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1月03日讯】2019年大陆经济下坠让中共胆战心惊。虽然，2011年以来，大陆经济增长率就持续下跌，2013年当局称之为“新常态”，称是“三期叠加”的结果（即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但，迄今下跌没有探底，谁也不知道“底”在哪里，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时候止跌回升了，这也是中共最大的心病。
尤其，中共自加入WTO以来的近二十年的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在2019年发生根本改变。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标志，如有论者所称，中国外部市场环境进入了“政治格局的调整期，贸易权益的纠纷期，治理秩序的博弈期”这样一个“三期叠加”。这使中共经济困境显得更加严峻。
媒体谈论中共经济，普遍用语是“疲软”、“下行”、“下滑”等等，没有触及实质，掩盖、敷衍、弱化了中共经济正在慢性死亡这个实质问题，所以本文使用“经济下坠”一词。
大陆经济下坠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上。而长期以来，中共经济政策核心是保经济增长率。对当局而言，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前稳住经济以固民心，这也是个极端重大的政治任务了。2019年中共绞尽脑汁，对经济下坠仍一筹莫展。
经济增长率造假 地方经济困难
根据中共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经济分别增长了6.4%、6.2%、6.0%（GDP第三季增长6.0%，这可是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数字）；2018年和2017年的年增长率则分别是6.6%和6.8%。
这一看就是精心编造的数字（造假是中共公开的秘密）。外界普遍认为大陆经济现状比官方数字更糟糕。2019年9月，《华尔街日报》刊发题为“中国经济放缓有多严重？非官方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的报导说，全球的经济学家、公司和投资者为获取中国经济真相，在研究一系列其它信息，从能源消耗到太空中拍摄的图片等等，因为政府更难捏造这些活动指标。报导提到，“一些剖析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的经济学家表示，根据他们对企业利润、税收、铁路货运、房地产销售和其它活动指标的分析，更准确的数据可能比官方公布的增速低至多三个百分点。”
我们还可以引证两个人的观点。
第一个人是大陆经济学家向松祚。他在2018年年底的一个演讲中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研究小组，他们内部发布的报告是，到目前为止，（2018年）中国GDP的增长数据为1.67%；而另外一种测算显示数据为负。
第二个人是美国总统川普。2019年10月18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大陆2019年第三季GDP按年增长6%，低于预期的6.1%，创1992年来最低。对此，在10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川普说，他不认为是6%，“很可能处于负值”。
长期以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中共发布的经济数据（不只是GDP数据，也有财政数据）闹出不少笑话，饱受质疑，自己也不相信，搞出了个“克强指数”来修正。尤其打脸的是，近年来，一些省市区自我“缩水”。
例如，2017年年初辽宁承认经济数据造假；2018年1月3日，内蒙古承认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区县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一些地方盲目过度举债搞建设；随即，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万亿GDP总值调整为6654亿元，意味着滨海新区2016年GDP缩水3348亿元，幅度达1/3。
有评论指出，“不是迫不得已，地方是不会主动承认造假的，经济数据核算是一个体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造假的。”
地方的“迫不得已”，说明地方经济已经困难到连造假都难以为继的地步了。2019年8月，大陆31省市陆续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成绩单”，根据“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减去“一般公共财政支出”，30个省市都出现收不抵支。其中河南亏空最多，半年亏空达4,000亿；四川倒数第二，为3,500亿；湖南亏空3,000多亿；历来是中国经济排头兵的广东省，亏损超过2,000亿；全中国半年财政亏空赤字达四万亿，唯独上海一地略有盈余（190亿）。相比于2018年上半年，仅山东省财政自给率上升1个百分点，其余30个省市自给率全面下降，典型的如北京、贵州、重庆等地，降幅都在7个百分点以上。地方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经济下坠的主因是体制问题、改革失败
经济下坠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上，但并不限于此，而是表现为经济问题全面爆发。中共的应对之策是“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2018年7月，中共首次提出“六稳”；该年年底，要求进一步“六稳”；2019年12月6日，政治局会议在定调2020年经济工作时强调“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这，既表明2019年经济下坠的严重程度超过以往，也表明中共“六稳”的失败。“六稳”失败的原因是没找到病根。
这里仅以（基于官方数据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为例。2011年以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2011年以来则一路下滑，破10%、破9%、破8%、破7%，累计下滑了3个百分点以上。而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包括高盛、野村控股、瑞银、摩根大通、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等在内，外界普遍认为将破6%；知名中国经济学家高善文更预测经济增长不足5%，未来十年只能“保4争5”。
大陆这么长时间的持续下滑，且下滑至7%以下，这是1978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极不正常。有论者指出：第一，2011年以来，世界前七大经济体（美、中、日、德、英、法、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些年经济下滑，除了中国，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恢复了；第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也有过增长下滑，但是一两年就恢复了；因此，此次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外部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都不是主因，主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问题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改革滞后，社会矛盾也在增加，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困境突出表现为三个结构性失衡：一是经济结构失衡（需求、产业、市场结构、虚实经济失衡，转型驱动发展滞后），二是体制结构失衡（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发展逻辑错位），三是治理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改革共识减弱、治理粗暴简单、社会矛盾增加、生态环境恶化、中央决议决策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大，治理逻辑失灵）。
中共荒唐应对
中国经济困境的凸显，与其说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滞后，不如说是其之失败。2019年中共出台不少措施，但多是花架子无济于事，或是引鸩止渴，或是方向错误、改革逆转。
由于近年来整体政局“向左转”，中共国内经济举措的内在矛盾就更突出了，影响更恶劣了。这个内在矛盾就是所谓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当局从2017年的19大报告到2019年10月底的四中全会决定，一再念这个经，但就在2018年，“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退场论”等却亮相了，虽然当局一再“辟谣”，但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却实实在在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与此同时，“国进民退”也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看得明明白白，前一个毫不动摇是真，后一个是假。
没有法治环境，长期以来，民企就是当权者砧板上的一块肉。“中国富豪榜”被称为“杀猪榜”。2019年12月3日，中共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在参加最高检开放日活动时声称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提出“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缓刑的缓刑”，引发舆论炮轰。网络上引发一连串的质疑和吐槽：“前面抓得太多了？”“需要（他们）是无奈，消灭才是理想。”经济学家向松祚曾透露，2019年两会期间，中共最高检一名副检察长说，他到某个省去调研，那个省排名前100位的民营企业家，竟然有四十多位被抓走了。
2019年9月12日，中共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针对市场主体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为保护吹哨人立法在西方国家是惯常的做法。但在外界看来，中共的吹哨人不是举报非法行为的“吹哨人”，而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的“吹哨人”，是掠夺私营企业家，“打土豪分田地”的一个集结号。
2019年12月22日，中共公布《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被坊间称为“民企新28条”，其中提出“民营企业筑牢守法合规经营底线”新要求，被称是给民营企业的“紧箍咒”。
中共在201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但对于一个对“司法独立”亮剑的政权来说，这只能是空话、谎话、谎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前全国工商联农产商会代表蔡晓鹏在“2019秋季新莫干山闭门研讨会”上表示，不停的运动式折腾，波及了1000多万个经济实体，造成10多万亿的损失；还有国企和政府赖了民营企业10多万亿硬不还。蔡晓鹏认为，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让民营企业家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的制度环境。
说得好听的同时，中共也在扎扎实实地做事：2019年9月，中共杭州市政府向民企派驻政府代表；2019年下半年以来，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马化腾在内的多家大型民企创办人相继辞职；民企广建党支部、党委，等等，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
2019年8月，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天津企业家论坛上直言，“中共担心富豪财大气粗，富可敌国，甚或寻求政治上的角色，威胁到中共管治。”柳于2019年12月18日宣布退休。有评论称大陆民营企业家已“心如死灰”。
在如此政策环境下，虽然中共口口声声讲“优化营商环境”，搞“放管服”改革，搞2万亿减税，但是，2019年1月至11月，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
2019年成为民营企业的寒冬，却是国企扩张的时机。据陆媒报导，截至2019年12月9日，有41家上市民营企业因资金紧张、债务危机，变更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地方政府、中央事业单位等在内的“国资系”。
如果这还算是个案的话，我们来看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是如何诠释“国进民退”：在非金融企业贷款构成上，民企2012年占52%，2016年则剧降为11%，而国企却在同期从32%增至83%。另外，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7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资产总额从约10万亿元扩张到了约54万亿元，但在此期间，这些央企的资产回报率却从6%跌至2.6%。
“国进民退”中隐藏着中共的一个重大企图：掌控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正如有论者所说：如果说在上世纪末，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大陆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发生的。
“国进民退”其实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产物。国企被认为是中共统治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意识形态使习近平当局的国企改革逆转了。当局主要推行向国有企业引进民间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因为民间资本的出资比例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准，所以国企“混改”后，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并没有改变。这种改革必然是失败的。
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表示，若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革，民营化是最佳选项，但政治方面有难度的话，就只好退而求其次，积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这方面，可以参考经合组织（OECD）提倡的“竞争中立原则”。但对固执意识形态的中共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中共在国际经济中虚张声势与玩火
纵观2019年，由于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与大陆经济过冬，中共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动摇。中共针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举措，也多流于表面风光，而乏实效，劳而无功，甚至走向反面。这里试举四例。
其一，就国际经济关系而言，中共一直不敢直面现实。中共一再坚持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一再渴求的“市场经济地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并不认同。这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与国际社会处于较劲之中。
其二，中共大撒币推动的“一带一路”，因陷若干参与国家于债务危机之中，以及腐败和不透明，饱受诟病，时有抵制之举；中共也因经济下坠，即使想大撒币也有心无力了。2019年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比第一届（2017年）就低调多了。总体来说，“一带一路”并未给中国经济找到一条出路，反而激化了中共与美国的对抗，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共“新殖民主义”的厌恶。
其三，中共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简称RCEP），2019年11月4日，谈判完成，将于2020年正式签署协定。中共视这为一大成就。该协定囊括16个亚洲国家，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将是涵盖全球近45%的人口，占全球GDP总额三分之一、全球贸易近30%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中共企图以此来对抗中美贸易战和西方围堵。
当然，与2018年生效的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相比，RCEP是“一个低质量的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语）。而印度中途退出谈判是对中共的一大打击。另据彭博社报导，2019年11月29日，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牧原秀树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这说明RCEP仍可能存在重大变数。而且，外界普遍认为，该协定即使签署，效果也远非中共所期，更无法解中共燃眉之急。
其四，三大指数纳A落地，中共难逃引火烧身。经过长期运作，2019年三大国际指数纳A悉数落地。9月23日，标普道琼斯指数一次性以25%的比例纳入A；MSCI纳A年内则完成“三步走”，11月A股纳入因子增加至20%；富时罗素纳入A股，比例也从6月的5%提升到9月的15%。市场估计国际三大指数纳入A股带来了5400亿增量。中共央行发布的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外资持有的股票总市值为1.77万亿元，去年则为1.28。
而这对应的是2019年中共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动作连连。例如：9月10日，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同时，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12月28日，《证券法》修订通过，等等。
评论认为，这是中共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共同玩火。对国际金融资本而言，中共是诱其进入“地雷”遍布的大陆证券市场。2019年9月，《华尔街日报》刊发《中国正在开放的新市场是投资者不应进入的》一文，描述中国正在动荡的债券市场，并以5月份中国包商银行被政府接管为例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巨大影响，提醒西方投资者应当对大陆资本市场警惕。
对中共而言，外资进A股则带来了资本流动冲击风险。所有资本流出引发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都是从资本流入开始的。证券投资就属于波动性较大的顺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即所谓国际游资或热钱。市场可控性大大降低、波动性大大增强。届时，哪怕相关资本流入或流出的绝对规模不是很大，但在边际上仍可能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诱发金融风暴。
在大陆经济遭遇寒冬、中共亡党危机空前、中美对抗和国际形势深层激荡这三重大背景下，中共和国际金融资本的相互利用，极可能演变为共同玩火，将本已奄奄一息的中共烤得断气。
综上所述，2019年中共的重大经济举措，从终极意义上讲，都是自我绞杀。#
责任编辑：林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