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3日訊】 一
兩三年前，我跟盧躍剛先生聊天時，盧躍剛突然激動地問我，你說說看，我們的專家學者中，有哪一個人的理論有生命力，有哪一個人能夠預言到十年二十年以後的事？我想了一想，搖搖頭，又想點頭，因為我想到很多人都預言十年二十年以後是一個民主時代，這可能是有生命力的主張或預言，但總不好意思算是某個人的預言，因此我搖了搖頭，我想聽聽盧躍剛的。盧躍剛說，他問過一些人，他們也都比較慚愧，這麽好的研究條件，但他們的思想沒有穿透力，但中國之大，這種人是有的，至少是有過的，比如楊偉名先生，那是一個農民，卻在六十年代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樂觀地預言，只要尊重價值規律，放開市場，社會就不會面臨物品緊張的問題，而是農民賣糧難的問題。
盧躍剛跟我講起了楊偉名先生的遭遇，他的思辯力，他的樸素而深刻的文字力量，他不幸的自殺結局，讓我大為感動。盧躍剛說，這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家。他後來不遺餘力地宣傳楊偉名，希望楊偉名的事迹對後來人有所啓示。我在楊偉名的文章中找到了那段話，”由於’價值規律’的作用對農產品生產者的刺激，農產品數量將迅速增加。這樣從總的趨勢來看，三數年後，自由市場價格與國家牌價將會達到平衡，或接近平衡。當農產品進一步繼續增加，情況將會倒轉過來，形成農產品’滯銷’現象。到了這時，我們國家的農產品收購，也就由原來’為滿足國家需要的性質’，一變而為’為了照顧農民利益’的一項經濟措施了。關於這點，倒不是烏托邦的幻想，而是十分現實的看法。”
這樣的思想家確實令人景仰，令人歎為觀止。盧躍剛稱讚楊偉名的文章”平實而主題重大；說理從容自信；常識著眼，比喻生動，而不失深刻；極富預見性、建設性；精神自由，獨立思考。”但盧躍剛說的楊偉名的預見”在九十年代全部兌現”，並不準確。楊偉名預言的農產品”滯銷”現象兌現了，但農產品收購政策的性質轉變卻至今少有兌現。楊偉名所說的”為滿足國家需要”，其要義在於農民為國家現代化做奉獻犧牲，而轉變為”為了照顧農民利益”，其主體則是國家和現代化程度高的階層和地區，其要義在於它們應該反哺農民。楊偉名的思想是建立在當時的國家正義即人民民主的合法性基礎上的，但時易世移，市場時代的國家正義已經過於模糊淡化，他思想的內核倒真成了”烏托邦”。從杜潤生呼籲”給農民國民待遇”，到今年中共中央再度出臺一號文件以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可知從”為了照顧農民利益”，到全面而有效地反哺農民，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在楊偉名面前，以思想學術為職志的人確實有理由羞愧，當然，楊偉名的人生道路是不可複製的，其代價也過於慘烈。值得我們深究的倒是，一個人的思考怎樣才能穿越足夠遠的時空，即立足於社會的思考如何才能立足，在數十年之後仍真實而新鮮，在不同的人群那裏也能得到廣泛的回應。
二
吉登斯曾說，”符號籌碼和專家系統”是現代化最強大的驅動力量。思想觀念在我們的生活中確實相當重要，但遺憾的是，在我們的現代化過程中，”符號籌碼和專家系統”經常變化，從三民主義，到自由主義，到軍國主義，到共產主義，到民族主義，從經濟學家，到社會學家，到法學家，從市場經濟，到人文精神，到法的統治，到公民社會，我們的思想者在變化中很少深刻地揭示我們生存的真相。
必須承認，現代化的強大使得其影響無遠弗屆，任何人都被其潮流裹挾其中。在現代化面前，如馬克思所說的，可以說，現代化進程是對傳統的一種革命性顛覆，用中國人的話說，伴隨現代化的是傳統”禮崩樂壞”的過程。傳統社會裏面對禮樂崩壞的應對很簡單，禮失而求諸野，孔子這樣的聖賢都明白，在社會劇烈變遷過程中，要從民眾那裏獲得變革的基礎，要從民間獲得創新禮樂的靈感，重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這種民本主義的思想是一種最簡單也最偉大的思想。
但我們現當代的現代化是一種後發性的現代化，由於有發達國家做參照，我們的顛覆本身即是思想觀念先導式的顛覆，這種仿效先發國家的思想取代了我們建立在民眾之上的思想原創力。它的好處是，後發現代化可以很快地移植複製出一種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體制；它的負面因素在於，後發現代化難有積累，其思想相互攻伐，遲遲不能進入持續不斷的社會變遷，呈現出楊小凱所說的”後發劣勢”，最為關鍵的，後發現代化最容易把民眾當做工具。
因此，一個最經常的現象是，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知識精英們與民眾日益拉大了距離，他們的思想是發達國家的思想，他們與發達國家的社會狀態保持同步，而有一種近乎媚時的觀念崇拜。他們對民間社會的態度情緒化，一會兒無限地仰望，一會兒無限地蔑視，無論如何，他們都對民間避而遠之。他們甚至從發達國家那裏學會了如何教訓民眾：暴民，烏合之眾的可怕，民意是靠不住的，民粹主義的災難，等等。
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符號籌碼”是繁榮的，但就像我曾經發現的，”直到今天，我們瞭解落後地區的真相，多是借助發達社會的新聞記者和知識份子。”後發國家的專家學者的學識不可謂不淵博，但他們的思想觀念難有穿透力，他們日益自成圈子，自成體制。我曾經批評知識份子們：”落後民族的學者教授們在見識和其他方面比不上一個文明社會裏的新聞記者。我見過不少駐京的外國記者，他們揭示真相的勇氣，他們評論事件的道理，他們解答民眾疑難的方法，往往超出我們的學者之上。當我如此相對地看待這一社會現象時，我發現一些九十年代走出校門的年輕記者，從都市跑到內地時，他們往往比當地社科院、文聯作協和政策研究室的學者專家、知識份子和秘書們更有言路和思路，更能做點實事，更為自覺地擺脫長官意志。”
三
因此，我們可以說，後發現代化國家的專家學者是一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應該為他們置身其中的社會負責。他們本應對民族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有較大的貢獻。楊偉名的思想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同樣可以證實的，是最近幾年一些非專家學者對農民世界的報導感動了中國。李昌平、陳桂棣等人的文字穿越了足夠規模的人群，在他們的文字面前，所有專家學者和知識份子關於中國社會的言說不免黯然失色。真正的思想如此自足，如此強大，如此有生命力。
盧躍剛的問題仍值得思考，為什麽很多知識份子的研究條件較好，卻不能有如此原創的文字？由前述孔子的說法兒中可知，不尊重民間，不尊重民眾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現代化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民眾一直處於工具性的位置，清末民初”走向民間”的學術調研活動，三四十年代農民革命運動時的文獻如《湖南農民調查報告》，七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等等，都沒有留下什麽真正的思想，都沒有什麽真正揭示並命名中國民眾生存狀態的文字。儘管他們可以名噪一時，卻不能長久地打動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廣大的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被忽略或被利用，被侮辱或被損害的狀態。
對民眾的態度幾乎是後發國家現代化質量高下的試金石。由於觀念崇拜，使得後發國家的精英群體首先是知識精英們急不可耐地要進入現代化行列，這種現代化被置換成對技術文明或發達社會生活水準的簡單佔有感，從而最終與傳統社會出人頭地的”人上人”一類的成功感覺合流。後發國家的精英群體因此失去了帶領民眾發展最可寶貴的平常心。一個不想做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個不求名利不想成功的人不是有出息的人；但是一個不能隨時可以回頭做士兵的將軍也不是好將軍，一個不能隨時歸隱平淡的人也不是一個真正成功的人。有進取心有平常心的人才是健全的人，才是陽光下的人，這樣的人在先發國家數不勝數。像華盛頓能夠從總統回歸平民位置就是一個最偉大的例子，而比爾蓋茨的生活則是最新最值得回味的生活，如中關村的一位企業家所說的，他羡慕發達國家的企業家們，因為後者的生活能夠那麽”陽光”。
思想也如此。觀念崇拜導致不少後發國家的學者專家愛賣弄新詞新概念，似乎他們跟知識、觀念站在一起，他們就是觀念和思想了。實際上，一個不想貢獻思想的人當然不是一個思想者，但一個不尊重民眾、不識於民生日用、不瞭解柴米油鹽的思想者絕不會是一個有成就的思想家。我們的思想者羡慕韋伯、伯林、哈貝馬斯、福柯、哈威爾，要知道，這些人的生活心態是非常簡單非常平常的。
禮失而求諸野，思想源於民間。對於後發國家的知識份子來說，不應該樂此不疲地追逐流行的觀念，而應該努力融入社會，執著地把自己的社會盡可能真實地表達出來。
舍爾巴特：”你們都疲倦了，這只是因為你們沒有集思想於一個最簡單、最偉大的計劃。”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