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客 愛滋病 紐約唐人街的故事

麗莎•王•瑪卡巴斯科 翻譯: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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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4日訊】若一位亞裔移民同時擁有非法移民和愛滋病兩項污名,會怎麼樣呢?麗莎•王•瑪卡巴斯科(Lisa Wong Macabasco)追蹤調查了這個案例並刊登在舊金山反映亞裔美國人生活的Hyphen雜誌上。

每天早上,蘇珊•李(Susan Lee)七點從床上起床,在曼哈頓租用每月兩百美元的共用公寓,梳洗後準備上班。她把厚重、直挺且過肩的咖啡色頭髮,染成兩束寬亮橘色頭髮來隱藏她四十七嵗的年華,同時也暗示她的職業,在唐人街的美髮店幫人剪髮。今年一月中,她在下眼瞼劃上深色的眼線,穿著四層毛線衣和一件黑色的皮革外套,走入充斥著繁忙賣家和消費者的唐人街,蘇珊夾雜在人群中,只是另一位要去上班的員工。

若你有秘密,唐人街是最佳居住地,紐約的唐人街也不例外。儘管亞美活躍人士反對唐人街被冠以神秘黑社會的名聲時,這個社區依然存在於法律的管束之外。並非那裡的人民不懂得美國法律,而是他們並不害怕它。

這個地方,人們都緊閉著嘴、低著頭走路,家長會告訴小孩「出牆的椽子先爛」的諺語,居民說即使有人在擁擠的道路中間被射殺,警察永遠也不知道是誰幹的。濫竽充數是一種生存技巧,因為非亞裔人士很難辨別區分亞裔人的面孔。

蘇珊知道,她有一個秘密,事實上應該算是兩個秘密。她是非法移民,也是愛滋病毒攜帶者。如同其它七百萬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她面臨如何保有工作和居住地並同時能寄錢回故鄉給家人,又能遠離警察監視的挑戰。她還需要得到醫療照顧但又不能引起社區對她的注意,愛滋病一向是很大的污名,因為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價值觀,認為愛滋病是傷風敗俗就像性濫交、注射藥物、同性戀等等。

愛滋病的惡名在所有民族和少數民族社區中是相同的,亞太裔人患有愛滋病特別容易受到責難。在社區內,愛滋病通常被視為魔鬼瘟疫。因為害怕被貼上這個惡名,亞太裔人不做愛滋病檢查的人數相對於其它民族要多出兩倍。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是在醫治其它與愛滋病相關的疾病時,才猛然發現自己患了愛滋病。這個惡名阻止愛滋病患進行食物療法,並使愛滋病患者不願洩漏自己的病情給同事、員工和家人。因為惡名,保持秘密變成必要的,因此更加深了孤立和自我譴責。

亞洲移民的愛滋病患者是被美國主流社會所忽視的,部分原因是來自於大多數人因文化因素而選擇沈默,也因為愛滋病患者畢竟是少數。根據城市健康部門的統計,2004年底紐約亞太裔愛滋病患者共有1067人,佔全市百分之一點一的被感染人群。全美愛滋病檔案中,亞太裔人口約佔百分之一。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防治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2004年底所做的統計,美國共有4045名亞太裔愛滋病患者,但這些人數並不包含五十萬非法亞裔移民中也可能被感染愛滋病毒的部分。一位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療中心(Columbia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的臨床心理學家,伊澤。康(Ezer Kang)博士表示:「你不能在這個社區玩弄數字遊戲。」

當愛滋病在1981年底達美國,患者大多為中上階層的男性白人同性戀者。今天,四個美國愛滋病感染者中,就有一位是藉由異性接觸所感染,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國愛滋病患者是亞洲人、非洲裔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或南美西班牙後裔。愛滋病橫跨全球,選擇在最脆弱和最容易被忽視的人群中散佈,快速在非洲亞撒哈拉沙漠地區(sub-Saharan Africa)的年輕婦女、印度一夫一妻制的妻子和中國南方農村的農夫中蔓延。當印度的高速公路四通八達時,藉由娼妓、移民者、卡車司機和他們妻子的致命生物鏈,愛滋病毒也隨之擴散。在中國農村,部分血液工廠興盛的地區,農夫藉由頻繁的捐血和輸血感染愛滋病。

所有的跡象都顯示,亞洲將是下一個流行病爆發的地區。有些專家預測2010年,亞洲的愛滋病感染者將超過目前非洲亞撒哈拉沙漠地區的兩千兩百萬愛滋病患者。隨著愛滋病感染者在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持續上升,且從亞洲不斷有移民者到美國(自從1990年初開始,四分之一的移民者到紐約落戶),顯而易見,美國亞裔移民社區猖獗愛滋病的爆發,就像一顆定時炸彈。

但少數族裔愛滋病活躍人士仍為釐清人們固有的「愛滋病患者主要是白人同性戀男性」的觀念而奮鬥。今年二月,一位在紐約的男同性戀者被檢測出帶有特殊的愛滋病抗藥株,而加速他愛滋病病情的爆發,使得思想僵化的人有所醒悟。面對這個「超級病毒」,城市和該州健康當局承諾給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一種比安非他命更強的興奮劑)使用者和年輕同性戀者更多的服務。然而,在媒體的狂熱報導中,卻沒有提到對移民、窮人、有色人種或婦女的服務,而這些人構成的社區在近年出現愛滋病爆發勢態,急需給與教育和關懷。

對於非法居留美國的人而言,情況更加艱難。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感染愛滋病的非法移民不能得到美國移民簽證、醫療保險或非緊急的住院治療。實際上,非法移民愛滋病患者曾經能夠得到政府的醫療補助。一個鮮為人知的1980年通過的美國聯邦法律條款,賦予地方移民機構有權力在非法移民遭受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授予他們臨時合法居留權,而且此合法地位甚至可持續多年。當時那些身患愛滋病的非法移民可享有醫療補助、殘障救濟和住房補助。而在1996年嚴苛的非法移民修正案(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6)中,則禁止對非法移民提供醫療補助,同時也限制上述臨時合法居留權為只能在美國停留120天。

蘇珊今天如果想得到幫助,她可能要冒著失去工作、家庭和被遣送出境的危險。「沈默等於死亡」是愛滋病活躍人士在集會中喊出的最強有力口號,來說明雷根政權在1980年代拒絕承認愛滋病存在的情形。這句話也針對布什總統對待愛滋病的政策,即僅透過禁慾教育來宣傳,而非通過發放保險套、廣泛的性教育和針頭交換計劃來預防愛滋病。這個諺語至今仍適用於正在與這個污濁的終極疾病作鬥爭的亞裔非法移民。

蘇珊在馬來西亞出生和長大,她六年級的時候被退學,之後以美髮師為職。她35歲時生第一個兒子,37歲時生第二個兒子。蘇珊的丈夫為一名失業賭徒,完全不關心家庭,她在小兒子剛幾個月大的時候與丈夫離婚。蘇珊的妹妹在1980年底就以觀光簽證來到美國紐約,最後得到綠卡。蘇珊經常想到紐約加入妹妹的行列,因為她在馬來西亞賺的錢很少,所以如同上千名在她之前的移民者一樣,她希望能在美國發大財,至少賺足夠的錢給與她兩個兒子。她遞交了兩次簽證申請,但都失敗了,之後她聽到流言有其它的方法進入美國。

1999年,她花了2000美元給專門從事從馬來西亞輸送非法移民到美國的旅行社,告別兒子登上飛機。她的旅程全部由旅行社安排,包括一天停留於韓國,一個人到多倫多假裝去拜訪親戚,接著搭乘載有她和五位中國移民者的小船走私到美國。她在紐約的前三年和她妹妹住在一起,隨後搬出去。每個月蘇珊寄給母親她薪水的一半(400美元),用來支付她兒子的學費和生活費。蘇珊驕傲的說:「這些錢在馬來西亞是很多的。」

2004年一月,蘇珊患有嚴重的咳嗽並持續兩週。她的親戚帶她去醫院住院兩週,醫生對她的肺做X光檢查,但是蘇珊依然沒好轉。醫生建議她考慮作感染愛滋病的測試。她曾聽過愛滋病,但卻不知道愛滋病是什麼,也不知道愛滋病是如何傳播的。蘇珊在中國新年被檢測出感染愛滋病。

中國新年應該是一年中最快樂的季節,這是與家人一起慶祝新年伊始的時光。然而,蘇珊只能孤單與這個秘密作伴,她很震驚也很害怕,但她心裡清楚,若其他人知道,被疏遠是無可避免的。蘇珊沒有告訴妹妹和媽媽她的疾病,他也沒有告訴她的同事,因為她害怕明擺著的結果。或許在兒子更大一點的時候會告訴他們,她感染了愛滋病,但她依然擔心如果兒子知道了會害怕她。

蘇珊說:「亞洲社區會輕視愛滋病患者。人們不會想和我作朋友,他們會跟更多人說,而我會失去工作且很難找到新工作。大部分人不能理解,而且會讓我的生活變得更糟。」她用手指撥了一點蛋塔放到嘴裏,目光不時的移向別處。有一件事情讓她難以理解,她說她不知道如何染上愛滋病的。

不管她在紐約的情況有多糟,蘇珊知道總比馬來西亞好,因為在那裏為愛滋病患者提供醫療保健仍然極富挑戰,目前那裡的愛滋病患者大多是因靜脈注射而受感染的年輕男子。蘇珊說:「那裏的醫生不知道怎麼處理一位女性患者。若你沒有錢,他們完全不會幫你。一旦你感染了愛滋病,你就只有等待死亡的來臨了。」

。。。 。。。

華人策劃協會(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是一個成立超過40年的社會服務機構,宗旨是協助住在紐約市低收入且不會說英語的華人。華人策劃協會的愛滋病計畫已運行超過十年,由基督教福利機構聯合會(Federation of Protestant Welfare Agencies)所贊助,它也是目前在紐約為華裔愛滋病患者提供協助的兩家機構之一。該計畫包含雙語熱線服務,每個月一次的支援團契,但最受歡迎的還是個案諮詢和為尋求艾滋病毒測試客戶所提供的翻譯服務。華人策劃協會共有56個客戶,大部分的人除了醫療服務外,還尋求住宿和移民問題上的幫助。

這協會是蘇珊的守護天使。在她住進醫院的第一天,一位協會代表來探訪她,並幫忙安排政府補助來支付她兩週高達20,000美元的醫療費用。協會接著幫助她取得一張愛滋病藥物補助計畫卡,讓她能使用免費的藥物,否則這些藥物非常昂貴。由於該協會舉辦關於健康、營養與性行為的專題討論會,蘇珊現在更瞭解愛滋病。協會也舉辦假日派對,蘇珊也從中結交許多朋友。

蘇珊認識的其中一位朋友名為詹姆士•方(James Fong),他也是非法移民,在唐人街當廚師。他在馬來西亞被診斷出患有愛滋病,目前他靠顏色來提醒自己服藥。他已經整整服用「棕色藥」兩年了,而「白色藥」則幫助他對抗貧血,他在2005年一月因貧血而住院治療。他在紐約與一些婦女保有性關係,但總是會使用保險套,他因此認為不需要告訴對方他患有愛滋病。他的朋友或同事沒有人知道他的病情,他也覺得沒必要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知道,這將是大麻煩,令人頭痛。在唐人街,我們不談論愛滋病。」

儘管蘇珊的日常作息依舊如故,她的觀念自從被診斷出感染愛滋病後,開始改變。她一天依然工作11小時,在理髮院一週工作七天。當她不工作的時候,她會待在家裡清潔、烹飪或休息,有時她會與她的妹妹去吃點心。她更小心的照顧自己,當工作不忙時會做一點運動,並快速消毒流血的傷口。從她知道罹患愛滋病迄今,她沒有遇過其它大的健康上的問題,她的醫生說,若能持續做藥物治療,她可以維持好幾年的健康狀態。她告訴我:「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你對此無能為力,想未來是無意義的。」

醫生曾告訴她,人們一旦被診斷出感染愛滋病,平均壽命為10年。蘇珊相信她還有九年可活,她精神上準備著持續做每小時三塊錢的工作來過完餘生,直到最後孤獨的死亡。她眼睛看著遠方說:「最悲哀的是不知道我是否還有機會再次看到我的兒子。」

(大紀元感謝本文作者和Hyphen雜誌授權翻譯此文,有刪節。英文原文標題為「Living With HIV and No Green Card in NY Chinatown」)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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