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按：左派總是給出具體物質承諾，右派更願意爭取的是冷冰冰的自由。自由環境裡的自由人不必然物質豐富，還要承擔個人責任，得到的無非也就是基本保證沒有政治運動，沒有大饑荒，沒有種族清洗，沒有宗教迫害，沒有戰亂，沒有勞改營，沒有戶口奴隸制，沒有普遍的自上而下的道德淪喪、竭澤而漁、經濟盤剝、警匪一家、欺騙洗腦…僅此而已啦，實在沒有左派開出的支票宏大絢麗誘人。甘拜下風。】
在美國的歷史上，諸多政治家都給出過美好的許諾，並推出宏偉的計劃，有成功者，也有一些得到的是有事與願違的結果，其中，上世紀六十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要把美國建成「偉大社會」的許諾，應該是比較突出的美好的許諾和宏偉計劃。
前一段時間，鄢烈山撰寫了一篇時論《重溫林登-約翰遜偉大社會的夢想》。在文中，鄢烈山對約翰遜的「偉大社會」的夢想給予了極大讚揚，並指出海內外的一些其他學者也特別推崇「偉大社會」的宏偉計劃：「去年，薛湧在紀念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斯逝世的文章中，特別提到加爾佈雷斯為約翰遜起草了『偉大社會』的講稿；高世楫2006年最後一天在《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表的一篇總結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文章，乾脆就叫《「偉大的社會」：一條路線的堅持》。」
為什麼鄢烈山等極力讚揚和推崇約翰遜「偉大社會」的夢想？簡單地說，美好的許諾和宏偉的計劃當然容易讓人感動，也能得到人的稱讚和推崇。更重要的是，許多人會認為約翰遜的偉大「偉大社會」對當今中國社會應該給出重要的啟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必要對約翰遜「偉大社會」的夢想做更多的解讀。
四十多年前，當約翰遜提出「偉大社會」之時，美國上下為之激動，因為在「偉大社會」的夢想之下，美國社會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改革：缺乏技能的接受培訓；失業的得到工作；黑人獲得全部平等的權力；以新的立法和巨大的資源去處理犯罪、貧窮等社會問題，其目的就是要把美國建成一個人人平等、福利健全的「偉大社會」，如果那樣的夢想能夠成為現實，作為「偉大社會」夢想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林登-約翰遜應該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可是，林登-約翰遜卻並非是美國人最敬仰的總統，而在許多方面站在約翰遜對立面的里根卻被評為最偉大的美國人。在２００５年的一次評選中，２４０萬美國人參與投票，在前２０位最偉大的美國人中，里根名列榜首，約翰遜卻是榜上無名。應該說，約翰遜不受美國人愛戴有越戰的陰影，但約翰遜「偉大社會」的夢想也沒有給他加多少分。
約翰遜的「偉大社會」的夢想開始於１９６４年，當時，除了約翰遜的倡導外，還有另外幾股重要的力量積極推動社會改革，去實現「偉大社會」的夢想。約翰遜的「偉大社會」除了落實許多的權力外，更重要的是他發起的著名的向貧窮作戰（War on Poverty）的戰役。上世紀八十年代中，美國企業協會的學者查爾斯-莫瑞寫過一本暢銷書《失去重心》，莫瑞被公認為美國最著名的社會政策研究學者，他曾被評為５０位對美國公共政策最有影響的人，他的《失去重心》一書對「偉大社會」夢想下的主要政策做了深入和詳細的分析，該書對九十年代中期有關福利政策的論爭和改革有極為重要的影響。莫瑞在《失去重心》中指出，六十年代中期出現了幾股力量支持約翰遜「偉大社會」的夢想，其中包括經濟學家似乎已經找到了經濟持續發展的秘訣；政策制定者和知識精英發現了結構上的貧窮。
在莫瑞看來，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開始於約翰遜的任期，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正是那個時期的美國經濟，因為美國政府第一次認為有經濟實力用福利政策去解決貧窮。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ＧＤＰ僅為１０００億美元，二十五年後，美國ＧＤＰ增加到６８５０億美元。約翰遜和國會當時相信，美國經濟的增長不再屬於週期性的漲落，因為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聲稱，政府的干預可以讓美國經濟不再進入經濟衰退的週期，從而可以保證在低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不斷增長，當然，通過經濟增長創造的財富可以去解決貧窮。
１９６３年，除了民權運動外，最火熱的國內問題就是貧窮問題，並且，不只是「貧窮」，而是「結構貧窮」（Structure Poverty）。所謂結構貧窮，指的是貧窮與系統的結構有關，比如某一個族裔的人大多處在貧困之中，這樣的貧窮僅僅通過經濟的增長是根除不了的。按照結構貧窮的觀點，要根除這樣的貧窮，必須採取極端的「手術」，只是通過創造結業機會以及提供創業貸款等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需要的是，政府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一個象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根本就不應該有貧窮存在。約翰遜總統認為在他的領導下，「偉大社會」夢想下的向貧窮作戰一定會取得最終的勝利，當時約翰遜對國會講：「因為向貧窮作戰是正確的、英明的，因此在我們的歷史上，第一次我們可以戰勝貧窮「。
由於有結構貧窮的前提，社會政策就由保證機會平等向追求結果均等進行轉變。１９６４年提倡《民權法》的初衷是本著機會平等、消除種族歧視，可是在１９６５年，約翰遜總統就在霍華德大學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下一步的民權運動並不是落實權力平等，而是要有結果上的平等」，政府直接發放福利錢款就是促進結果平等的措施之一。接著，約翰遜總統還簽署了總統法令，要求實施「平權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其實是對少數族裔實行優權法案，比如，在大學錄取和資助上對黑人學生給予優惠。「平權法案」有一種矯枉必須過正的意思，即從前歧視了黑人，「平權法案」其實不是要給黑人等平等的權力，而是一種優權，也就是說，這是從兩個極端對黑人不同的對待。
毋須置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有相當比例的人處在貧窮之中，解決貧窮問題是政府和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但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去處理貧窮問題，卻是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當時的美國，約翰遜總統代表的是美國現代自由派的理念是主流的思想，其實那是從四十年代羅斯福「新政」的延續。羅斯福在四十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四個自由」，即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物質需要上的自由、沒有恐懼的自由。明顯的是，前兩個自由來自於美國的國父，而後兩個自由則羅斯福現代自由派思想的重要添加。提出物質需要上的自由，那是羅斯福對大蕭條的一種強烈反應，因為羅斯福看到大蕭條中的人沒有經濟上的保障，因此其他方面的自由也就大打折扣。約翰遜正是繼承了羅斯福「物質需要的自由」的理念，但約翰遜並非是在經濟蕭條下的施行拯救，而是一種主動的進攻，即向貧窮宣戰，要以政府作為主要力量去消除貧窮，建立了使用政府預算的現金補貼、食品券、醫療保險等福利項目。
公平地講，約翰遜向貧窮作戰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美國貧窮的人從１９６４年的１８％降到１９６８年的１３％。可是，在向貧窮作戰開始之前，美國的貧窮人數比例已經在不斷下降，１９５０年，美國的貧窮率為３０％，至約翰遜政府開始的１９６４年，貧窮率下降到１８％。在約翰遜政府之後，尼克松總統雖然是共和黨人，但他繼續了似乎有效的福利政策，並且在福利項目的預算有了更大的投入，隨著福利預算的不斷投入，貧窮率繼續下降，１９７３年的１１％的貧窮率是最低點，但在那以後貧窮率的降勢卻停止了，在１９８０年，福利預算投入更多的時候，貧窮率卻在回升，超過了向貧窮作戰開始時的水平。福利項目投入越多，反而貧窮人的比例卻在回升，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情況？
莫瑞從經濟、年齡結構、種族指標等方面有比較深入的定量分析，經濟等因素對貧窮的回升並沒有什麼影響…莫瑞得出的結論是，貧窮人數的回升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福利資金的投入，而領取福利的人並不需要做什麼，就能自動領取現金和食品卷，由於有這樣自動領取的福利，這些人不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和人生態度，這樣的福利政策造就了一個完全依賴政府群體。儘管福利越來越好，但明顯的是，完全靠福利並不能步入中產階層，甚至不能完全脫貧，福利的初衷應該是幫助有缺乏的人，但不能讓人放棄工作的願望和努力，可政府越來越大福利項目卻造成了一個對政府有絕對依賴的群體，如果政府要徹底消除這樣的貧窮，勢必就得增加福利支票的金額和數量，但那就會不斷擴大這樣靠政府的群體，福利資金的來源就是不斷加稅，懲罰那些多創造財富的人。
除了福利政策本身保留和造成貧窮外，同出於現代自由派的輕視家庭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與福利項目相輔相成地造成更大的貧窮。在福利政策體系不夠健全的年代，家庭卻更加穩定，由於經濟上的壓力，家庭成員在一起艱苦奮鬥，有了豐盛的福利政策後，無形之中送出這樣一個信息，丈夫可以出走，或者不需要結婚，因為政府會托住一個單身的母親和五個孩子，反過來，家庭破裂以及未婚生育又不斷增加對福利的負擔。巧合的是，六十年代中期，美國興起的性解放、極端女權主義與福利政策比翼雙飛，過去的幾十年為美國造就了幾千萬的單身母親家庭，這些家庭大多都屬於美國的貧窮群體。
在八十年代中期，保守派的里根曾減少了一些福利項目的預算，結果遭到自由派民主黨的攻擊，最終里根也沒能對福利制度做出什麼根本性改革。九十年代初，克林頓在競選中許諾要改革問題嚴重的福利制度，結果克林頓在１９９６年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配合對福利制度做了較大的改革，後來讓數百萬人走出了完全靠福利的生活。毋須置疑，九十年代的福利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至今貧窮仍然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貧窮率比上世紀七十年代還高，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艾德華茲的競選綱領就是「兩個美國」，其中一個美國就是貧窮的美國，艾德華茲許諾要通過提高稅率把富有美國的一部分財富轉移到貧窮的美國。
對於美國政府與貧窮作戰卻越戰越敗的原因，美國兩黨以及自由、保守兩派有不同解讀。最近，著名自由派智庫布魯金斯發表了一篇報告「攻擊貧窮和不公」。在該報告的開篇就提到：「如今的貧窮率超過上世紀七十年代，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在林登-約翰遜以後，沒有一位美國總統把與貧窮作戰當成競選和施政的綱領」。這句話有正確的事實，也有誤導的成分，當今貧窮率的確不低，可自約翰遜政府以後的歷屆的美國總統在福利項目上花費了幾萬億美元。
此外，如果對貧窮率進行詳細解讀，可以發現更深刻的社會問題。珍尼-克羅斯是另一家智庫Beverly LaHaye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她對當今的貧窮指數做了詳細的分析。布魯金斯的報告指出，經濟狀況是造成當今貧窮的主要因素，可按Crouse的分析，當今的高貧窮率與家庭結構有很大的關係，具體地講，社會的貧窮率直接與多少人生活在已婚的雙親家庭，在1973年，79％的人生活在已婚的雙親家庭， 2005年，只有63％的人生活在已婚的雙親家庭，在單身母親家庭的人占人口的13％，單親家庭的貧窮率高於雙親家庭的6倍。考慮到這樣家庭結構的因素，如果今天生活在雙親家庭的人口比例與1973年一樣的話，當今的貧窮率就不是高於12.6，而是9.8％，這是低於1973年貧窮率的水平。因此，造成貧窮率更加惡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家庭結構的變化，也就是已婚雙親家庭的減少。
綜上所述，平等的權力和機會、經濟的增長對消除貧窮有非常積極的作用，過去的幾十年，美國在在方面有比較大的突破，福利制度在短期內幫助了美國的一些窮人，社會也需要對弱者提供必要的、基本的福利，但從長遠來看，提供豐富的福利對消除貧窮並不有利，反而有害。更重要的是，美國所面臨的家庭結構變化，比如單親家庭增多的問題是直接造成貧窮的主要社會原因之一。
一個社會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福利，任何社會都不例外，但約翰遜通過「偉大社會」把美國政府搞得太大，讓太多的美國人依賴政府，約翰遜「偉大社會」是羅斯福「新政」的延續，而羅斯福的顧問亨利-霍普金曾經對「新政」有一個很好的總結：「徵稅、徵稅、開支、開支、當選、當選」。因此，大政府表面是提供福利，其實就是將高稅強奪納稅人的財富，再以福利的方式去購買權力，當代自由主義下的美國民主黨正是要繼承羅斯福和約翰遜的遺志：「徵稅、徵稅、開支、開支、當選、當選」，而當今世界其他體制下的大政府也都脫不了這的套路，或者更簡單的：「徵稅、徵稅、開支、開支、執政、執政」，從經濟上和道義上來講，這都不是一個良性循環，而是一個阻礙經濟發展、壓制勤奮致富的惡性循環，最終，要被大多數公民拋棄。
－－原載：《袁曉明Blog》，200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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