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二戰後東西方的不同命運
世界各地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慶典中，各國除了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反省之外，從美國和東歐卻傳來另一種反省之聲：二戰後東西方遭遇的不同命運，也應該是二戰反省的一部分。
這種反省首先來自美國，五月八日，布殊總統在拉脫維亞表示：東歐和中歐被共產蘇聯操控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而導致這個「最大錯誤」的是由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主導的《雅爾塔協議》。所以，美國要為當年簽署《雅爾塔協議》導致歐洲的戰後分裂承擔部份責任。
與此同時，在如何評價五月九日勝利的問題上，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波蘭和保加利亞等國家產生巨大分歧，為莫斯科隆重勝利日慶典蒙上了些許陰影。
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觀點和前蘇聯領導人一樣：在歐洲盟國與軸心國作戰的過程中，前蘇聯付出了比任何歐洲國家更慘烈的代價，也正是這場戰爭的勝利，最終把歐洲人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所以，蘇聯紅軍是「解放者」，它直搗納粹老巢柏林，揮師東進解放了整個東歐，出兵解放了中國東北。
而波羅的海和東歐的國家卻有另一番解讀：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的勝利，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奴役代替另一種奴役，波羅的海國家和整個東歐從此陷入了共產主義暴政的陰影之下。這些曾遭到蘇聯壓迫的國家認為：現在的俄羅斯，不應該用勝利日來掩飾戰後斯大林政權的侵略行動，而應該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同時，也借此時機反省前蘇聯的罪錯，向曾經被前蘇聯吞併的波羅的海國家、被奴役的東歐國家道歉。正如愛沙尼亞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埃斯瑪所說：「由於對歷史有不同的詮釋，兩國關係變得不明朗。若俄方發表聲明，清楚表示對蘇聯的侵略行動感到遺憾，緊張關係就可紓緩。」
隨著紀念日的到來，這場爭執愈演愈烈，最終，愛沙尼亞、立陶宛、格魯吉亞的國家領導人抵制莫斯科慶祝活動。在波蘭首都華沙，數十名「卡廷家庭」成員在俄羅斯使館前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對斯大林的罪行進行歷史追究，要求將蘇聯情報機構一九三九年在波蘭卡廷森林殺害大批波蘭軍官事件定義為「大屠殺」。保加利亞前總理蒂米特洛夫譴責蘇維埃對東歐的佔領，他稱俄羅斯的勝利使保加利亞落入野獸之口，遭到長達四十年的蹂躪。東歐多國的政界人士、學者和人權運動人士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批評俄羅斯打壓民主和政治自由，嘲笑歐戰結束六十周年紀念活動在俄羅斯舉行是對軍人及為國捐軀者不敬。
共產極權和法西斯極權
我以為，這樣的另類反思，是從「成王敗寇」的二戰思維向「人權至上」的普世思維的轉變，所反省的歷史內容及其教訓，不僅是法西斯主義如何導致了二戰的世界性悲劇，而且是二戰的勝利如何導致前蘇聯共產極權帝國的擴張，半個世紀的冷戰為人類帶來的決不次於二戰的悲劇。所以，這樣的另類反省，具有極為重要而緊迫的現實意義：唯有對普世人權的尊重和保護，才能避免任何類型的極權主義悲劇——無論是法西斯極權還是共產極權。
就歷史而言，如果說，靠選舉上台的德國納粹政權和中止了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的「大正民主化」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共同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狂熱民族主義綁架了民主的災難，那麼，二戰後共產極權帝國的形成，就是反民族主義極權的勝利果實被新的共產極權所綁架的勝利。
二戰前夕，斯大林蘇聯原本就與美國勢不兩立，而與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則臭味相投。繼英、法兩大國與希特勒簽訂出賣東歐的「慕尼黑協議」之後，斯大林先是與希特勒也相互利用，通過秘密協議瓜分了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斯大林還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與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在條款中出賣了中國的利益：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而美國不但支持英國的反法西斯戰爭，而且支持中國政府對抗軍國主義日本。只是在翻雲覆雨的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才把斯大林逼進盟國的陣營。然而，一旦納粹被打敗，美英與蘇聯之間的根本分歧便開始凸現，且愈演愈烈，在熱戰廢墟還未來得及清理之時，冷戰的嚴冬便隨之降臨。
儘管，二戰時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都是偉大的政治家，兩位戰時領袖組成堅固的同盟是戰勝法西斯的關鍵因素之一。羅斯福把美國變成了盟國的中堅，參戰前和參戰後，美國都是反法西斯盟國的兵工廠，租借法案讓盟國受益非淺，特別是對中國的抗戰，美國的援助就是雪中送炭。在納粹閃電戰橫掃歐洲之時，邱吉爾把英國變成了歐洲抗擊納粹的僅存堡壘，著名的「英德空戰」使德國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了空中打擊。
如果說，在反擊德意軸心的戰爭中，美英聯軍和蘇聯紅軍的貢獻可謂平分秋色，美英領導的西線聯軍又先後在北非、在意大利、在諾曼第取得了對軸心國的勝利，最後與蘇軍會師在柏林，讓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那麼，在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中，美國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太平洋上擊潰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軍，全力支援中國的對日作戰。最後，美國利用最新式的核彈，讓頑強的日本皇軍無條件投降。
雅爾塔會議鑄就歷史錯誤
然而，由於前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作用和實力增長，在籌劃戰後世界格局的雅爾塔會議上，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自由國家的領袖羅斯福和邱吉爾向極權蘇聯的領袖斯大林作出妥協，不但把整個東歐讓給了斯大林，而且承諾確保前蘇聯在遠東的利益。所以，《雅爾塔協議》，既有「慕尼黑協議」的綏靖味道，也有「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不公正腥味。之後，美國在與斯大林競爭中失去了抗戰時期的盟友中國，使亞洲最大的國家變成了斯大林極權帝國的一員。可以說，正如經歷了共產極權統治了四十年的波羅的海國家和東歐諸國所感受的那樣：二戰的結束，對於西方國家而言，是名副其實的解放；而對於被置於斯大林帝國統治下的東方國家來說，則是剛被救出虎穴，又被拋進狼窩。波羅的海三國被斯大林極權一口吞併，東歐諸國變成了被蘇聯操控的傀儡國，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的自發改革，先後被前蘇聯坦克所扼殺。
正如布殊總統所言：「歷史不會忘記六十年前的一幕。我們也意識到，對不少德國人而言，戰敗意味著解脫和自由，然而對中歐和東歐的很多人來講，勝利只不過帶來了另一個帝國的鐵腕統治。……歷史再度上演的是，強權政府的交易犧牲了小國的自由。但這種欲藉犧牲他人自由謀求穩定的企圖，最終卻導致歐洲大陸陷於分裂和動蕩。中歐和東歐數百萬被奴役的人們見證了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而且，希特勒式奴役，儘管空前殘暴，但只持續了幾年；而斯大林式奴役則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
自由在東方的最大失敗
由於美國的錯誤決策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無能，使二戰後的中國變成毛澤東極權下的大監獄。之後，斯大林把毛澤東拖進韓戰的陷阱，又把中國人送給金日成當炮灰。
如果說，二戰後，失去了整個東歐的自由同盟，其勝利要因此而大打折扣；那麼，失去了戰時的盟友中國，無疑是美國在亞洲的最大失敗。換言之，二戰勝利的東方效應是極權的勝利和自由的失敗，人類為共產極權付出的巨大代價，決不次於為法西斯極權付出的代價。
普京的危險傾向
就現實而言，儘管前蘇聯的共產極權帝國已經解體，自由民主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但極端民族主義鼓蕩下的強國夢正在俄羅斯和中國上演。所以，美國總統布殊、波羅的海國家和東歐諸國之所以杯葛普京，與其說是基於歷史的原因，不如說是基於現實的理由。與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執政時代相比，普京近年來的集權傾向，不僅引起美國的直接批評，也加重了中歐和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不信任感。
普京執政以來，不僅有意識地恢復彼得大帝的傳統，借聖彼得堡三○○年慶典之機，普京為自己籌劃了「新彼得大帝」再世的神話；普京也有意識地恢復了前蘇聯的傳統和斯大林神話，他加強總統及中央的權力，限制媒體對政府的批評，讓安全部門在國家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普京念念不忘前蘇聯的世界超強地位，他提倡「國在民上」的國家主義，在學校教科書中堅持斯大林時代的政治謊言，繼續使用那些和前蘇聯時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歷史描述；現在，普京希望能夠利用五月九日勝利日慶典，試圖抹去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
葉利欽曾經在布達佩斯，特別就前蘇聯一九五六年鎮壓匈牙利人民表示道歉，而現在的俄羅斯政要從未有過這樣的道歉。
普京的這一切作為，讓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等國更加把俄羅斯視為敵人。
極端民族主義的危險性
歷史教訓和現實博弈都在提醒世界：當共產意識形態全面崩潰之後，所有獨裁政權或傾向於專制的統治者，大都要利用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來重建新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集合在強國夢之下的極端民族主義，最容易把國家引向專制主義擴張之路，二者的結合最容易發生在國恥未消和國力漸強的時期，並對人性起到極度的毒化作用。它煽動起極為危險和富於侵略性的群體意識，帶有某種夢幻般的麻醉性和瘋狂性，特別是當它以多數要求或國家最高利益的面貌出現時，一種有幸參與民族復興的盛大慶典的集體幻想，對於個體都是一種巨大的誘惑與壓力。吸食這種毒品，首先在思想上變成混淆是非善惡的弱智，接著在視野上變成惟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後變成瞪起血紅眼睛的好戰分子，投入到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和生命的聖戰之中。
中國正走上獨裁愛國主義之路
事實上，不僅是二戰時期的種族大屠殺，而且二戰後發生於世界各地的大屠殺事件，除了共產極權的階級滅絕之外，其他的屠殺大都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相關。比如，盧旺達大屠殺、科索沃屠殺、薩達姆對庫爾德人使用毒氣。二十世紀末期，當共產帝國在整體上崩潰之後，中國是僅存的幾個共產國家中最大的一個，也已經拋棄共產主義而轉向民族主義。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力的提升和大國外交的展開，復習百年恥辱的腔調也已經由防禦性的訴苦轉向進攻型的聲討，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虛構神話的階段：慶典般的話語狂歡集中於對美、對日、對台的仇恨宣泄，而統一台灣、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國就成為復興中華帝國的幻覺。現在，經歷過共產極權大災難的中國，正在走上獨裁愛國主義之路，它與法西斯主義只有一步之遙。
在國與國的關係上，如果沒有超越「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普世價值來加以指導，如果國際關係不是建立在「人權至上」的普世道義的基礎上，那麼，類似二戰或冷戰的悲劇還將重演。
必須對「邪惡軸心」說不
正如美國總統布殊在第二任就職演講所宣示的那樣：共產極權破產後，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於獨裁暴政及其「宣揚仇恨和為屠殺尋找藉口的意識形態」的存在。正是「邪惡軸心」孳生著仇恨、暴力、國內的恐怖政治和國際的恐怖主義，如若不對「邪惡軸心」堅定地說「不」，毀滅的威脅就將隨時變成毀滅的現實。所以，自由國家應該記取如下教訓和常識：「自由是否能在我們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賴於自由在別國的勝利。對和平的熱切期望只能源於自由在世界上的擴展。」
如果說，波羅的海和東歐等國要求俄羅斯道歉，還是已經獨立的受害者對歷史正義的追尋，那麼，布殊總統的另類反省，代表了那種美國式的基督教自由主義政治的偉大謙恭：並不因美國對反法西斯勝利的偉大貢獻而自傲，而是在自由與奴役之爭中檢討美國所犯的綏靖錯誤。這種反省的另一面是布殊總統堅定的理想主義外交信念，他的第二任就職演說道出了新世紀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核心原則：「人類幸福與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於把人權和自由擴展到整個世界。」
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動向網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