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去年十月，中共召開五中全會，提出「十一五計劃」，也就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共建政以後，提出過十一次五年計劃，這是蘇聯計劃經濟在中國的反映。香港的自由經濟一向不去理會這些「計劃」，但是接近一年之後，也就是今年九月，香港居然召開《「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所以有輿論猜測是特區政府討好中共，還是中共向特區政府施壓？總之，要把香港經濟納入中國的經濟體制內。而問題在於，特區政府還表示四個專題小組將在年底定出一份「行動綱領」，作為下屆政府有關經濟策略的重要參考材料。而當有人質疑香港是否還執行以往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時，特首曾蔭權聲稱那是很久以前由當時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特區政府奉行的是「大市場、小政府」原則，但非墨守成規，而是根據市場需要作出修改、調校，以適應個別需要。看來，曾蔭權強調了政府作為主導的「修改、調校」。
費氏遺言「香港模式已死」
十月七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撰文，題為「香港模式已死」，狠批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後的香港，使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耀象徵，他更憂慮港府會對經濟作出過分干預。
一個多月以後，居然傳來九十四高齡的佛利民病逝的消息，實在有些意外。佛老多次到過香港，不但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也對香港有深刻的認識，而到生命的最後，他還憂慮香港的命運。
可能是愛屋及烏，佛老不但關心香港，也關心中國，他的一生到過中國三次，當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分別是一九八○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而後面兩次，正好我在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擔任助理研究員，協助院長張五常教授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而張教授與佛老曾是同事與密友，因此當張教授陪同佛老訪問北京時，特別是一九八八年那一次，我參與了一些具體的安排工作。這次訪問，佛老與當時身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會晤了兩個小時，自始至終我都在場。
我是學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對經濟事務不感興趣，只是後來移居香港，在這個商業城市裡，不能不入境問俗，玩起股票來了，才關注經濟問題，加上中國步入改革開放的大變革時期，關注中國政治不能不關注它的經濟，正好企業家查濟民先生捐助一筆經費給張五常教授研究中國經濟改革，教授因此在香港與深圳聘請幾位助理參與工作。我也應聘到香港大學工作，並且一直做到離開香港為止。期間，在張五常教授指導下，才瞭解一些自由經濟的皮毛。而更榮幸的是能夠與他一起參訪經濟改革中的中國。
第一次接觸佛利民這樣高學術地位與國際影響力的大師（還是美國總統列根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國師」），自然也非常好奇。但是他與夫人羅絲的平易近人也出乎我意外，看到他們夫婦自己拖了行李走進飛機場，心裡有莫名的感動。而他們的「短小精悍」散發出的活力、對新事物的興趣，更使人驚嘆，正如張教授所言，他的思想「快如閃電」。
價格改革闖關之際訪華
八八年訪問中國這一次，是上海復旦大學邀請佛老到上海訪問。當時中國正在闖價格改革的難關，由鄧小平發動，但是引發搶購與通脹時，卻把責任推給趙紫陽，因此趙在黨內受到「八老」與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的圍攻，地位不穩。十三屆三中全會宣佈要治理整頓，更顯示改革可能倒退。佛老是貨幣學派的大師，這正是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張教授就有意安排他與趙紫陽見面，提供意見。以我對中共黨內鬥爭的認識，當時的政治環境已經比較險惡，安排不易，但是我們還是動用在國內經濟學界的關係來做這工作，結果居然打通了關係，獲得趙紫陽首肯。但是我們的交通住宿費用則由張五常與他的朋友，很早在中國進行投資的天安中國董事長周安橋負責。
在上海，除了復旦大學的活動，還有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座談，與上海的學者接觸；我們還與當時帶領改革輿論的《世界經濟導報》交流。我們在九月十五日離開上海後，先在蘇南的蘇州與無錫考察。一九八七年我與張教授在北京朋友陪同下曾到溫州參觀「溫州模式」，這次是參觀「蘇南模式」。再到南京，住在落成不久的金陵飯店，還參觀新街口的百貨公司。
十八日到北京。在哪裡住宿？曾考慮釣魚台國賓館與香格里拉酒店兩處，我傾向香格里拉，因為外資酒店或可避免被竊聽，但最後是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因為是「國賓」嘛。我想見識一下也好。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冰箱裡的飲料全是國貨，還沒有「易拉罐」飲料，而是非常老土的瓶裝汽水。
到北京那天晚上，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在人大會堂新疆廳宴請我們。總幹事馬洪、副總幹事孫尚清、張磐，以及吳敬璉、楊培新、李忠凡等經濟學者出席。席間佛老與馬洪對物價改革與通脹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第二天上午安排佛老在科學會堂做「市場對社會發展的貢獻」的講演，除了經濟學界的孫尚清、陳岱蓀、厲以寧、吳敬璉、楊培新、廖季立、于景元、李忠凡等出席，還有一批社科界的思想活躍人士金觀濤、劉青峰夫婦、戴晴等，非常熱鬧。聽眾提了五十多問題，說明當時思想界的活躍，但是因為時間關係，只回答了三十個問題。
晤談兩小時種下「趙紫陽情結」
下午到中南海紫光閣與趙紫陽會晤。由於我在香港的反共色彩太明顯，因此我曾向國內朋友表示我不想出席，避免給政治上已處於困境的趙紫陽帶來更大麻煩。但是北京的朋友認為無妨，結果我低調參加，不把我的名字列上。因此媒體列名的是佛利民、羅絲夫婦、張五常、周安橋。中方出席的有馬洪、林宗棠、孫尚清、張磐、楊培新、李忠凡等。直到回香港，我也沒有說見過趙紫陽。那天晚上在香格里拉酒店的答謝宴會，向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遞交名片時，他只知我叫林保華，而不知道我就是常常批共和罵他的凌鋒。
佛老與趙紫陽的對話，由四點半進行到六點半。我與接待單位的王麗莉做記錄，最後由我把兩者結合定稿，刊於後來張教授集結成冊的《存亡之秋》。會晤中，趙紫陽先介紹中國經濟改革的情況，著重談了物價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並且認為今後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是價格改革、治理通脹、企業股份制。佛老也就通貨膨脹、價格改革、和企業效應問題發表他的看法。當然，他主張大刀闊斧的改革，解除對市場的管制。一個是最大共產黨的首腦，一個是經濟學大師，雙方不但談得投機，而且相互欣賞。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似乎融合了。但是會晤結束，趙紫陽送我們一行出來時，顯得心事重重。看來他是知道這些主張雖然正確，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是無法貫徹的。他也不會想到有六四那場屠殺。
我記得在釣魚台的第一個晚上，張教授問我，趙紫陽是不是的確想改革？我認為他的確是想改革的。因為怕竊聽，我沒有多言。張教授問我這些，也許是想確定佛老講話的尺度。在會談結束後，佛老與張教授對趙評價極高，特別是張教授產生了我所認為的「趙紫陽情結」。他回香港寫的一些文章熱情讚揚趙紫陽，被認為「保趙倒鄧」，還掀起若干風波。可惜趙的政治生命已經難以重振。
那晚回賓館後，張教授突然找我，說會有人接我們去看方勵之。我嚇了一跳，說我不想去。因為我知道所有電話都被竊聽。然而教授執意要去，我只好陪同。他住家的電梯已經在晚上九點半後停開，我們一口氣爬上十一樓見他。佛老夫婦沒有參加我們這次夜間行動。那晚，前香港《新晚報》總編輯、以間諜罪名被騙到廣州逮捕後軟禁在北京的羅孚也在場。
次年春天，胡耀邦逝世，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再發生六四屠殺。北京市長陳希同在該年六月三十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有關「反革命暴亂」的報告中說：「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一向慣於推卸責任的中共，把這次會見當作暴亂的始作俑者。固然這次訪問引發一些思想激蕩，然而能引發暴亂則是太恭維了。
堅持理念忠實發表意見
一九九三年，佛老夫婦再次光臨香港，張教授再為他們安排中國之行。這次除了周安橋之外，教授太太也去，另外還有壹傳媒老闆黎智英，以及一些學術界、企業界的朋友近二十人，浩浩蕩蕩，先到成都，再到重慶、上海，再到北京。我剛被解除黑名單，因此在成都進關時還被扣留約二、三十分鐘，把其他人嚇住了，以為我被捕了。海關在弄清我的確已經從黑名單刪除後，才得以進關。（一九九五年我因為屢教不改再次被列為黑名單。）
這次在北京，除了佛老的一場講演，也安排見江澤民，但是最後確定的名單是佛利民夫婦與張五常夫婦。在佛利民夫婦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一書中說：「江首先要我發表評論，我講了大約十分鐘。表達自己一向對於金融問題、複式匯率、以及提供外資過度優惠的看法。江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談了大約四十五分鐘，用掉了我們預計會面的絕大部分時間……。我估計江澤民可能根本不打算聽我們必須說的話。」後來我問張教授江澤民對他們說了些甚麼，張回答說，江介紹他治理上海時的「菜籃子工程」。我聽了忍俊不禁。
中國為了需要，用利益攏絡了不少海外學者為中國鼓譟。但是佛老堅持他的理念，忠實的發表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包括最近對香港的批評。這個批評完全正確，最近李嘉誠兒子李澤楷出售電盈給外資，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暉竟插手制止，特區政府乖乖就範。這不是自由經濟的變質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個怪胎，與自由經濟有很大距離。權力的干預，導致腐敗與貧富差距的擴大，也阻礙了政治改革的開展。佛老的去世，世界少了一個可以直率及對中國進行批評及提供建議的學者，這是中國的大損失。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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