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1989年6月3日中午，天安門附近的六部口，一輛滿載槍支彈藥的軍車開過來……這是開往天安門的第幾千輛裝滿槍支彈藥的軍車呢？
公開的資料顯示：官方宣稱的平息“暴亂”，事後發現被毀壞的軍車就有1,000多輛，裝甲車60多輛，警車30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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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6月3日晚上23點前後，北京火車站附近的建國門立交橋就有30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就有300多輛軍車試圖向廣場開動，北京其他數十個路口就有數百輛軍車步步逼近。
這些裝有武器的軍車為什麼是在夜間、尤其是趕在淩晨進城呢？按照戒嚴部隊“為人民服務”的冠冕堂皇的說法，大白天進城不是更好地“保護人民利益和國家財產不受損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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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後的2007年6月4日，是民主災難紀念日，當年主政的李鵬尚在，因腐敗被判刑16年的北京市主政陳希同尚在……還有更多更多的戒嚴部門士兵尚在，士兵和低級軍官們未必知道當年到底有多少輛軍車和多少士兵進駐北京，但李鵬、陳希同卻是明白的，他們調兵遣將，他們不擇手段，他們以民為敵，他們嗜血成性，最後受害最大的有大學生，圍觀的中學生，圍觀路過的普通工人、市民，還有最最普通年輕而不瞭解真相的士兵，死在了不該死的時間，死在了不該死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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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首──
“6．4”這天淩晨1時半，陳希同黑手控制的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指對“參與嚴重的反革命暴亂、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暴徒們進行堅決反擊”。這個時候，停留天安門廣場的青年學生還有數千人。淩晨2時半，王丹還在廣場上。淩晨3時左右，劉曉波、侯德建、周舵等還在廣場上，逼近的戒嚴部隊，正接近他們。淩晨4時，他們在紀念碑前，這個時候廣場上的華燈全部關閉（不知道誰下的命令），解放軍開始清場，戒嚴部門的廣播來回通告“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秩序”。官方公開的資料顯示：之後，戒嚴部隊由北往南，分兩路向紀念碑方向推進，解放軍戰士用槍將“高自聯”架設的兩個高音喇叭打壞……到淩晨5時半請場結束。官方至今留在書面的說法，還在同樣宣稱“在整個請場過程中，包括最後強制離開的人在內，所有堅持廣場靜坐的學生沒有死一個人”。（這裏指天安門廣場上。對整個事件，官方公開的大學生死難者僅為36人，總共有200多人死亡。而“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統計的數字，截至2005年3月，就有“6．4”死難者186人，基本上都有名有姓，其中包括大學生、中學生、記者、工人、職員、醫生、幹部等，如蔣捷連、王楠、楊明湖、蕭傑、陳來順、郝致京、謝京鎖、蕭波、孫輝、陸春林、張向紅等一長串名字，他們的家屬也從1989年一直悲哀到今天……。）
“民心不可欺”，這是當年在北京西苑飯店公開的標語。
民心不可欺，而人們可以看到，實在是政府在激化矛盾，調兵遣將，製造動亂！
89“6．4”之夜，北京下起了悲傷的黑雨，天地為之動容，悲哀不盡……
天悲哀，地悲哀，人悲哀──惟有共產黨的決策者、將領們在慶祝“政權又回到了”他們手裏。
鄧小平幸災樂禍地說，“這場風波遲早要到來……”。
1989年6月3日至6月4日，以“平息反革命暴亂”名義強行進城（主要進駐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又有多少人數呢？
社會上說法是“血流成河”、“血洗天安門”，當時外電都很多報道，“美國之音”稱死難者上萬人。到底是多少，現在還是個秘密。
而官方公開的說法稱：“戒嚴部隊戰士（都是戰士，沒有一個將領級別高級軍官）、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但未見公開到底多少人，有名有姓的又有多少）”，他們“為保衛祖國，保衛憲法，保衛人民，付出了鮮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對他們的功績，人民將永遠銘記。”
事後，北京的朋友中有見證“6．4”的人，知道這樣一個道理，解放軍“6．4”敢開槍，把很多人的膽子嚇小了，“槍都敢開，還有什麼他們不敢做的”。北京還有一些人進行偷偷錄影，但很快北京火車站就多了一批人，以查黃色錄影為名，檢查旅客攜帶的行李，看看有沒有所謂的“黃色錄影”。
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對面的楊坊店、北蜂窩等地，“6．3”當晚很多人不敢開窗，北京有朋友證實他的街坊鄰居就有一人被槍打死在窗前，最後還不能聲張……害怕被指控為暴徒，牽連、株連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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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6．4”18周年了，我卻看不到得勝的官方如何讓他們的功績再度展示、讓人民銘記，也沒有看到官方對民間公佈“6．4”真相的真誠回應……當然，他們若有誠意的話，“6．4”就不可能發生。
當年，熱血沸騰的大學生們發起，由全國民意支持，輿論呼應的“和平請援”和“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要民主、要自由”民主運動，至今都沒有錯。
可是，鄧小平領導的中共極權黨中央為什麼那麼仇恨民主、自由、人權呢？
他們領導全國人民的誠意又在哪裡呢？
據官方的不完全統計，1989年5月16日，全國21個城市的近百所學校就有11萬大學生上街遊行，到18日，就擴展到30多個300多所大學裏的52.5萬大學生參加，後來又發生了萬人參與的絕食請援，大學生們真誠地依據憲法表達自己的良好願望，最後卻是以付出鮮血的代價結束。
血的代價，又讓誰震驚和警醒了呢？
18年過去了，人民反思過嗎？歷史真相大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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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989年6月10日之前的《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報紙，出現了局部的短暫的新聞自由，《人民日報》推出“戒嚴某日”、“北京這一夜”，中央電視臺也在新聞報導中儘量帶出一些真實的聲音。由此可見，當時的輿論代表著民意，是有誠意的，也是理性的，可鄧小平培養的接班人江澤民接班後，就風向大轉，開始封殺真相，
1989年6月24日，自5月份就悄悄從上海到北京加入中共核心層的江澤民，在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大獨裁者鄧小平的安排下，正式取代趙紫陽。（從此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就消失了，後來被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一個破落的大院子裏，直到2005年2月去世為止。我曾去這個大院哀悼他時，感慨萬千，他的遭遇比蔣介石軟禁的張學良糟糕多了。）
江澤民在這一天舉行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向鄧小平表示政治決心：在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他還說，“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是當前第一位政治任務。回想起這場反革命暴亂，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決斷，如果沒有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的獻身，後果不堪設想。我們對製造搗亂和暴亂的一切政治陰謀，一定要繼續清查和徹底揭露，決不可半途而廢。對於策劃、組織、指揮動亂和暴亂的人，參與暴亂的反革命暴徒，務必依法懲處，堅決打擊，決不能心慈手軟。對於不同程度捲入動亂和暴亂的人，要多做爭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集中打擊極少數首惡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頑固分子，盡力擴大教育面和團結面。”
正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尺度”，中共對一些參與民主運動的普通工人、居民給予了“集中打擊”，而對於參與的大學生比如王丹等大學生和知識份子，則是給予一定的打擊兼帶照顧，目的卻不是“盡力擴大教育面和團結面”，而是“掩蓋真相”，試圖把“6．4”的國際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挽回中共在國際上的負面影響。
2007年6月““6．4””紀念日之際，當年的學生領袖王丹先生在美國公開呼籲中共釋放當年參與但至今仍在獄中度日如年的被“集中打擊”的所謂“動亂、暴亂分子”，呼籲社會各界多幫助他們，呼籲中共儘快釋放這些政治犯。
儘管年年呼籲，中共卻依然故我，寧願宣佈一個腐敗分子黃菊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甚至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名義“沉痛宣告”的高規格，也不願意釋放當年被關押、判刑的政治犯。可見中共本質不變，人們也不能對中共抱有任何良好的願望。
當年的參與者江棋生先生在“6．4”18周年之際撰文認為，現在的腐敗是當年腐敗的100倍。假如當年執政者能夠順應民意，懲治腐敗，推動民主、自由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共的腐敗就不可能有今天這麼普遍、這麼肆無忌憚，這麼為所欲為。
青島的李建強律師最近對黃菊的惶遽而逝，進行了很好的評論，他稱：黨和政府對黃菊先生的三個評價：“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是不是“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不去說了。黃菊先生是黨的人，國家的雇員，黨和國家是他的老闆，如何評價與我們似乎無關。但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兩個評價可是有客觀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黨章。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主義戰士是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如果說高官厚祿，腰纏億貫的黃菊先生是“共產主義戰士，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恐怕捫心自問，黃菊先生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認。所以，這三個評價，實在是言不由衷。“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人已死去，評價更當客觀。這不僅是對死人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尊重。恭請政府在追悼會上能夠改正這個說法。”
至於黃菊先生死後，李建強律師提到黃菊將魂歸何處的問題：“黃菊先生是無神論者，恐怕上帝的天堂他老人家也是不屑去的。而且，主耶穌說過，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那麼，去地獄？讓一個’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去那麼個陰森悲慘的地方好象也說不過去。可不去天堂，也不下地獄，黃菊先生到什麼地方去呢？毛澤東先生曾說過，共產黨人死後都去見馬克思。馬克思在哪裡先不去管（肯定也不在天堂，因為這位德國大鬍子博士跟上帝也不對付），但是作為無產者的精神導師的馬克思，會接納一個聲稱自己事業繼承人的億萬富豪麼？黃菊先生和他的上海十裏洋場弟兄們如陳良宇等早就形成了權傾一時、富甲一方的豪門大族，已經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實，難道無產階級的祖宗馬克思會不知道？說來說去，黃菊先生死後靈魂還是無處可去，這豈不是一件挺遺憾的事情麼？”
既然黃菊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起碼是說了謊話，他的妻子余慧文、弟弟和妻弟參與經商，什麼都經營，參與腐敗，黃菊還指使人利用權力迫害鄭恩寵律師等人，製造多起人權悲劇，境外報導很多，可居然還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優秀黨員”。事實將證明，黃菊這樣的壞榜樣太多了，禍國殃民的人也就太多了。
假如中共自趙紫陽時代的十三大就開始啟動政治體制改革，“6．4”的悲劇就可以避免，陳希同和黃菊等大批中共要員成為腐敗分子的可能性就降低，中國就有可能出現蔣經國、陳水扁、戈巴契夫、葉利欽、瓦文薩這樣的進步人物。但如果不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則有可能出現齊奧塞斯庫，出現權力腐敗引發再度流血……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同時，槍桿子絕對保護不了絕對腐敗。
“6．4”18周年前夕，當年的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體改改辦公室主任鮑彤統計說，現在全國財產上億元的3,000多人中，就有2,800多人是官僚或有權力背景的人（以下援引片段：一位嚴肅的教授C.A.Bolz，在一家嚴肅的刊物上指出：中國擁有一億元以上人民幣財產的3,200多人中，2,900多人是黨國權貴的子女；五個最重要的產業領域，金融、外貿、地產開發、大型工程、安全，85%到90%的核心職位同樣控制在這種人手裏。
這些數目字，比黨國公佈的一切統計公報，更加符合平民百姓來自生活的質樸而真實的感覺。一旦股市崩盤，幾千萬股民傾家蕩產之日，又將是權貴們再發橫財之時。這就是中國-腐敗的中國，自稱“社會主義”的中國，“以人為本”的中國，“依法治國”的中國，“和諧”“崛起”的中國，受過“6．4”鎮壓洗劫的中國）。由此可見，這些超級富豪，並不是來自自己的勤奮和能幹，而是來自權力，甚至可以說相當一部分是通過權力勾結、權力交易等非法方式直接或間接掠奪的。
蘇聯共產黨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蘇聯很快解體，見證了共產黨專政的窮途末路。我們回頭再看看蘇聯共產黨掌控特權的時候，又是如何揮霍民脂民膏的？
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現任蘇聯國家建設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葉利欽在蘇共二十七大上終於站了出來，他憤怒地公開抨擊領導幹部享受非法特權。他說，人民群眾常常憤怒地談論領導幹部非法享受的各種優惠待遇、利用職權撈取非勞動所得的好處。葉利欽認為領導幹部享受特權是一種極為不公正的社會現象，特權是毀壞共產黨員榮譽稱號、敗壞黨風、毒化社會風氣的腐蝕劑，人民群眾對特權是深惡痛絕的。他主張採取堅決措施來限制和廢除領導幹部享受的非法特權，以鼓動人民群眾投入改革的熱情和調動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後來，葉利欽又多次公開尖銳地抨擊領導幹部享受的特權。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莫斯科有些高級幹部享受著各種特權，例如，有專門商店為高級幹部供應特殊優質食品，把上等食品送給部長們，而把劣質食品送給工廠。這就難怪一些部長們不會為完成糧食計畫去努力奮鬥，在他們看來糧食問題早已解決了，因為有專人把美味可口的食品送上門去。有些高級研究機構為各類工作人員設立了四種不同等級的自助食堂，其食品品質和服務態度卻存在天壤之差。有專門商店為高級幹部供應市場上緊俏商品，他們的夫人經常乘坐公家小汽車去逛商店，他們的子女也常常乘坐公家小汽車上學或外出兜風。不少高級幹部住著國家為他們提供的豪華住宅，每年去高級別墅和療養院休假。20世紀80年代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葉利欽再次大聲疾呼反對特權，要求限制和廢除領導幹部享受的非法特權。他強調在蘇共領導的70年中，在蘇聯並沒有很好地解決人民的吃飯和穿衣、提供良好的社會服務這樣一些重要社會問題的時候，應當實行社會主義社會公正原則，即如果說“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中缺少什麼東西，那麼每個蘇聯人都應同等地毫無例外地感到這種短缺”；對社會作出不同勞動貢獻的人應採用不同的工資等級來調節。
因此，應當取消給那些所謂“饑餓的官員們”的食品特殊供應，廢除社會上的高人一等的做法，要從語言辭彙中廢除“特供”這個詞，因為在蘇聯社會中不應當有“特殊的共產黨員”。
輿論控制方面，蘇共比中共的控制尺度要寬鬆些，蘇聯報刊曾在一個時期經常刊載人民群眾來信，尖銳地批評領導幹部享受的非法特權。共產黨的《星火》雜誌（中共當年有毛澤東題字的《紅旗》雜誌，後來由鄧小平改名為“求是”，卻沒有象《星火》那樣實事求是）寫道：特殊供應制度使許多高級領導幹部享受到普通公民根本買不到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哈薩克共和國每年把30%多的肉類作為特殊供應的食品，而普通居民只好到農貿合作市場上購買高價的食品。蘇共機關報《真理報》（中共的人民日報卻做不到）發表讀者致蘇共中央和戈爾巴喬夫的信中說：在蘇聯社會中以及在蘇共黨內有一個“特權階層”，它代表著一股強大的保守勢力，反對社會革新，竭力阻撓和破壞改革。蘇聯公眾還提出，對高級幹部實行一種大大高於普通職工退休金的特種退休金制度，也是一種特權現象，因為高級幹部的貢獻，早就以高工資和享受其他各種優惠得到報償，退休後沒有必要繼續享受過高的優惠待遇（現在中共的老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喬石、萬裏、宋平、劉華清、李瑞環等人卻是仍在享受政治局常委待遇）；特別是在高級幹部去世以後，他們的家屬仍然有權繼承特種退休金，這更是不合理的特權，要求取消這種規定。還有些蘇聯學者認為，社會上有一大批人身居要職，以權謀私，享受著各種非法的特殊優惠，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這些人要的是權力，想的是地位，維護的是特殊利益，至於國家的興衰，人民的疾苦，似乎與他們毫不相干。知名的社會學家拉巴．貝斯圖熱夫教授說：長期以來蘇聯社會缺乏民主空氣，一大批領導幹部把持著重要職位，他們不受人民群眾批評與監督，導致出現一個官僚特權階層。這個階層在全國有180多萬人，僅在首都莫斯科就有十多萬官僚特權者。這些人手中握有大權，活動能力極強，勢力影響範圍極大，他們百般阻撓和反對社會革新。
謝天謝地，蘇共終於解體了，蘇聯終於垮臺了。
有人這樣評價說，蘇共是世界上少有的在自己葬禮上致富的政黨。而看中共官場，維持現狀，“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所以就堅持維持現有的獨裁專制體制下去。但是，沒有民主、民選、司法獨立、多黨、新聞自由和自治，豈不是同樣要走蘇共的老路。
89“6．4”之後，大學生的民主訴求很快換來了槍林彈雨，當年驚慌失措的政黨決策者，至今都沒有恢復過來，他們不相信民眾，也不相信民主，只相信槍桿子。
江棋生先生認為，““6．4”屠城這一人神共憤的恐怖主義罪行之所以發生，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鄧小平等人為了維護一黨專政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
我不知道，18年過去了，“6．4”鮮血又警醒了誰呢？
江澤民及中共中央一貫的立場仍然是名義上“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但實際上繼續極權至上，獨裁專制第一。
“6．4”，大學生和更多的普通百姓，獻出最真誠的願望，期待中共能夠改變，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但鄧小平、陳雲、楊尚昆這樣的老獨裁者們，在李鵬、陳希同這樣的新獨裁者配合下，很快就把民主呼籲者視為動亂和暴亂，不但不給這些善良的人們以安慰，反而是施加壓力，派出坦克、軍車、警車，搬出槍林彈雨，橫掃一切，死傷眾多。這樣的政府，居然標榜自己是人民的政府，其實他們是自我揭露，證明中共本身從來就是獨裁、專制、極權──“對不服從者絕對給予打擊，決不能心慈手軟（江澤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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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過去了，“6．4”從動亂、暴亂被今天，被淡化為“風波”，甚至溫家寶在公開場合上連“1989年”都不提了，他可是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陪同趙紫陽安慰學生的見證人，怎麼這麼快就淡忘了歷史呢？真相會隨著你們的淡忘就消失嗎？
不會的，歷史不會改變，“6．4”已經成為過去，如果繼續以往的動亂和暴亂的評價，不給予真誠而善意地重新評價，那麼，悲劇就有可能重演。
善良的人們啊，永遠也不要遺忘“6．4”這一起悲劇。
無論是今年的18周年，還是明年2008的19周年，後年2009的20周年，都是一年比一年更隆重的紀念日。“6．4”不重新評價，槍彈的一幕不正視，血的教訓不汲取，民主、自由就不會不到來，人們就不能忘記這一天。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