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節目：2004年6月19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當時（1979年～1988年）到外省打工的人，只有1.3億裏面的30%，這個份額還是比較小的。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家裏面呆不住了！必須到外面去找錢。而且聽那些外面打工的人一回來（1989年初～1991年），吹得天花亂墜，啊，那不得了，城市高樓大廈，什麽美女啦，什麽工資啦，吹得亮堂堂的。那個時候我很小嘛，我的幾個舅舅從外面打工回來，我特別羡慕，他們的穿著、他們的談吐，都跟我們不一樣。
黃：哈哈。
楊：我說，他們就是城市人啦！那時候我經常想：農村是這個樣子，那麽城市到底是什麽樣子？我們連電視都沒有，到底城市人是什麽樣子？穿得怎麽樣？吃什麽呀？聽他們吹成那個樣子，哎喲，那是個天堂！哈哈。很多人就開始反思兩個問題：首先，這個城市到底有什麽吸引力？第二個問題，農村到底要怎麽出路嘛？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首先，城市它確實有吸引力，它的生活水平，它的生活方式，它的基礎設施，它的資金投入，都跟你農村完全不一樣，在這些方面它太優越了。然後農村呢，很多人提出來，農村的出路無非三條嘛：第一條，集約化的經濟，集體經濟，還是像過去那樣搞，有錢大家賺，沒錢大家賠唄，想長期維持1979年到1988年的好時期的經濟狀態；那麽第二條出路，發展農村的非農産業，不僅僅是鄉鎮企業，像服務業這些也發展；第三條路怎麽走？那是最明智的–城市化。1989年初到1991年就有“城市化”的這個聲音，這在當時真的是一個“異端”，它爲很多人所不接受，很多人根本就不瞭解什麽叫城市化。
然後1992年到2004年，這個時候就不得了啦。由於1989年初到1991年這3年整頓治理期間，人們是受夠了苦，受夠了，完全是受夠了！農村裏面是抱怨非常，那個時候的社會環境是相當惡劣的，到處亂得不得了，什麽黑社會啦，車站搶啦，多得很。這些“抱怨”和“亂象”，導致很多人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沖出這個體制。我父母是1993年3月才正式到貴州去的，那麽在1992年的時候就已經有大量的異地轉移民工，這是第三個階段的第一批。1992年到2004年這將近13年的歷史，稱作是“民工潮突然爆發”，不再叫“盲流”了，叫“民工潮”，它是一個潮流。尤其是每年春運的時候，我們知道啊，大陸每年到春運的時候，這個交通是相當緊張的，像去年、前年，我到火車站去看，不得了，到處擠滿了人。比如我今年從重慶老家過來，那個時候才是3月份啊，我買火車票，我是整整買了6天才買到！民工潮是突然爆發的，爲什麽？古話說：“蓄之愈久，其發必速。”它這個壓抑得實在太久，爆發出來就是相當強烈的。
90年代中期的時候，農民工的增長速度達到一個高潮。1995年，大陸的農民工就有6600多萬人，這個數目是相當巨大的。這群人到底是幹什麽的？當時國家都重點關注，怕這些人亂。而且那時候也確實很亂，那段時間如果你到湖北、湖南，到陝西啊，還有我們重慶、四川這些地方，亂得不得了。車一停，黑社會團夥或者流氓就上來公開搶錢，比著刀子。尤其是晚上12點之後，大家在睡覺，就開始搶錢、偷錢了。治安相當混亂，各種黑社會、幫派也很多，後來就開始整治嘛，大量“嚴打”，最近幾年稍微好一些。在這將近13年裏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它到今天爲止還在繼續往前面走，還在繼續往前面走。我們家鄉的人，還有我採訪的河南駐馬店、四川瀘州等等，十二、三歲的，七、八、九歲的，都很羡慕出去打工的，都想出去打工，不想讀書了，“讀書有什麽用啊”，他覺得外面的錢很好掙。有一定盲目性，大家沖啊、沖啊，往“錢”上沖，有的甚至拿個初中畢業證就完了，身份證都沒辦，就去借別人的身份證，用別人的名字打工、進廠。而且這個狀態還會不斷地往前走、往“錢”走。（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楊銀波接下來談到了由於農民工大批地湧入城市所産生的變化。
楊：它形成這麽幾個趨勢：一個就是城鄉的分隔會被打破，過去那麽嚴格的分隔會被打破，而且會被打破得很嚴厲，不光是打破“農民不能進城”的禁忌，而且還會繼續往前大量地打破，那就是我農村人可以過你城市人的生活，我可以過你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有你城市人的生活水平，它會朝這個方向走。那麽第二個，城鄉之間的就業機構也會有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外面打工的人一回來，他在家鄉也可以創業啊，有這樣的例子。然後第三個，城市化之後又要怎麽辦？實際上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了答案。我也經常看《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這些，我看到一個現象：城市人不願意在城市裏面住，他到郊區去住，這就是城市化的第二個階段–市郊化。從農村化到城鎮化到城市化到市郊化，這麽一個過程。事實證明，打工確實有好處啊。我看過很多專門研究農民工的資料，我發現從1987年到今天的中國農民工研究，他們這些研究者是從“膽小”到“膽大”。
黃：哈哈。
楊：越來越膽大。他們一開始是小心翼翼，不敢研究，你這個是亂套啊，國家這麽大的變動，那不亂啊是不是？很多人在顧慮這個問題。可是後來還是肯定了中國農民工。首先，你農民到城裏面去，你可以增加收入嘛，可以養家嘛，是不是？然後農村的市場可以開拓嘛。然後就開始想到“城市化”，有了這樣一些比較理性的看法。這是個比較長的研究歷史。那麽我們現在再來回顧，就是農民工啊，他在實現城市化的過程中有一些泡沫，這些泡沫在過去被人們吹得很凶，每年搞什麽“創業之星”啊，表彰農民工創業這些，好像什麽呢？啊，中國農民工一下子都可以大量創業啦。那個東西按我的話說，就是“擺門面”的。哪有這麽快？差得遠，其實農民工很多資源都不足。1994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才11歲，當時我在地攤上看到一本書，有個人在書裏就指出了：中國的民工啊，不得了啦，那民工潮之後呢，能夠帶出三個效果–第一個就是創業潮，第二個就是開發潮，第三個就是建城潮。
這個在當時鬧得很凶，潮、潮、潮、潮，好像中國真的進入了“潮流時代”，像做夢一樣，農民也可以創業啊，也可以當老闆啊，很多人都不敢想象。但是在當時也實實在在地出現了這樣的一些例子：比如說在湖南省有個縣叫衡山縣，當時在它50000名打工的人當中，就有8000個人回家鄉了，創辦了120多家企業，這在當時是相當了不起的。還有浙江省的台州市，當時有40多萬的打工者，這40多萬打工者已經有近半數的打工者回到家鄉了，而且還創辦企業啊、經商啊這些，吸引了全國的20多個省的30多萬的打工者，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奇迹。現在像浙江台州、浙江杭州、浙江寧波，搞得挺好，像我姐姐、姐夫和我弟弟都在浙江寧波。除此以外，當時的一些民工創業奇迹，還有安徽省的阜陽市，四川省的富順市，四川省的達川市，江西省的萍鄉市，還有山東省的桓台縣，像這些，你如果翻一下資料的話，你會發現這些地方確實出現過奇迹。不過這些都是泡沫。
1997年的時候，還有一個會議，叫“創業之星經驗交流表彰大會”，當時有個人就說了：“今天我們在100個打工者當中啊，已經有4個人走上創業之路了。”當時的民工有6000多萬啊，那這個數位不得了啦，算一下，也就是說中國在那時就已經有240萬的打工者創業，你說這是不是謊言？你想想，這個數位要真是這樣的，那中國不早就翻天覆地了嗎？那些創業者回去開工廠，當老闆嘛，不就有很多農民到他廠裏面去了嗎？有這樣的零星的現象，但沒有普遍性！我當時看這個數位，我就不大相信。後來的事實證明如此：它確實是個謊言。尤其是1997年過後，1998年遇到金融風暴，在那幾年錢是最難找的。我記得在1994年和1996年的時候，當時國家沒辦法，農民靠什麽吃呢？有什麽錢賺？這兩年，國家兩度提高糧食價格，一直提高到現在這個樣子。我跟你說，去年的時候，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廣東這個地方，街上的米，9毛錢一斤，現在你猜多少？比以前翻了一翻，甚至翻了一翻還有多！糧食價格這樣翻，但還是沒有用。1994年和1996年那兩次糧食的大幅度提高，也是把價格翻了一翻，也沒用。
黃：農民的收入沒有因此而增加嗎？
楊：沒什麽增加，我沒看出什麽大爲增加的迹象。1998年和1999年，朱鎔基主政的時候，那個時候農民的錢是最難賺的。我記得在1998年底，要過新年之前，我父親的四弟，他是城市裏面的一個工人，他回來剛到家門就對我講：“哎呀，銀波啊，從今年開始，這個錢就越來越難找了。城市也難找，農村也難找。”我問：“爲什麽呢？”他說：“金融風暴。”我說：“不是金融風暴！金融風暴只是一時，比金融風暴還厲害的是經濟制度的問題。”（陳星、呂飛音樂）
黃：這是楊銀波爲我們回顧的1979年到2004年，將近26年當中的大陸農民工歷史。在這一段簡短、但是非常精要的回顧中，我們看到了大陸逐漸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這樣一個客觀上的變化。當然，這樣的變化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我們以後的節目當中，還會繼續由楊銀波先生來爲聽衆朋友們做更深入的介紹。好的，今天我們的《放眼大陸》節目就進行到這裏了，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祝福聽衆朋友們周末愉快。拜拜。（陳星、呂飛音樂）
附–
（一）中國農民工調查：打破“農民不能進城”
網址：www.epochtimes.com/b5/4/6/20/n574089.htm
（二）《放眼大陸》節目播出時間
首播：每周星期六：08時～09時（北京時間）重播：每周星期六：20時～21時（北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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