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200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再爆冷門，讓二流的英國戲劇家哈羅德•品特抱走了高額獎金。品特過去一直靠紐約百老彙和倫敦牛津街的演出報酬度日，如今他的錢袋再次變得飽滿起來。而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約翰•厄普代克、諾曼•梅勒、喬伊絲•卡羅爾•奧茲和南美作家略薩，再度與桂冠失之交臂。他們是世界性作家，被各國作家和媒體人所普遍推崇，卻仍然徘徊于“文學神殿”的門外。
某份中國專家提供的問卷調查，向我們展示了20名被諾貝爾先生錯失的大師名單，其中包括卡夫卡、喬伊斯、托爾斯泰、哈代、昆德拉、博爾赫斯、納博科夫、易蔔生、普魯斯特、契訶夫、裏爾克、高爾基、左拉、瓦雷裏、勞倫斯、曼傑什坦姆和阿赫瑪托娃等等。這份冗長的黑名單，成了諾獎的奇恥大辱。
但諾貝爾先生的過失還遠不止於此，僅以戲劇爲例，在這個最敏感的樣式裏，它竟對迪倫馬特（1921～1990）視而不見。這位易蔔生和布萊希特之後最偉大的劇作家，擁有《老婦還鄉》、《物理學家》、《羅慕路斯大帝》、《天使來到巴比倫》等一系列傑作，其成就令品特之輩所望塵莫及，就連他的小說《隧道》、《抛錨》、《諾言》和《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等，其水準都遠在諸多諾獎得主之上。迪倫馬特畢生至少有40次與諾貝爾先生相遇的契機，卻遭到令人震驚的長久的蔑視。迪倫馬特的案例，再度向我們揭示了這個神聖獎項的世俗本性。
人類的文學需要一種最高儀式來表述其信念。斯德哥爾摩承擔了這項使命。一百年來，它成爲權威的文學教會，訂立出世界文學的統一準則，從無限榮耀的角度審判作家，用堅實的獎金雕刻文學使徒的偉大石像。它的那些頒獎詞洋溢著對事物偉大性的迷戀。它頌揚永垂不朽的話語業績，並且企圖建立文學的嶄新紀元。所有這些舉止都爲諾貝爾先生描繪了一個神聖性的輪廓。
但對近年來諾獎的觀察結果表明，它的結局越來越出人意料，也就是超出了文學的普遍經驗的範疇。品特作爲戲劇家的出線，隱喻著諾貝爾獎程式日益戲劇化的過程。從提名、猜測、期待、懸念、突轉、在爆出冷門中走向高潮，期間還有人高聲抗議，或中途退場，整個過程充滿衝突和戲劇性變化。多年以來，很少有人能按諾貝爾公佈的尺度去預言它的評獎結果。斯德哥爾摩的每一次頒獎，都是對文學朝聖者的智力嘲弄。導致這種情形的只能有兩種原因：要麽是文學公衆過於愚笨，要麽是諾貝爾文學獎出了嚴重紕漏。
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變化都來自於諾獎自身的蛻變――迫於資訊資本主義時代的巨大壓力，它放棄了自己的冠冕堂皇的文學承諾，並且日益沈浸於遊戲的快樂之中。它的娛樂屬性正在急劇擴張，變得更加扣人心弦。今天的諾貝爾文學獎，與其說是一次莊嚴的儀式，不如說是一副華麗的文學紙牌，洋溢著濃烈的博弈色彩。這就是我命名的“斯德哥爾摩遊戲”。人們總是以爲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稱王，但在這類牌局裏，一個普通的“J”往往可以成爲贏家。所有這些結果都取決於某種內在的遊戲規則。
什麽是“斯德哥爾摩遊戲”的最高規則？那就是某種精英主義的平衡哲學：皇家評審人不但要在不同的文學樣式（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之間尋求平衡，還要在性別、種族、語種、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確立平衡，甚至還要皇家文學院委員之間達成權力均勢，如此等等。諾獎猶如一架世故的外交天平，在皇家文學院打造下，表面光滑如鏡，而內部則日趨精細微妙，充滿各種韜略、策略、斡旋、利弊輕重的算計，把文學價值引向一個高度中庸的狀態。權力遊戲的技藝在無限上升，但文學的基本原則卻在急劇下降。文學不僅喪失了對世界的預言能力，而且也喪失了自我審判的能力。它是人權獎、種族獎和國家獎，卻唯獨不是文學獎本身。文學的天堂已經離我們漸行漸遠。
我已經說過，所有這些變化並非只是瑞典皇家學院的責任。在某種意義上，遊戲就是注定要被人玩弄的。作爲晚期資本主義的最高形態，資訊資本主義修訂了人類價值體系，根據市場的準則重新分配精神資源，大規模削弱文化精英的權力，並把大衆趣味提升到不可逾越的高度。瑞典皇家學院作爲精英主義的大本營，最終無法抗拒這種全球圖景的劇變。
全世界民衆每天都在打造自己的娛樂偶像，爲此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他們對文學本身漠不關心。而在精英主義歷史進程的盡頭，斯德哥爾摩遊戲出現了，仿佛是文學神殿的最後幻象，搖搖欲墜地座落在斯堪的納半島的岩石上。它面對一個摧毀文學的世界，並要爲這種文學重新下定義，判處它不可阻擋地衰敗下去。
西方文學的無力、病弱和孤獨，向我們暗示了世界價值的悲劇，邊緣民族的文學，也不能擺脫相似的命運。2005年，中國作家余華經過長達十年的分娩，再次誕下他的文學嬰兒――長篇小說《兄弟》，由此引發文學愛好者的激辯，他們要對這部小說的價值作出判定，並藉此爲中國文學的亡靈招魂。這個事件猶如一個古怪的鏡像，映射出少數人近乎絕望的激情。但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這其實就是一個職業作家所編織的話語花環。在文學死亡的現場，每一次艱辛的書寫都是一場沈痛的悼念。
──轉自《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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