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東方航空公司飛行員袁勝於8月9日在洛杉磯舉行記者會，隨後又發表了聲明﹐宣布他打算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任何從共產黨專制下的過來人可能都會感受到袁勝的處境。如果他回國﹐就像當時警察摔下的話一樣﹐「交代清楚」﹑「關係到國家安全，太嚴重了！」。可能袁勝的一切﹐包括工作﹑前途﹑甚至生命﹐僅僅因為與一位老鄉聊起九評共產黨及退黨被告密﹑因為自己信仰法輪功﹐而被全數剝奪。
袁勝介紹自己時說，他今年39歲，出生在山東章丘。有個12歲的女兒和一個圓滿的家庭。他1989年畢業於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在上海東方航空公司擔任駕駛員18年，安全飛行了12400小時。 由于技術好，先後擔任過多種機型，如MD-11型，A340-600型的機長多年，95年起經常飛上海浦東到美國洛杉磯這條航線，現每月工資三萬多人民幣。 而決定離開中國﹑妻離子散﹐是一個「痛苦的抉擇」。
袁勝事件﹐讓人又想起國人所稱的文革和政治高壓時期人們的無奈。
袁勝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只是因為與一位老鄉聊起九評共產黨及退黨被告密﹑因為自己信仰法輪功。或者用較文謅的語言﹐就是一個公民的基本的人權—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權利被剝奪所造成的。
當今人類普世價值要求﹐一個公民具有正常心理和社會的生活條件﹐有免於因言獲罪﹑因思想獲罪的恐懼的基本權利。一個健康的人﹐不能因為所思所想﹑所說所言而被他人鎮壓﹔不能在一種無形的思想監獄中苟延生活。言論自由﹐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本標誌﹔沒做虧心事﹐還怕別人說﹖
但袁勝所說的九評共產黨﹐正是揭示了中共一直以來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當今中國封鎖言論的情形﹐與一個殺人犯不讓人告發它的殺人罪行是一樣的﹕因為中共在和平時期﹐讓八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相當於六千萬黨員每人弄死一個中國人﹔當然九評還揭示其他更多的事實和內容。這樣的現實﹐作為一個殺人犯來說﹐是絕對要封鎖的﹔但是﹐作為一個正常的社會﹐告發殺人者卻是一個公民當之無愧的職責。
說到這種職責﹐我們有權利為了自己的安全而閉口不說﹔但是﹐當有人不顧生命安危﹐替我們說出該說的話時﹐我們真的不應該向殺人犯去告密。因為這種告密無疑是與殺人犯同罪﹐或者有過之﹐是歷史上的小人。
說到這種職責﹐筆者在此向袁勝致敬﹐向法輪功朋友和一切今天敢於站出來向中共說「不」的朋友們致敬。你們敢於以生命的代價﹐把中共歷史和當今的罪惡告知天下﹐堪稱中華民族的良心和脊樑。在一個沒有言論和說話自由的地方﹐實踐這種責任是可貴可敬的。
對於幸運的西方人﹐講述民主黨或共和黨的錯不是罪過﹐也不需付出如此的代價﹔相反﹐這會被社會認同和獎勵的﹐比如告發美國總統尼克松水門事件﹔因為言論是對政府和團體健康的維護和修補。當然﹐在西方社會要告發一個犯有命案的黑社會團伙﹐也是一件危險的事﹔然而﹐西方社會往往把這種危險和社會責任的選擇權充份自由地留給個體的公民。
裴多菲有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袁勝為了一席真話，被迫拋妻別子，固然是因為自由的可貴，而更重要的是他並非為了自己的自由，而是為了讓大陸被中共迫害的人也獲得自由，因此他所放棄的每年近40萬人民幣的年薪，以及付出的分離之苦，值得每一個心繫大陸的人思索和感激。
通過袁勝事件﹐讓人們更看到了自由的珍貴。一個原本可以有圓滿生活的袁勝一家﹐在言論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生命權的無情中掙扎和顛沛﹐反映的是這個時代中國人的悲哀﹐是外來邪靈對中國人犯下罪惡的一個典型例子﹐也讓人們看到當今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水平的嚴重落差。(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