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正學：《路 漫 漫》 （之三）

他是烏魯木齊市有色局的幹部，住在一間平房裏，他為我鋪了地鋪，我住下了。第二天他給我辦好了「身份證明」，由其單位蓋公章以他自己作為我的擔保，證明我是個良民，使我順利地在烏魯木齊安置處報了名。和我一起錄用的人將分派去北疆的富蘊縣溫都哈拉良種繁育場工作。多麼動聽的名字——「良種繁育場」，一種誘人的新生活在向我召喚。我趕回去謝謝他，留給他幾幅速寫作為紀念，連他的名姓都忘了記，就這樣匆匆告別了。

我們被集中住在叫「沙依巴克」的小旅館等候，半夜裏被集合的哨子聲喚起，迷迷糊糊地爬上兩輛大卡車。卡車開動了，帶前這一百多個尋找「樂土」的靈魂，馳進黑黝黝的戈壁。笫一站是奇台，據說是全國最大的監獄。我們在這吃飯喝水，後來幾天，卡車都是在戈壁上顛跛著向前，別了，城市；別了，「文明」的世界！

領隊的是個回族人，滿臉鬍子，我們叫他「馬隊長」。他豪爽、樸實又粗獷；為了打破這沉悶單凋、漫無盡頭的壓抑，率先給我們唱起了《克拉瑪依之歌》。兩輛大卡車上的百來個盲流人員，來自全國廿多個省市；男的，女的，還有跟著女人而來的孩了，大家都為這「良種繁育場」新歸宿引喉高唱。忘掉往昔的悲傷，抹去今日的困苦，盡興嚎叫：「我是戈壁灘上的流砂，任憑風暴呀!把我帶到地角天邊……」這旋律衝擊著古老而空曠的戈壁。

比起烏市這麼多的流浪者，我們是幸運之極。汽車在戈壁上爬行了四天三夜。最後到達叫「工五團」的地方。這裏僅有一塊操場，中間有兩排用土塊疊的泥窩子，沒有門、沒有桌椅也沒有床，操場四邊由鐵絲電網圍成，稀稀疏疏地搖戈著幾株紅柳樹，電網四周是一望無際的大戈壁。大家搬來了麥杆，鋪在地上，一個挨一個擠著就算是安頓了。第二天，場裏發了些棉花和粗布，各人自縫被褥，沒有更多奢望。下午開始勞動，任務是割麥子，我和北京來的一個大學生當統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用這種最原始的方式生活和勞作打發著這無窮無盡的日子。

晚上，我們從戈壁上拉回柴火，燃起熊熊的篝火，男女同胞們南腔北調地唱著歌，沈鬱和粗獷的旋律隨著戈壁灘的夜風蕩漾。唯有這山東汶萊縣來的祖孫兩人合唱起「誰不知俺家鄉好！」小調時，在場的人，包括那些粗魯的漢子們都痛哭了……我曾憎恨生養我的故鄉，然而再沒有被這撩起的思鄉之情更使人痛楚，戈壁的風淒泣著，月亮灑下它那似水的光華，把整個世界染成鈷蘭色的一片；此刻，我母親老淚縱橫的臉正對前同樣默默無聲的圓月，訴說她失去兒子的悲傷……母親忍受得了兒子失蹤的沉重打擊嗎？我們受騙了嗎？！我們自願而來，是為了找尋「樂土」！這，大概就是「世外桃源」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從當地僅存老鄉那裏得知：這稱為「良種繁育場」的竟是個勞改農場，所以方圓才數百公里荒無人煙，沒有水，沒有草木，唯有狼群出沒，因為勞改犯全撤去了，所以就招募我們當苦力頂替勞動。現在，一切都完了！就是你想走也是插翅難飛。

天氣一天天冷起來，除了三餐饃饃，還得添過冬的衣褲。一切都得用勞力去換取，從南方穿去的塑膠涼鞋，變硬、變脆斷裂了，我的腳後跟暴裂張開了一道道血口，無奈的我只能從垃圾堆中撿起昔日勞改犯丟下的舊棉膠鞋穿上。更使人恐懼的是沒有醫療條件，生了病只能聽天由命，這應是我們游離於社會的報應。一個從無錫來的女孩因牙痛而呼天嚎地痛哭著，山東大漢齊心海，勞動時暈倒了，患了肝炎，不吃不喝竟默默地死在我的身旁。大夥兒用他的被褥將其包裹，連同我們的希望，深深地埋人荒涼的戈壁，沒有墓碑，只有淡淡的悲哀。

此時家書已至，母親為我愁得臥床不起，女友春柳說要來新疆伴我生活。而我母親更希望她能勸我回家。這樣一個不是監獄的監獄，我怎麼能讓她再來呢?

冬夜，冗長而寒冷……有人不告而別了，他們沿著早雪戈壁逃走，這樣就可以防止被渴死。然而還是碰到了狼群，於是邊擦火柴邊走，狼是怕火光的，但等火光熄滅，卻又窮追不舍。人和狼群周旋了一夜，最後火柴用完了，人也乏極了……找到他們時已是兩具帶著血肉的屍骨和兩口袋的饃饃。農場監管拖來他們的屍骸，拋屍操場，目的是讓我們清楚自身的處境，想要逃亡，渴死！餓死！葬身狼腹便是下場！

麥收持續了一個多月，接著是挖水渠。除了丈量土方，我也開始畫些速寫。

初冬，牧民們由南方轉場經過這裏，將去阿勒泰山的冬牧場。因此，我還學著坐過駱駝、騎過馬。每當我驅馬在一望無際的戈壁灘上賓士時，才從我的心底深深感到對自由的渴望和滿足。就這樣，我的畫畫名聲被來場的縣水利部長和官員傳進了縣城。因此，富蘊縣來了第二批下場的人，其中一人是縣文化館館長郭振民。他看了我的畫後，只用一句話，就向場長「借」了我。

宿蘊縣是北疆的小縣城。我被安排在縣文化工作隊，為一群漢族和維族長官的子女教授繪畫技巧。館裏有一個哈薩克族的圖書管理員，一個俄漢混血的工作人員，還有一個是從蘭州什麼歌舞團貶到邊陲的歌唱家——徐申。教課之餘，我奉命繪製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標準像。

此時，浙江的女友春柳寄來了《草原之夜》的歌譜，我一邊作畫，—邊結結巴巴地識譜唱歌。徐申聽見歌聲輕輕推門而進，他要來教我唱這首歌，還告訴我《草原之夜》的唱片原是由他灌制的。我們都沈默了，看著他孑然一身的境遇，我再也沒有勇氣詢問他的身世，此刻他發愣的兩眼，一定是我的歌勾起了他對那紅極一時「黃金時代」的回憶……文化館長郭振民總喜歡斜著眼看人，有時我畫得入神唱得來勁，冷不防碰到他從窗縫裏投來的目光，它讓我寒顫，也讓我清醒地意識到我的盲流身份，我不過是中共宣傳用的一個工具。不久，我又奉命去縣會堂繪製毛主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的壁畫。

一星期後的一個上午，在我的身後的旁觀者中多了個魁梧結實的人。幾個蔬菜隊裏勞動的盲流人員就連忙向他告狀：「黃書記，我們在這裏幹活，連黑饃都不讓吃飽……」被稱為書記的答覆道：「回去告訴你們的隊長，你們在這裏種蔬菜，都是富蘊縣的階級兄弟，富蘊縣人民吃什麼你們也吃什麼，不能歧視！你說這是黃浴塵讓轉告的。」我不清楚這叫黃浴塵的是那一級別的書記，我習慣見到當官的就心寒，但他的一席話，把我內心的防線全衝垮了。他把目光轉向我，我們對視後開始對話，顯然他很清楚我的情況，先問我生活上有什麼困難，是否願意紮根邊疆；又問我有什麼要求，有沒有家屬親戚願來這裏工作？我順勢告訴他我的女友朱春柳希望到阿勒泰來。誰知他當場拍板讓隨從叫文化館給我女友的家長寫了一封信，告訴我的近況，並擬接春柳來疆工作。顯然，我是被刮目相看了，以至部長、局長、館長們不得不照辦不誤。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新疆阿勒泰地區的第一書記。並且我還能從百家姓中找到從張到魯的五個書記的姓氏，這個稱作哈薩克自治州的地委，只有最後一個書記是剛從哈巴河公社抽凋上來的哈薩克書記。這位笑臉書記對誰都張牙咧嘴，我想他是因為還摸不清那些人是官那些人是民的緣故。

第二天，我和一大群社教工作隊員坐上汽車。這富蘊縣是全國最冷的地方。冬天的氣溫總是在零下40℃以下，一呵氣我的帽子、眉毛和鬍子全結成白霜。我緊縮成一團，車窗縫裏鑽進來的一絲絲冷氣，刺得我臉上像被針紮刀割似的疼痛難忍。鼻水流出來立即凍成了冰淩，我不能用手去揩拭，因為一動就得失去很多熱氣。就這樣淌出來的鼻涕順著鼻子凍成了一條細細的冰棍直通到膝部。汽車經過福海縣到阿勃泰克木齊社教工作團時，已是傍晚了。我被安頓在團部，任務是佈置一個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為了讓我能安心工作，黃書記又專門吩咐阿勒泰公安局和地委辦公室同志給我開具了春柳進疆的戶口准遷證和地委介紹信。此刻我真正成了輿論的工具，在經過這樣一年多的顛沛磨難的日子後，就這樣有了一個安定的工作。如果不是「文化革命」讓我清醒地認識到政治的虛假，也許我就會像這教條的政治一樣僵化下去。(待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