層均衡發展的公平體制來防止佔人口絕對大多數的工農的邊緣化，不能通過制度化的形式來保護工農的基本權益，不能在新的價值和意義上解放工農，那麼，要『告別革命』就只能是一種願望。」講演就在這裡結束。最後一句話很有意思，因為它涉及的正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裡最關鍵的問題。那個如此強大的「排斥性體制」，要靠什麼力量才能突破呢？防止工農進一步邊緣化的「公平體制」又要靠誰來建立？必須採取的手段又是什麼？于博士沒有談及。但他在最後一句話裡卻做了一點暗示，那就是這個問題如不解決，下一場戲就只能是革命了。
革命角F攔路虎
這是于建嶸先生在講演中第二次提到李澤厚和劉再復先生所寫的那本書（《告別革命》，一九九五年出版）。對於何以要「告別革命」，以及是否告別得了，他未置可否。這也不是本文所能正面探討的問題。但是有過同黑暗勢力鬥爭十六年歷史的李昌平先生在他的書裡卻一再地表示過他的一個心病。那就是：靠歷來的種種辦法，已證明解決不了農村的任何問題。「推進這場改革的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是棋盤鄉的人民群眾。」他似乎早已感覺到「排斥性體制」對於人民群眾的排斥和恐懼，所以才寫了這樣的話：「人的智力往往被其內心的恐懼所壓倒。穩定社會的最好辦法是運用社會力量，而不是解構社會力量，否則，社會就只能在倒退中求得暫時的穩定。」說得太準了！這豈不就是江澤民主政的九十年代的歷史嗎？
但是李昌平的痛苦也就在這裡。他不止一次地流露了這樣的思緒：「人民群眾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我卻找不到利用這個力量的合理合法的途徑。」「我多次想發動群眾，我有時感覺到自己能凝聚起無堅不摧的力量，甚至是改天換地的偉力。但我一次又一次的只能在深夜的孤獨中揭被而起。我不能和棋盤鄉人民站在一起啊！」
為什麼會那樣為難呢？江澤民不是早就在「三個代表」的偉大理論中解決了這個問題嗎？既然中國共產黨八十年如一日「始終」代表著人民，一個共產黨的黨委書記去發動人民群眾向「革命的主要敵人」亦即黨和人民的敵人宣戰，又有什麼可怕呢？
可怕的就是革命。雖然大量事實證明革命並非一定要使用暴力；雖然也有辦法不使文革期間的破壞重演，但是別的不說，它至少會擾亂一些人的安寧，還多少會提出權力和財產的重新分配問題。二十五年的改革已經走向它的反面（鄧小平不幸而言中，改革不折不扣地「走上了邪路」），一九八九年又失去了最後一個時機，引來了十五年的倒退。現如今，無論動用多少心機，逮捕和殺害多少好人，只要中國人還要活下去，要告別一場革命恐怕很難；就算暫時成功了，代價也恐怕只能更大。
《黃河邊的中國》是一本難得的書，記載了一位學者從社會底層一面觀察、一面思索，為中國農村尋找一條可靠的出路的過程。作者在前言裡寫道：「一切預設的理論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間接地來源於『譯語』。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實」，從而歪曲真相；沒有它，我們甚至無法發現『社會事實』。為了解決社會調查過程中必然遇到的這個『兩難問題』，我所採取的方法是：暫時把預設的理論框架『懸置』起來。所謂『懸置』，既非『拋棄』，又非用以套裁社會事實，而是讓一切可供借用、參考的理論、概念處於一種『待命』狀態，調查者本人則時時處於一種『無知』與『好奇』狀態，直觀社會生活本身。『無知』是相對於『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習以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敵人。只有『無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讓開放的心靈去直接感受來自生活本身的聲音，然後去尋找各種表達的概念。調查過程，其實是『理論』與『經驗』兩個層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補充的過程。只有通過這條艱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夠理解社會生活的真正理論。」
──轉自《爭鳴》2004年1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