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
經濟發展和市場化要求政改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早已完成其歷史使命，「特」字已經不復存在。從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深圳推向全國，不得不說這是中國的一大進步。問題在於，經濟的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框架，與之相適應的必然是政治上的自由，必然是政治制度隨之的變革。令人悲觀的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幾乎沒有任何改變，胡溫執政以來卻感到正在倒退。
由於中共頑固堅持專制制度，經濟上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矛盾的激化，這種激化程度實際上中共統治集團也承認，當權者企圖在不觸動專制制度和一黨專政的前提下調節。無奈社會的發展規律並不聽命於中共集團的想像，腐敗的普遍化，權力的濫用，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和中共官員的「無法無天」，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民眾自發的反抗，此起彼伏的「騷亂」、「群體事件」讓當局頭痛不已。共產黨考慮問題不是從制度上入手，如何利用國家機器進行鎮壓成了「穩定」的唯一手段。
政治變革來源於民眾反抗的「群體事件」頻繁發生，規模越來越大。二○○五年中國公安部長周永康接受西方記者所說的話，證明了中國官方最為擔心的社會問題正日趨嚴重。周永康對路透社記者說，中國上個月共發生了七點四萬起群眾性事件或示威遊行和騷亂，而二○○四年一年才發生了五點八萬起，十年前才只有一萬起。二○○六年以來，有關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的新聞不斷，尤其是農村，不是數千名農民同警察發生衝突，就是數百名抗議者遭到警方的血腥鎮壓。
中共黨內有識之士的政治遠見
中共黨內並不缺乏有識之士政治智慧，對問題的認識和分析也能精闢入裡，但他們不能影響最高當局的決策。比如前中共領袖趙紫陽，他就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鮑樸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趙紫陽為中國走出極權政治的束縛做出了開創性的努力：他主張形成由社會各界即各主體之間互相協商對話的局面；他堅持經濟改革必須由政治改革配合；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他堅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運；他在反腐敗和一黨制的矛盾之中質疑一黨制。他與胡耀邦一起對中國突破極權主義的貢獻，還有何人能出其右?!如果這種實質性、開拓性的貢獻配不上『民主』一詞，這個詞究竟還蘊藏著什麼深奧玄妙的意義？」（《趙紫陽的政治智慧》二○○六年《動向》雜誌六月號）
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也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二○○四年第八期《炎黃春秋》發表《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文章，在讚揚鄧小平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同時說，鄧在造就一個漸漸富裕起來、相對開放的社會同時，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與腐敗蔓延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的相對滯後」，現在是「市場經濟，計劃政治」。為此，他呼籲必須要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他認為這一關終得過，「現在不過，以後說不準更難過。」他說：「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來』！」
二○○四年任仲夷接受《同舟共進》採訪時，高度讚揚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偉業，但也指出鄧小平未利用他崇高的威望，及時地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他同時還提出三權鼎立可從根本上遏制權力壟斷，以解決目前盛行的腐敗問題。
政改可以先從深圳開始
既然當年鄧小平搞經濟改革首先抓「試點」，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那麼我認為政治改革也可以從深圳抓「試點」開始，建立「深圳政治特區」。香港行政特區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特區，深圳毗鄰香港，兩個城市的市民彼此來往頻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一直在影響著深圳市民的心理，如果深圳進行政治制度改革，首先模仿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是一個簡單而行之有效的途徑，雖然香港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法治和自由制度完全可以學習，這就是獨立的司法制度和新聞自由以及政黨組織多元化。九七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夢寐以求的是徹底的民主化，每年七一香港市民都為爭取普選和民主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相信不久的將來會實現其目標。
政治改革的循序漸進我是贊同的，但必須起步。深圳的第一步必須邁出，其他都好說。只要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全面的民主化，建立「三權鼎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建立深圳政治特區或許是一廂情願，照目前看，中共當局一直在維持香港現狀，拒絕公開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如何能在深圳建立政治特區？不過，中共還存在變數。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和不斷發展的社會反抗力量，或許可增加黨內的變數，從而逼迫中共當局下決心進行政治改革。
二○○六年七月二日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７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