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報導】藝文創作不輟 發抒傷痛反省歷史（中央社記者黃慧敏台北二十二日電）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都針對該民族受難的歷史，製作影片或從事文學、繪畫及音樂等藝術創作，以提昇一個民族的靈魂。而台灣的二二八創作雖不曾間斷，卻顯然還需要更多人的共鳴以及更有魄力的創作投入。
影像作品方面，侯孝賢「悲情城市」把一段必須被忘記的歷史，重新帶進台灣人民的記憶裡；最近由對岸拍製「雲水謠」則是訴說一樁為二二八所阻隔的情事，宛如另類的「未婚妻的漫長等待」。顯見中國也企圖透過藝術創作搶奪二二八的詮釋權。
在二二八事件不存在於任何官方歷史前，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讓許多未親身經歷過，也未曾真正聽聞過的台灣民眾第一次從電影中重新反省自己的身份與國家認同。「悲情城市」以明顯的的歷史敘事形式，立意要為那個時期不幸受難的台灣人寫史。電影的開場與收尾各由一段歷史文字開始，在這兩個極具意義的台灣歷史紀事之間，呈現一段從未被如此公開述說過的歷史故事。
雖然「悲情城市」並未將二二八事件直接投射在銀幕上，只以政府在電台的廣播和角色間的談論交待。電影的重點始終是在於事件對民眾生活的影響和人心的打擊。對政治犯的屠殺，也只是以獄中的槍聲表達。導演力求客觀的歷史呈現，對事件淡化的描寫，讓觀眾對二二八可以有著冷靜和客觀的反思。
侯孝賢憑著「悲情城市」奪得了一九八九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二００六年上映的電影「雲水謠」，敘述一對相愛的台灣年輕人因時局變化被分隔在海峽兩岸，在歲月的迢迢雲水間，譜寫了一場迴腸盪氣的苦戀。原劇作者是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台籍人士張克輝。由於是中國拍製，被認為有統戰色彩，差一點遭到禁演的命運，陸委會就曾批評「雲水謠」是扭曲228歷史。
有關二二八的紀錄片汗牛充棟。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公共電視合作攝製的「傷痕二二八」紀錄片，邀集歷史及影像創作等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由導演鄭文堂執導。從蒐集相關史料、尋訪事件當事人、召開多次製作會議，以審慎的研究精神重建歷史現場。
「傷痕二二八」從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台灣宣佈光復那天說起，首集敘述在迎接中國軍隊登陸接管前，台灣人光復的喜悅達到最高峰。數千名學生、商人和公司機關代表，穿著整齊而華麗，夾道歡迎祖國軍隊到來。但見到中國軍隊的那一刻，台灣人矛盾的情緒油然而生。相對於日本軍隊整齊畫一的步伐，台灣人看到的是軍律渙散、隨地小便吐痰的中國軍隊。
本片想呈現兩種觀點：一是從台灣人民的觀點出發陳述整個事件發生的始末，二是從過去極權政治的官方立場解釋。透過這兩條線的交錯，去形成一股「歷史」與「反省歷史」的力量，希望驅動著觀眾觀看過去，不當的政策對台灣人民所造成的傷痕，歷史才能發揮作用。
文學方面對二二八的著墨也是不知凡幾。台灣近代文學史上，最有力的歷史見證者，同時也是四百年來，有良知的台灣知識份子的代表性人物吳濁流，他的第一本自傳長篇小說「無花果」，為台灣民眾提示了當年台灣經濟失控的部分真相。本文最先發表在「台灣文藝」，隨即被查禁。因其中部分內容，寫的是二二八，也是最早呈現的二二八資料。
音樂方面，有「四百年來台灣最傑出音樂家」美譽的蕭泰然，在一九九三年創作了「一九四七序曲」，不僅讓人憶及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創傷，更是公認為「台灣人四百年的音樂史詩」，多次為世界一流樂團公演。
一如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和西貝流士的「芬蘭頌」，「一九四七序曲」以充滿使命感的情懷寫下對祖國的摯愛。一開始就銅管齊鳴，波濤洶湧的氣勢，向世人昭示過去台灣人悲情歷史，接著以如詩如畫的音樂道出台灣曾有過美麗的山河，讓葡萄牙船長驚嘆「福爾摩沙」。
藝評家謝里法認為，二二八事件和之後的白色恐怖，台灣畫家敏感的眼睛看出靜物和風景才是肅殺風氣下的安全題材，創作風氣退趨保守；沒有二二八事件，台灣美術的發展，絕不只現況，也只有二二八事件，才能解釋台灣近代美術的難題。
紀念二二八事件的美展，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九三年，透過藝術作品，整理共同記憶，可以讓台灣人民體認並疼惜受難者與家屬五十多年走過的艱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