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6日訊】一、第一次知道王維林，是在卡瑪的《天安門》中，片中稱：「這是人類良知與勇氣在向無情的國家機器挑戰」。
美國《時代週刊》評選王維林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歷年EMW Music Arts舉辦的《永誌不忘的紀念》中王維林的大幅照片歷歷在目，王維林已經成了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代表。但其實人們所確切知道的，僅僅是四張照片和幾段錄像。甚至「王維林」這個中文名字，也只是從一份英國報刊上的音譯「Wang Weilin」而來。而具體是哪份報刊，信息來源是什麼，不得知。
作為這一「坦克人」（Tank Man），向世人所展示的含義，是確切無疑的；這些年來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確切無疑的。但是，「坦克人」本身，卻存在著很多謎團。這個人到底是誰？他的身世，他現在的狀
況，他在這一行為中的動機、事件的結局，是怎樣的？其背後是否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圍繞著這些謎團，近年來，不斷出現各種猜測和傳言。
二、06年，一個化名王希之的香港教授，向《大紀元時報》透露：王維林是湖南紹陽人，馬王堆考古隊隊長。王維林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在考古隊時用的名字。89年，王維林是北京工自聯成員。六四後在中國大陸躲避了3年零7個月，經由廣東、香港輾轉到了台灣。目前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擔任顧問。兩人前不久還通過電話。
但當《明報》記者向台灣故宮博物院求證時，卻遭到了全然的否定。同時，台灣陸委會也證實：「完全沒有與這件事有關的訊息」。據說，王希之是一名風水師。
民運人士劉青在04年曾表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那個擋下坦克車隊的青年不叫王維林。」因為，「在我們這個資訊時代、在六四慘案之後、舉世同仇敵愾的氛圍中、在經過十五年的查找尋訪之後，包括懸賞尋找擋坦克的青年之後，我們關於他的資料就絕不應該僅僅知道一個名字，而應該完全知道他的所有情況，包括姓名、年齡、地址、職業以及他的履歷。」
03年，魏京生在紐約華埠「中華公所」的晚宴上說：經他明察暗訪，得知：
「當中共高層在六四前夕下達屠殺令後，命一○四師坦克車部隊把坦克開入天安門廣場清場；任何人阻擋一律輾壓，或者開槍向他們掃射。但該師師長反對這種做法，他認為坦克車只需作出阻嚇姿態就可收到驅散學生的效果。因此，當該坦克師的車進入北京城後，遇到以肉身阻擋坦克車的青年，駕坦克車的兵閃讓，沒有輾壓過去。後來，中共高層對該師長不滿，立即把他拘押起來，表示要嚴加懲處。然後，派出一○二師坦克部隊入城。
「當一○二師的坦克車開入北京城，那名以肉身阻擋坦克的青年再度出現，坦克車於是便從他的身上輾過。這名勇氣可嘉的青年，便為中國民主運動而壯烈犧牲了。」——【看中國報導】2003年05月28日
魏京生表示他的消息十分可靠。在場的有紐約「中華公所」幾任主席，陳炳基、李文彬、鍾僑征、陳兆堂、許澄宇等。
08年，魏京生在倫敦西敏斯大學劍橋大學召開的《勿忘六四：歷史，現實與未來》討論會上，又說：
「其實木樨地的王維林，（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這事是我的老同學處理的。當時，38軍從復興門這條路開過來，最前面的那個師的師長就是我的老同學。他就坐在首車裡，所謂的王維林在那兒擋的是他的車。國外看到的鏡頭和國內看到的不是一個鏡頭。國內中央電視台放的是復興門的鏡頭，國外是北京飯店的。兩個完全一樣的人，做同樣的事，鏡頭略微有點差別。當時，駕駛員問他（我的同學）怎麼辦，能不能繞過去。所以，你能看到（錄影上）坦克繞了一下。可小伙子橫著過來了。駕駛員又問：師長怎麼辦？
「沒過10分鐘，天上的直昇飛機來電話了，問：你們怎麼回事？他們說：前面有老百姓擋著。直昇飛機上的人說：『什麼老百姓，是暴徒！』他說：『我看了確實是老百姓，不能向前走。沒有什麼暴徒。』又過了5分種，直昇飛機可能請示了上級。飛機上的人說：『首長命令了，你們馬上進到軍事博物管院裡調整，讓113師上。』113師的師長剛剛升了官。我的哥兒們（記者註：哥兒們是北京方言，即朋友的意思）就告訴偵察連的把這小子抓起來，至少先別讓他死了，這人的生命太危險了。可是不知道怎麼搞的一個排的偵察兵居然沒有看住他，讓他給溜出來了。他又去擋的時候，113師的坦克連停都不停，嘩一下就過去了，直接就把他輾成肉餅了。而且那時侯，人身上什麼都不帶，你也不知道這人是誰，根本不知道這人是誰。」——【大紀元6月10日訊】
比起五年前，魏京生的敘述詳細了許多，儘管有些出入。但，讀起來更像是故事。
08年，《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作者吳仁華在《有關只身擋坦克的王維林的最新研究信息》中說：美國伯克利大學的一個研究人類肢體語言的教授，在分析了錄像後認為：當時拉走王維林的幾名青年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便衣人員。
吳仁華並認定了那些坦克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1師。
綜合起來，吳仁華的說法更有說服力，但他只是分析推斷，並沒有做出肯定性的結論。
三、筆者多年前也對「坦克人」有許多疑惑。但一是不情願破壞這一事件在人們心中已經固有的正面形象，二來也沒有任何確鑿的根據，僅僅是筆者一種另類的猜想，所以從未付諸筆端。
但是今年一篇署名逃兵《六月的逃兵》（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58），其中一些細節使筆者的猜測有了一些依據。不揣冒昧寫出來，以供大家參考和分析。
逃兵當年「在美國的三大媒體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飯店14樓，取錄像帶。
「北京飯店大門口，只見一排很多個玻璃門都關著，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裏執行公幹的人。」
進去時，「北京飯店大門口，只見一排很多個玻璃門都關著，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裏執行公幹的人。」「與他們擦身而過，走到了大廳裡。我只覺得，身後有很多眼睛在盯著我。但是，直到我走進電梯，看著電梯關了門，始終沒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樓，「裡面一陣悉悉索索，半天才開門。卻原來兩個老外以為是來抓他們的，先把攝像機從涼台上撤下來，藏到了床底下，然後還換上了睡衣，看上去儼然一對同志哥的樣子，甚是可笑。」
出門時，「逆光，只覺得那門里門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動不動，明顯是在盯著我向他們移動。……只是，他們還是沒有攔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後，逃兵分析：「我不是沒有幫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當時的場面，我要專門地感謝北京飯店大門口，那些身著便衣的，執行公幹的北京同胞們。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說他們不知道14樓上有我們的攝像組在拍攝，是全然不可能的。說他們不知道我乘電梯上到14樓，並拿回了那盤錄像帶，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剛才說過：他們看著我的時候，眼睛裡面充滿了憤怒。作為一個一心在想著當逃兵的我，自以為他們的憤怒，是衝著我來的。但是，我忽略了一點：這些人，下班以後，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彈絕對不會因為他們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開他們的親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個解釋，能夠說通為什麼他們放我進入那只容一個人出入的大門，又眼睜睜讓我從那門內出來。這就是：他們做出了個人的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他們要讓世界看到那個大義凜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頭上勇士的光暈。」
根據對現場的描述，筆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為戒嚴令下達半個月之後開始的屠城行動，中共對所有行動的細節，是有著周密的安排與計劃的。北京飯店一是外國記者雲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門廣場；更不要說前幾日在北京飯店門前的長安街上，已經發生過徒手軍人與百姓衝突的場面。中共對北京飯店應該是嚴加防範的，甚至應該由多部門共同實施。不僅僅是「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關鍵是中共在精心設計的栽贓陰謀中，不可能在這個場合和這個問題上有絲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為，都是盡在中共情報人員的掌控之下的。
但筆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後半部。
作為生活在北京的，無論是公安警察，還是國安便衣，還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稱的下班後的北京百姓，對發生在身邊的事情，無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來。但事實告訴我們：六四之後，北京抓捕了數千人，判刑上千人。據很多回憶，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帶路，由戒嚴部隊實施。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員，下班後的北京百姓，對抓捕的執行不力，也反映出當局對他們的不夠信任；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們並沒有，實際上也不可能，對當局指派給他們的任務進行有效的抵制。那麼，在颱風眼的北京飯店門口——如果說這是個精心策劃的預謀，颱風眼在這個時刻已經從廣場紀念碑轉移到了這裡。無論這裡是一打還是更多，無論他們是同屬一個部門或是來自多部門，他們有可能在瞬間「做出了個人的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並達成共識嗎？共和國在半個多世紀中，有過多少陽謀陰謀、栽贓誣陷，遠至張國燾西路軍、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過反水的，但從未有過可與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攝「坦克人」照片的經歷：《新聞週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膠卷藏在廁所水箱裡逃避過之後的搜查的；《瑪格南》圖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將膠卷藏在茶葉中混過海關送到巴黎的；幫助《美聯社》Jeff Widener送膠卷的人，是個留著長髮，身穿骯髒的體恤、短褲和涼鞋的年輕人，Jeff Widener說：「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員絕不會懷疑他是一名記者）。為什麼唯獨對逃兵網開一面？
如此看來，《六月的逃兵》恰好說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夠安然出入北京飯店，應該是在一個預謀的計劃中的必然。
四、回到筆者多年來心存的疑惑。
不僅是如劉青所分析的，「在我們這個資訊時代、在六四慘案之後、舉世同仇敵愾的氛圍中、在經過十五年的查找尋訪之後，包括懸賞尋找擋坦克的青年之後」，還有：
首先，王維林不可能是一個完全獨行於這個社會的人，無論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學生或外地學生，還是馬王堆考古人員，他都一定有身邊瞭解他的人。這些人這麼多年一致地封口無言，這是一個小概率。
【順便介紹一下「小世界悖論」：麻省理工學院伊西爾教授的研究發現：如果在美國隨便任選兩個人，平均每個人認識大約1000個人。這時，這兩個人彼此認識的概率大約是1/100000，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的概率卻急劇升高到1/100，而他們可由一連串熟人居間聯繫的概率實際上高於百分之九十九。】
其次，作為一場延續五十天，引起全國甚至全世界關注的運動；作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壯舉的王維林，應該不是剛剛抵達北京。那麼，在廣場絕食期間，在戒嚴後堵截軍車的半個月中，在2日後的木樨地、新華門前、大會堂西側路，以及廣場等地，王維林沒有在周圍人們心中留下任何一絲印象的舉動嗎？除去前面說的身邊瞭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頭上成百萬人群中，就沒有一個人在事後看到這段錄像時，認出這個人曾經有過的行為表現嗎？這又是一個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個過程：
當王維林出現在鏡頭中的時候，他已經站在長安街幾乎到達中心的位置。坦克隊列從第四輛往後，行駛在長安街南側，東向四條行車道的右側第二條慢行線上；而開道的指揮車正向左偏轉。最後王維林和坦克對峙的位置，恰在長安街中心的雙黃線上。坦克隊列和王維林的站位關係從《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們不知道，如果坦克隊列按原路線一直行駛，最後是王維林返回到長安街南側機動車慢行線上，還是坦克隊列就與王維林擦肩而過了。
再看拉走王維林的場面：第一個是來自路北的騎車人，然後是來自路北的兩個黑衣人，再後是分別來自路北的一個白衣人和來自路南的兩個白衣人（其中一個拖後，在短些的錄像中沒有出現）；而當他們接近路南人行道時，還有兩組，分別是一個騎車一個步行，迎了上來；最後，在路南人行道牆邊，還孤零零站著兩個人。從王維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個騎車人出現，歷時86秒；第一個騎車人出現，到一同離開，歷時10秒。而這些人中，有六個穿著同樣的白上衣、深色長褲，王維林也是。
這些人相互認識嗎？如果不認識，怎麼會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決定，並做出如此默契的行為？如果認識，為什麼分別身處長安街南北兩側？下面筆者將說明：長安街南側幾乎一直就沒有抗議的人群。
更準確地說，王維林所站的路口，應該是南河沿路口西側，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對著公安部大門，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約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貧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東側是北京飯店，西側是對外友協和歐美同學會，由於臨近王府井大街，周邊的開發使得這裡很少四合院。這是六四期間在南池子路口發生激烈軍民對抗，並有很多傷員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長安街南側，公安部佔據了相對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寬度，向東，正義路和台基廠之間的寬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這裡更是幾乎沒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間，長安街這一段的南北兩側，是有著非常大的差異的，抗議的人群來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長安街北側而不是南側。
到了6月5日，應該說在南池子路口和戒嚴部隊對峙的抗議人群已經沒有了。從《紐約時報》Terril Jones今年新公開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還存放著遺留的自行車，街上只有一個騎車人，而路南廖無一人。
十多個穿著相近的年輕人，之前分別身處長安街南北兩側，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維林站到坦克前之後86秒，做出一致的決定。然後分批次接近王維林，在10秒鐘內說服了王維林；一部份人擁著王維林，一部份人在長安街南側接應。而王維林是從路北還是路南出來的呢？筆者看到的錄像都沒有他走上長安街的鏡頭，但能看到的最前幾步，他是從南向北走的。
對現場的分析，疑問有三點：
一是，坦克車隊列為什麼要迎向本沒有處在行駛路線前方的王維林？
二是，在一個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發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決定，並實施了默契的行動。
三是，其中多數人，甚至包括王維林，來自長安街南側，而不是北側。
對「坦克人」事件產生的背景，如果大膽換個角度思考一下：
早在四二六社論發表之前，鄧小平已經有了「三不怕」的講話：不怕罵娘，不怕國際輿論，不怕流血。5月19日晚，李鵬宣佈戒嚴，幾個小時後部隊就已經到達北京近郊，而清場卻拖延了半個月。這一切無法解釋為正常的部署過程。
6月2日到3日，木樨地的武警軍車，新華門前等地裝滿沒有子彈的武器的大轎車，大會堂西側路的軍民衝突，徒手徒步進城的部隊……顯然是試圖為屠殺製造借口。
屠城過程中軍隊自動放棄的車輛，流血之後焚燒的軍車列，以及很可疑的殘害落單軍人——鮮血激怒的人群很容易被煽動起仇恨的過激行為，而日後的審判中只有「打砸搶燒」者歸案，卻沒有任何一個殘害軍人的兇手。連提供打火機的路人都被記錄和追捕到案，而這兩起如此嚴重的犯罪卻沒有抓到疑兇。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人群中是否有太多的中國「盧貝」？！
慣於在陽謀陰謀之間遊走的中共，在精心策劃並實施了以上這一切之後，再挖空心思地試圖導演點什麼，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情了。
6月5日，儘管京城各處還有零星的槍殺，但應該說局勢是穩定的，一切已經盡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發生在5日而不是4日，這其中也許是有奧妙的。到了5日，還有什麼必要讓一列多達數十輛坦克在長安街上行進呢？新聞週刊的Charlie Cole說至少有二十輛，這可以從照片中得到證實，而且照片中坦克隊列見首不見尾。同時，時間選擇得恰好給雲集外國記者的北京飯店提供了最適合的拍攝光線。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如果這時，有「坦克人」這樣一個場面，並能送到境外的媒體上，不是「正好說明了我們的軍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嗎？整個六四期間，西方各媒體曾經傳出數百小時的錄像資料，唯獨這不到兩分鐘的片段被截獲，並立即被中國媒體大肆宣傳。這也是個小概率。
當然，事與願違，「坦克人」事件並沒有為全世界產生這樣的解讀。但弄巧成拙，並不能反過來否定弄巧者的動機。
五、以上幾點都僅僅是一種分析和猜測，缺乏完整的資料和充分的信息，使得分析和猜測沒有得出結論的足夠支持。而《六月的逃兵》，恰好從反面給以上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支撐點。
儘管如此，現在對於「坦克人」也仍然沒有得出結論的足夠支持。本文只是綜合了目前可以得到的多方信息，結合筆者的個人思考，給出一種可能性。人肉搜索方興未艾，希望藉助互聯網的巨大潛力，一磚能砸出幾塊美玉。儘管整個六四民主運動還有太多太多的未知，但如果能對其中一個具體的事件得出更確切的真相，無論對緬懷死去的亡靈，還是對揭示中共的罪惡，都是很有益的。
最後，假如筆者的猜測被證偽，筆者也由衷地感到欣慰，畢竟維護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善良人們心中的神聖。真若如此，筆者提前在這裡向王維林先生深深地表示歉意。
無論如何，1989年的六四，是中國人民在歷史上難得的一次自我公開表達，表達自己的意願，而不是做被運動的群氓。
六四精神長存！民主的中國就在不遠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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