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 五 ）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編造的、虛假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裏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麽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裏，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麽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傭幾個長工的，一般會先雇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裏”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幹”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臺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臺“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推下了講臺。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衆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里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爲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覰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裏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里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麽“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爲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中共爲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爲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嘗沒有爲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 六 ）“土改”是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大家都知道，殺人的事，必須慎之又慎。毛澤東說過多次：殺人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自己可以長出來；人的頭割掉後，就無法再長出來了。——但是，毛澤東說話不算數，經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旦有需要，他便大開殺戒，“土改”就是一例。
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廢除了死刑，即使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要殺一個人，法律程式都相當複雜。首先必須追究這個人犯了什麽罪？證據齊全、罪行確鑿後，依據某法律某條款，才能判處他的死刑。
但是，在“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那時候，“罪”與“非罪”的概念混淆了，用“黨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者的指令，代替了法律這根準繩。“黨的政策”規定要殺誰，政策的執行者說要殺誰，那人就難逃厄運。殺地主，既不要問犯沒犯事，也不要去尋找證據和法律依據，鬥爭會場上有人（多數是會前佈置好的積極分子）喊殺，一呼百應，第二天便綁赴刑場，“呯”地一槍了事。
你說沒“法”，他們說不對，中共中央頒佈了“土地改革法”。這部法規定，共產黨到來之前三年，佔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均在該殺之列。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一定的道理。讓我們來看看，“土地改革法”合不合道理。
首先一個道理是：法律不應該追訴立法之前的罪行。
例如，立法不准隨地吐痰，違者罰款100元，法令頒佈後立即執行。——那麽，我昨天隨地吐了一口痰，你今天頒佈法令，就沒有理由罰我。——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但中共的“土地改革法”，追訴法令下達之前的“罪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全部是你中共到此地來之前三年就有了的，有的是中共誕生（1921年）之前就有了的，有的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就有了的，怎麽能追訴幾年前，幾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罪行”呢？
現在你用“槍桿子”逼著，要沒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和財物，掃地出門。好，地主們就老老實實把土地和財物全部獻出來，你怎麽還要殺人呢？地主並沒有做壞事呀！
即使退一萬步講，土地不該私有，不該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兩千多年制度的沿襲，是歷史形成的，地主本人不應該爲此承擔責任，更沒有死罪！
再則，你要殺某個地主，要講清楚，爲什麽要殺他？說地主有罪，要講清楚，地主究竟犯了什麽罪？該不該殺？——將強詞奪理和莫須有的罪名強行扣在頭上，不准開口辯護，一頓亂打，一槍崩了，地主們死也不瞑目！
不講道理，用槍桿子逼著，殺人越貨，是什麽人？是土匪、強盜。因此，1950年中共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實質上是以党的名義，用國家發佈政令的辦法，用槍桿子逼著，公開地、大張旗鼓地進行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麽“死罪”呢？他們的唯一罪名是：擁有的土地和財富超過了共產黨規定的數量，將土地出租給農民，收了租，吃了剝削飯。——用這種罪名，一殺便是200多萬，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罕見的最大的冤案！
（ 七 ）“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中共暴力“土改”，産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爲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産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爲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産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爲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産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産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産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準；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産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産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産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産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産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古代，農村是非常安寧、祥和、溫馨的。請讀古詩：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張演《千家詩•七絕•社日》 ）
這兩句詩是什麽意思呢？“春社”就是開春之後村裏結社開大會，商討本年度的生産大事：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出席會議的是每戶的當家人。生産大計討論完畢後，擺開豐盛的酒宴，大家樂呵呵地大吃一頓。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每戶人家都把喝得醉醺醺的當家人扶著回家……這真是一幅美妙無比的“農家樂”畫圖，可以想象，當年農民是何等地自由自在，快樂、幸福！
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會議召集人，也許是“村長”吧，是何等的有威信、有能力，把本村的事安排得妥妥貼貼，人人滿意。這位德高望重、辦事公平公正的長者，很可能就是本村土地和財富最多的人——即“地主”（參見本文第三節）。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爲群衆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産、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于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爲所欲爲。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産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等）打衝鋒，打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爲“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爲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僞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産，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裏，農業生産怎麽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産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毛澤東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從此，毛澤東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爲他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産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産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
革命革了幾十年，到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使朱鎔基總理頭痛、溫家寶總理特別關注的“三農問題”，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 八 ）應該爲“地主”“平反”
中共暴力“土改”，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需不需要“平反”？
當然需要平反！
做錯了事，殺錯了人，雖然事情的惡果不能挽回，人死無法復活，但承認錯誤，澄清思想，對死者是一種憑吊，對活著的後人是一種安慰，同時可避免國家今後再度陷入那樣可怕的人爲的災難之中！
但是，要求當局平反，就須認真考慮了。爲什麽？因爲要求他們平反，是一種奴性思想的表現，是當久了奴隸之後懇求奴隸主“恩典恩典”，本身仍陷在奴隸的境界中。
我的一位農村親戚，被錯劃爲“四類分子”，80年代初平反後，打發女兒來問我：聽說公社還保存了一袋關於他的“黑材料”，女兒的同學在公社當副書記，他想利用這個關係，請客送禮，走後門把那袋“黑材料”要回來……我回答說：不要去理他，上面的政策不變，那袋“黑材料”是一袋廢紙，他們拿了沒有用，你要回來也沒有用，徒然增添煩惱；如果上面的政策又變回去，繼續搞階級鬥爭，他們一個晚上便可以整理出一袋新的“黑材料”……這位親戚聽了我的話，沒有去要那袋“黑材料”，後來果真沒事。——這個抛棄“奴性思想”的小事例，對我們要求當局給地主平反有參考價值。
共產黨是靠“土改”起家的。當年，沒收地主財富中最有價值部分（金銀財寶），解救了建政初期的財政危機；而200多萬地主鮮血，鞏固了新生的紅色政權。
要求當局給“土改”平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雖然這一屆“胡溫體制”對“土改”“殺地主”不承擔直接責任，但由於他們繼承了大統，理應出面道歉，撫慰200多萬枉死的亡靈及其後人。但由於他們繼承的是專制體制，在目前條件下，尚無法轉過彎來；本人的思想認識，也可能沒有達到同意平反的高度。所以，人們不要對當局給“地主”平反寄予厚望。
怎麽辦？
其實，給“地主”進行所謂“平反”，並沒有物資方面的補償，也不可能把沒收的土地交還給他們的後人，平反的唯一效果是：改變錯誤的思想認識，使人民群衆知道，95%以上的地主都是人格高貴、品德高尚、學識高超的好人。這樣，就在道義上給地主徹底平反了。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給地主平反，就無須祈求當局，完全可以由我們自己來做。筆者就做了一件爲地主平反的大事：2003年3月4日在“萬維讀者網路 www.creaders.net 網墨專輯 陳沅森專欄”發表了22.5萬字的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
從共產黨的正面歌頌“土改”的長篇小說有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從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中篇小說有香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短篇小說有臺灣薑貴的《旋風》。
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一部從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長篇小說。
現在有了，《佛懷煽仇錄》突破了中共只准從“正面”描寫“土改”的一言堂禁區，衝破了中共幾十年來文藝扼殺和文化封鎖，成功地再現了“土改”謀財害命、血肉橫飛的歷史，是第一部從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長篇小說。
“土改”過去半個多世紀，地主屍骨早已灰飛煙滅。隨著當年親歷運動者一批批先後作古，悲慘的記憶漸漸淡漠，最終將煙消雲散。如果筆者這一輩60多歲的老人再不寫出來，時間無情地推移，“土改”的罪惡將隨著人世滄桑而湮滅。人類的良知呼喚正義，呼喚歷史的真實，幸存者有責任把當時的真相告訴後人。筆者懷著對200多萬枉死的地主深深的同情和敬意，爲完成這一歷史重托貢獻了一己微薄之力。
上一世紀40年代末，農村信奉佛教的，約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整個中國就像在“佛”的“懷”抱之中。筆者摘取“佛懷”二字，作爲江南一個偏僻的鄉村的名字，讓“土改”的故事在那裏演繹開來，以此喻示“土改”及其殺戮地主，遍及全中國。
《佛懷煽仇錄》塑造了一個信奉佛教、心地善良、學問豐富、品德高尚的大地主王殿臣。他憐貧恤老、撫育棄嬰、助教興學、修橋補路……用祖輩遺留的財富，贊助鄉村中一切正義、正當的事業，深受鄉民擁戴，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土改”的疾風暴雨中，王殿臣逆來順受，主動獻出數額巨大的金銀財寶、土地和全部家產，歸順新朝。但“土改”幹部仍然逆天意，違民心，把他槍斃了……大多數鄉民爲此傷心落淚。
《佛懷煽仇錄》再現了“土改”的歷史慘劇，從意識形態和文學藝術領域徹底否定了“階級鬥爭”和共主義産邪說，深刻表現了對人類命運的關懷，是一部控訴毛澤東和中共罪惡，喚醒人類良知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
一位“土改”時從大陸逃出來的老華僑讀了《佛懷煽仇錄》後，緊握著筆者的手說：寫得不錯！書中的幾個人物都站得住腳，特別是大地主王殿臣，就像“土改”中被槍斃的我的伯父，當年他們就是那樣想的，就是那樣說的。你爲200多萬枉死的地主鳴冤叫屈，寫書平反，做了一件大好事。你寫了這本書，這輩子沒有白活！——聆聽了老華僑的鼓勵，筆者感動得流出了熱淚。
《佛懷煽仇錄》是一部抛磚引玉的作品，希望有人寫出第二部、第三部……揭露“土改”真相的長篇小說，希望有更多的人參加到爲地主平反的行列中來，將《佛懷煽仇錄》用紙質載體出版，將它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都是爲地主平反作出貢獻。
臨了，雙手合十，心香遙祭：200多萬枉死的地主的亡靈，歷史最終會還你們一個清白之身，安息吧！
2004年8月3日 於加拿大 蒙特利爾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加拿大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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