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虐囚案的最大受損者，一為伊拉克人，二為布什政府，而且對美國的國家信譽的負面影響，也不可低估。
然而，就美國目前對虐囚案的反應和處理來說，從長遠的角度講，虐囚案將讓世界的未來受益。因為，1,由於美國在世界上的醒目地位，虐囚案把人權保護所面臨的挑戰攤全世界面前——自由美國尚且如此，逞論那些奴役性國家！2,美國國內對虐囚案的自行曝光和激烈譴責，又恰好向世界展示了自由美國的價值觀：人權具有普世的至高價值，非但不能以任何藉口被減損，反而要不斷加強道義關注和完善制度保障，以便克服人權保護的種種障礙。
在如何對待虐囚案上，無論是年輕士兵喬．達比揭露醜聞的良知，還是美國媒體的良好的職業素質和新聞良知，所凸現的不僅是美國人的道德素質和制度化的言論自由，更表現為美國價值觀對保護基本人權的高度重視。
顯然，作為美軍普通一兵的達比和作為無冕之王的美國媒體，在伊拉克戰俘的人權和本國軍人的形象之間的兩難抉擇中，也就是在普世人權和政府（甚至國家）利益之間的兩難抉擇中，二者都做到「說真話，永遠對自己說真話，對你的國家說真話。」因為，在普通美國人的誠實和美國媒體的新聞良知的背後，是美國人最引以為自傲的立國根本——自由優先和人權至上。
同時，在美國，人權至上的價值觀得到了制度安排的保障，即便某些政要們打心眼裡厭惡醜聞的爆光，但他們無法阻止美國制度下的良知者們自發捍衛人權的義舉，無法阻止媒體對醜聞的窮追猛打、對政府的決策和管理的尖銳批評，更無法阻止對虐囚案的相關責任者的司法追究。
正是由於自由美國對世界具有榜樣的地位，所以，虐囚案才會以一種舉世矚目的方式把人權的至上價值凸現在世界面前。當美國憲兵把踐踏人權的利刃指向戰俘的陽具之時，不僅戳到人權衛士的軟肋，讓美國信譽蒙羞；也戳到了世界性人權保護的軟肋，讓世界的人權事業受挫。在此意義上，從汲取教訓和警示未來的角度看，發生在全球矚目的美國身上的虐囚案，就特別有助於全世界的人權保護水平的提升，尤其是提升國與國在戰爭期間的人權保護水平。
所以，全世界對虐囚案的激烈反應，除了用公開斬首美國人來報復美國的恐怖份子（這種比虐囚更殘忍的惡行，與人權價值更加背道而馳）之外，其他的譴責和批評，無論是恨美國者表現出的抓到小辮子的幸災樂禍，還是愛美國者表達的恨鐵不成鋼的痛心疾首，只要他們是從譴責迫害人權的角度出發，無論恨者和愛者的動機如何不同，但二者兩極對立在客觀效果上皆是對人權衛士的苛責，在敦促美國嚴懲責任者和完善人權保障制度的同時，也等於敦促世界各國的政要和民眾重視人權問題。如果美國的人權保障能夠因此而再上一層樓，也將帶動世界範圍內的人權保障的提升。起碼，虐囚醜聞給世界敲響了警鐘：在以後的戰爭中，勝利國如何對待戰俘，要以美國醜聞為戒。
我認為，美國更應該聽取來自敵對者的批評。因為，敵人的批評往往更能切中要害。能夠認真傾聽敵人的批評，並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才能使一個偉大民族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兩千多年前，當雅典敗於斯巴達之後，愛雅典的蘇格拉底，不僅讚揚斯巴達，而且號召雅典人向斯巴達學習。
通過虐囚案，自由領袖對人權至上價值觀的捍衛，對於新世紀的國際關係的新規則——人權高於主權——的確立和普及大有助益，等於用反例對世界進行了一次人權高於主權的啟蒙：在人類價值譜系的排序上，人權具有至高無上的普世價值，人權高於主權和政府利益，也高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能以任何藉口來忽視之、踐踏之。種族、信仰和財富等差別，不能構成在人權上實施差別對待的藉口；主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不能構成侵犯人權的理由。即便是其他國家的人權、甚至是戰爭狀態中敵對一方的基本人權，也高於自己國家的利益和政府的權力。惟其如此，才真正體現出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正義，也才能為良性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人類性的道義共識。
2004年5月25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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