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辛遠綜合報導）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已是「九一八」事變78週年了。隨著史料的逐漸被披露，這個被海峽兩岸同稱為「國恥日」事件的前因後果也相繼顯露出歷史原貌。證據顯示，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日本侵華戰爭，最初起源於兩國民間的極端民族主義，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因內亂和利益分裂而難有建樹，中共則是煽風點火的推手和最大利益獲得者。煽動民意而枉顧人命的做法迄今不絕，反思歷史亦當為今人誡。
國軍「不抵抗」期和平解決
1931年，日本軍官石原調任關東軍參謀，9月18日以偽造的鐵道爆破事件為由，突然猛攻瀋陽的張學良軍，史稱「九一八」事變。當時的日本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都支持立刻撤軍，但關東軍卻根本不理會上級指示，反而又向在錦州的張學良軍隊發動猛攻。奉天日本領事館的森島和駐瀋陽日本總領事曾找關東軍高層交涉，都被軍官拔出軍刀威脅。
張學良在中原大戰時為支持蔣介石揮兵入關，北伐戰爭後擁兵10萬駐紮在北平。當時東北仍有14萬駐軍，但在戰鬥力上缺乏近代戰爭中最重要的制空能力。張學良得知日軍發起事變後，經和軍事顧問商討，向在奉天的軍隊下令避免和日軍衝突的命令。他憂慮東北軍會輸給日軍，自己將喪失根據地，因此希望避免事態擴大。
當時作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產黨叛軍，得知事變後21日返回南京，也不希望看到東北事態擴大，因此支持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後來中共為打擊蔣介石而宣傳稱張學良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但事實是當時蔣介石並沒有對東北軍的直接指揮權。張學良1991年重獲自由後，也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當年的「不抵抗」決策完全由其決定。他1990年接受日本國營電視台採訪時，表示當時認為「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
面對關東軍的挑釁，國民政府陷入是「戰」還是「和」的苦惱，蔣介石最終採取「忍辱負重」的對日退讓政策。通過解密《蔣介石日記》和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認為，中國國力不能與日本相比，戰勝日軍幾乎不可能，應優先解決中國的內部問題，使中國能盡快走向自強的道路。他自1928年北伐軍對日妥協的「五三慘案」後曾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他從5月10日後的日記中均以「雪恥」開頭。
但他「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消除中共分裂主張後再集結力量對抗外來勢力的原則卻遭到國民黨內部阻力，汪精衛和孫中山長子孫科等人在廣州成立廣州國民政府，並打出積極抗日的口號。在中共旨在轉移壓力的宣傳下，當時中國的輿論完全傾向於採取對日強硬的態度，特別是愛國學生更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宣戰。中央大學學生甚至衝入外交部將部長王正廷毆打至重傷，後者被迫於9月30日辭職。
中華民國21日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起訴，控告日本的野蠻侵略行為，稱中國對日本的暴行採取克制和忍耐，希望國際社會給予公正裁決。當時是國聯常任理事國的日本溫和派代表人物幣原外相親自前往國聯解決滿洲問題，對關東軍的行為進行辯解的同時，同意立即撤軍。國聯理事會30日達成中日都能接受的決議案。日本政府表態稱，日本沒有對滿洲的領土野心，日軍行動旨在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安全，將立即開始撤退。中方則承諾在日軍撤退後保護日本平民安全，並採取措施防止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
但關東軍卻不理會日本政府的命令，要在東北建立獨立於中國政府的「獨立國家」，但國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關東軍參謀長三宅、石原、板桓及土肥原大佐22日舉行秘密會議，確立在滿洲建立以滿族人為國家元首的「獨立國家」方針，而領導人的最合適人選則是清朝廢帝溥儀。會後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儀密談。幣原外相則指示天津的日本總領事向溥儀發出密電，告訴他在滿洲建國是政治陰謀，請他自重。但復辟心切的溥儀還是投入關東軍的懷抱。
在中國展開外交斡旋的同時，日本學生卻發起大規模「愛國運動」，組織捐款、義演等活動，酬慰滿洲前線的「愛國將士」。日本社會輿論界也倒向關東軍一方，稱讚其「愛國行為」，指責政府的「軟弱」政策。
關東軍不但不執行日本政府和國聯達成的撤軍協議，反而在11月又向東北軍發動大規模攻勢。因關東軍只有1個師團約1.4萬兵力，無力攻佔東北全境，向政府請求派遣日本駐朝鮮軍團增援。當時的若櫬首相和陸軍大臣協商後，決定採取不擴大事態方針，並向駐朝鮮軍司令林銑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銑卻獨斷地派出2個師團約3萬人增援關東軍。
蔣介石在向和平解決東北衝突無效後宣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下野，南京和廣州政府統一，新國民政府以廣州派為主，孫科出任行政院長。新政府雖宣佈積極抗戰，但得不到各地軍隊的實際支持，體會到「口頭抗日簡單，實際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張學良也以新政府沒有提供支持為由，拒絕死守錦州的命令，將全軍撤入山海關內，試圖保住其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
因無法解決東三省危機，若櫬內閣12月11日倒台，犬養毅內閣成立。曾對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等人進行過多方關照，和國民政府很多上層人物都有較好私人關係的犬養毅，打算通過和平的手段解決危機，12月20日秘密派特使前往南京與中國政府高層會談，且不承認次年3月1日成立的「滿洲國」。但這卻激怒了軍隊內的激進派，狂熱軍人5月15日明火執仗地闖入首相官邸將犬養殺害。以後的文職內閣變成對軍人戰戰兢兢的畏縮政權，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軍國主義道路，9月15日承認「滿洲國」後，次年3月27日宣佈退出國聯。
中共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史實顯示，在某種意義上，「九一八」事變是中國和日本「愛國主義」對決的產物。儘管當時日本有相當的言論自由，但「寧要廉潔軍人，不要腐敗政治家」的社會輿論基本站在狂熱軍人一方，令政府無法追究林銑的違令行為。社會輿論甚至同情殺害犬養的兇手，認為「愛國無罪」，發起全國簽名為兇手開脫減刑，甚至有少女寫信要嫁給殺人兇手。歷史證明，「廉潔軍人」的當政卻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在「九一八」事變前後，儘管中日兩國國民的態度都很強硬，但兩國高層仍努力避免直接的軍事衝突，試圖用外交的手段來解決東北問題。但不幸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控制了政權，走上軍事侵略中國的道路。
在此過程中，中共扮演的卻是推波助瀾的角色，不但以軍事分裂拖住國民黨政府的後腿，更煽動民意以激化矛盾。而戰後又把在東北的抗日義勇軍說成自己的組織，甚至把後來向西北的大潰敗也美其言曰「北上抗日」。而事實是義勇軍多為東北軍殘部，所謂「打響抗日第一槍」的馬占山也是國民政府黑龍江省代省長兼黑龍江步兵第3旅旅長，他在投降滿洲國後又被張學良策反。更可笑的是，日軍侵華是以東北為突破口，以華東和東南亞為主要目標，向西北轉移兵力並非抗日，而是藉國民政府抗日之機苟延殘喘以圖捲土重來。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共宣導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學生運動日益高漲，紛紛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宣戰，不撤兵則不交涉。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被毆，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長張群掛冠以去。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天威針對此說：「凡此種種，無不為侵略者添翼。」他指出，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本莊就藉機說：「頭可斷，兵不可撤。」
不幸的是，當年中國又發生百年不遇的水災，災區漫延十餘省，尤以長江及淮河流域為甚，災民達5千萬人，死亡枕藉，千百萬人流離失所，急待賑濟。連年內戰早已造成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社會動盪。中共控制的蘇維埃區域日益擴張，成為對南京政府的另一威脅。蔣介石對江西蘇區2次圍剿失敗後，正發動第3次圍剿。加上廣東政府分裂，以致南京在期待息事寧人的心理下，對東北局勢研判失誤。
蔣介石在「九一八」次日寫道：「……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余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結一致、對日決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並在日記中多次提到拒絕與日本和談，但因當時中國形勢複雜，實際所為與愛國激情有較大差距。
「九一八」事變中中國拱手把東北讓給日本，更是整個中國軍隊的責任。當時中國很多軍閥和政治家口頭上大喊抗日救國，實際並不肯貢獻實力，其中也包括中共的割據勢力。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旨在首先消除私家軍，建立真正的國家軍隊，以進行有效的抵抗外侮。後來的抗戰結果證明這種理論也並非沒有道理。「九一八」事變中的日本軍官在沒有中央政府命令下發動侵略，並非為個人或關東軍司令的利益，而是出於對國家前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雖然是非正義的，但其內心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比正義的祖國保衛者更「無私」單純。
「九一八」事變與其說是日本侵華戰爭的起點，不如說是中國國民革命走向失敗的開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被迫將主要力量放在對抗外侮上，沒有機會在兵連禍結後休養生息以圖自強自立。而中共則是日本侵華戰爭的最大獲益者，有機會爭取民意和藉機坐大，這從中共建政後主動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即可見一斑。
日本政客了解侵華後果
談到「九一八」事變，就不能不了解當時的中日關係，而這又要追溯到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俄羅斯1900年以鎮壓義和團為由出兵佔領中國東北全境。清政府1901年與八國列強簽訂停戰條約後，只有俄羅斯未從中國撤軍。日本1904年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俄羅斯撤軍，引爆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日俄戰爭。且不論日本參戰動機，這場戰爭的結果對中國有益。日本戰勝後，俄羅斯把與清政府簽訂在關東州的特權轉讓給日本，包括大連和旅順的租借權和南滿鐵路經營權。
1895年甲午戰爭後到1915年日本提出《21條》的20年，是中日關係史上的蜜月時期。在此期間中國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學生，日本也積極幫助中國變法和革命。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等改良派逃入日本領事館並流亡日本。孫中山前後在日本住了逾10年，還接收日本政界和民間很多資助，同盟會等革命組織也都在日本成立。日本還對孫中山等1913年7月起兵討袁的「二次革命」支援資金和武器，但拒絕出兵相助。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爆發後，日本根據《日英同盟協議》，在英國對德宣戰36小時後也向德國宣戰，並於11月攻佔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青島。由於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因日本人支持其政敵孫中山而排日，導致雙方關係惡化，日本拒絕從中國撤軍，反而向袁世凱拋出極強硬的反要求，即《21條》，後撤回5條。為保住總統寶座，袁世凱1915年5月9日接受了這16條要求，同意將大連和旅順的租借期延至1997年，南滿鐵路延至2002年。
中日關係從此急轉直下，中國掀起抵制日貨等運動，在日數萬中國留學生有半數憤而回國。但孫中山仍留在日本，甚至被罵為「漢奸」。袁世凱1916年死後，中日關係有所緩和。在其後軍閥混戰中，日本也沒有直接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結束，在次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向日本提出歸還前德國在山東殖民地的要求，但除意大利外的列強都同意日本繼承該殖民地和特殊利益。作為交換，日本向北京提供2千萬日元的鐵道修建援助金。代表簽約後引發「五四」運動，北京在民眾壓力下罷免了3名被指責為賣國賊的高官，同時拒絕正式簽字。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巨大損失使歐美各國的社會構造和思想發生巨大變化，和平主義思潮抬頭。當時中國是唯一沒有變成列強殖民地的國度，人們擔心列強在角逐中國時會引發另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因此於1921年8月邀請英、法、日、意、中、比、荷、葡在華盛頓商討裁軍和中國問題，達成關於中國問題的《九國條約》，規定各國尊重中國主權、保全中國領土完整，中國則要對各國門戶開放並機會均等。
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同意大規模裁軍，並對中國做出不少讓步，宣佈收回《21條》中一些不平等條約，並將青島等前德國殖民地歸還中國，但要求青島成為開放港口。日本1922年又取消中國在義和團事件中對日賠款的約70%剩餘部份。此後中日關係得到改善，中日經濟來往也迅速擴大。英國在1920年代初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國，佔中國進口商品逾40%份額。1925年因「五卅」事件導致的反英運動使英貨在中國市場佔有率猛跌至30％以下。1926年後日貨在華份額超過英貨，到「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一直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日本政府在「九一八」前和事件發生後均反對關東軍的露骨侵略，是因為他們比狂熱軍官看得更遠些，認為侵吞一塊中國領土，從日本的整體利益上來看弊大於利。日本是個在糧食和原材料都嚴重依賴外國的對外依賴型國家，最怕在國際上被孤立。而露骨侵略明顯違反《九國條約》，受到國際社會會對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嚴重阻害作用。而中國當時也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場之一，侵吞中國領土後導致的中國人民反日運動必然使日本失去這個巨大市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貿易額由原來的每月2,500萬日元驟降為400萬日元。
狂熱「愛國」提供戰爭市場
日本從1921年7.3億日元軍費到1930年5億日元以下的大規模裁軍，引起軍人的強烈不滿。失落和焦躁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人都是一夕會成員。
與此同時，中國政局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革命軍1927年開始北伐，並提出收回租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北伐軍強行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英國的撤軍則使日本產生唇亡齒寒的感覺。和英國在世界上有數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不同的是，當時日本只有中國一塊。對此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也很清楚，在攻佔南京後特地招請日本記者暗示北伐將不包括東北地區。但激進的左派卻明確說明北伐不會將東北排除在外。
當時日本當政的若櫬內閣屬溫和派，對中國的革命行動採取不干涉態度，但引起強硬派的強烈不滿，迫使若櫬內閣於1927年4月倒台。接任的田中義一是強硬派，以保護國民安全為由出兵山東對北伐軍進行威脅，但在未能阻止北伐後主動撤軍。田中隨後考慮扶植張作霖在東北建立與國民黨對立的親日政權，以保證日本在東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但卻被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破壞。河本在張作霖被北伐軍擊敗，1928年6月3日逃回東北炸死他，希望乘亂佔領東北。但東北軍卻採用密不發喪的策略，張學良其年12月突然宣佈「易幟」，接受國民黨領導。
田中因軍內壓力而無法嚴懲肇事者，導致天皇強烈不滿後辭職，成為日本歷史上唯一因天皇不滿而辭職的首相。至於所謂日本早已策劃侵略中國證據的《田中奏摺》，則已因諸多不符史實的自相矛盾之處，而被史界認定為偽造。即使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狂熱軍人也只想把東北從中國分離出來，當時並無進一步染指中國的計劃。「九一八」主謀石原莞爾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堅決反對同中國進行全面戰爭，認為此舉只會將日本拖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在意見未被採納後，石原憤而辭去陸軍參謀長職務回家種地，也因此戰後的遠東國際法庭判決石原沒有主要戰爭責任而不予起訴。
日本陸軍總部後以其動機是「無私的愛國行為」為由，僅對河本實行停職的內部處分。這種以「愛國」為藉口對軍人不法行為的縱容，導致後來下級狂熱軍人「以下克上」行為的氾濫。「九一八」後日本政府無法控制軍方動向也與這種被輿論控制的「民意」有關。
接替田中的濱口屬溫和派，但中日間的緊張關係卻在逐步升級。東北的國民外交協會1929年初正式向日本提出收回大連和旅順主權及南滿鐵路等4項要求。同時日本國內也掀起反華高潮，日本人聲稱在東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幾十萬日本人的鮮血為代價從俄羅斯那裡奪來的，因此不能輕言放棄。而面對中國因北伐激起的反殖民、求解放的愛國運動，勢必導致中日兩國衝突。如果不是當時中日政府高層克制，中日戰爭1929年就會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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