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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盤點】

王赫:中國經濟亂象紛呈 中共束手無策

2019年大陸經濟下墜讓中共膽戰心驚。(大紀元資料室)

2019年大陸經濟下墜讓中共膽戰心驚。(大紀元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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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1月03日訊】2019年大陸經濟下墜讓中共膽戰心驚。雖然,2011年以來,大陸經濟增長率就持續下跌,2013年當局稱之為「新常態」,稱是「三期疊加」的結果(即所謂「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經濟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相互交織);但,迄今下跌沒有探底,誰也不知道「底」在哪裡,也就更談不上什麼時候止跌回升了,這也是中共最大的心病。

尤其,中共自加入WTO以來的近二十年的相對寬鬆的國際環境,在2019年發生根本改變。以中美貿易戰為核心標誌,如有論者所稱,中國外部市場環境進入了「政治格局的調整期,貿易權益的糾紛期,治理秩序的博弈期」這樣一個「三期疊加」。這使中共經濟困境顯得更加嚴峻。

媒體談論中共經濟,普遍用語是「疲軟」、「下行」、「下滑」等等,沒有觸及實質,掩蓋、敷衍、弱化了中共經濟正在慢性死亡這個實質問題,所以本文使用「經濟下墜」一詞。

大陸經濟下墜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上。而長期以來,中共經濟政策核心是保經濟增長率。對當局而言,在2021年中共建黨100周年前穩住經濟以固民心,這也是個極端重大的政治任務了。2019年中共絞盡腦汁,對經濟下墜仍一籌莫展。

經濟增長率造假 地方經濟困難

根據中共數據,2019年前三季度經濟分別增長了6.4%、6.2%、6.0%(GDP第三季增長6.0%,這可是自1992年有記錄以來最低的數字);2018年和2017年的年增長率則分別是6.6%和6.8%。

這一看就是精心編造的數字(造假是中共公開的祕密)。外界普遍認為大陸經濟現狀比官方數字更糟糕。2019年9月,《華爾街日報》刊發題為「中國經濟放緩有多嚴重?非官方數據或許更具說服力」的報導說,全球的經濟學家、公司和投資者為獲取中國經濟真相,在研究一系列其它信息,從能源消耗到太空中拍攝的圖片等等,因為政府更難捏造這些活動指標。報導提到,「一些剖析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的經濟學家表示,根據他們對企業利潤、稅收、鐵路貨運、房地產銷售和其它活動指標的分析,更準確的數據可能比官方公布的增速低至多三個百分點。」

我們還可以引證兩個人的觀點。

第一個人是大陸經濟學家向松祚。他在2018年年底的一個演講中透露: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的研究小組,他們內部發布的報告是,到目前為止,(2018年)中國GDP的增長數據為1.67%;而另外一種測算顯示數據為負。

第二個人是美國總統川普。2019年10月18日,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了大陸2019年第三季GDP按年增長6%,低於預期的6.1%,創1992年來最低。對此,在10月21日的內閣會議上,川普說,他不認為是6%,「很可能處於負值」。

長期以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中共發布的經濟數據(不只是GDP數據,也有財政數據)鬧出不少笑話,飽受質疑,自己也不相信,搞出了個「克強指數」來修正。尤其打臉的是,近年來,一些省市區自我「縮水」。

例如,2017年年初遼寧承認經濟數據造假;2018年1月3日,內蒙古承認政府財政收入虛增空轉,部分旗區縣工業增加值存在水分,一些地方盲目過度舉債搞建設;隨即,天津濱海新區2016年萬億GDP總值調整為6654億元,意味著濱海新區2016年GDP縮水3348億元,幅度達1/3。

有評論指出,「不是迫不得已,地方是不會主動承認造假的,經濟數據核算是一個體系,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就能造假的。」

地方的「迫不得已」,說明地方經濟已經困難到連造假都難以為繼的地步了。2019年8月,大陸31省市陸續公布上半年財政收支「成績單」,根據「一般公共財政收入」減去「一般公共財政支出」,30個省市都出現收不抵支。其中河南虧空最多,半年虧空達4,000億;四川倒數第二,為3,500億;湖南虧空3,000多億;歷來是中國經濟排頭兵的廣東省,虧損超過2,000億;全中國半年財政虧空赤字達四萬億,唯獨上海一地略有盈餘(190億)。相比於2018年上半年,僅山東省財政自給率上升1個百分點,其餘30個省市自給率全面下降,典型的如北京、貴州、重慶等地,降幅都在7個百分點以上。地方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依賴越來越嚴重。

經濟下墜的主因是體制問題、改革失敗

經濟下墜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上,但並不限於此,而是表現為經濟問題全面爆發。中共的應對之策是「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2018年7月,中共首次提出「六穩」;該年年底,要求進一步「六穩」;2019年12月6日,政治局會議在定調2020年經濟工作時強調「全面做好『六穩』工作」。這,既表明2019年經濟下墜的嚴重程度超過以往,也表明中共「六穩」的失敗。「六穩」失敗的原因是沒找到病根。

這裡僅以(基於官方數據的)經濟增長率持續下跌為例。2011年以前30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接近10%;2011年以來則一路下滑,破10%、破9%、破8%、破7%,累計下滑了3個百分點以上。而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包括高盛、野村控股、瑞銀、摩根大通、評級機構惠譽和穆迪等在內,外界普遍認為將破6%;知名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更預測經濟增長不足5%,未來十年只能「保4爭5」。

大陸這麼長時間的持續下滑,且下滑至7%以下,這是1978年以來從來沒有過的,極不正常。有論者指出:第一,2011年以來,世界前七大經濟體(美、中、日、德、英、法、印),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這些年經濟下滑,除了中國,其它國家都或多或少恢復了;第二,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也有過增長下滑,但是一兩年就恢復了;因此,此次經濟增長持續下滑,外部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都不是主因,主因在於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制度性問題沒有從根源上解決,改革滯後,社會矛盾也在增加,經濟發展陷入困境。

困境突出表現為三個結構性失衡:一是經濟結構失衡(需求、產業、市場結構、虛實經濟失衡,轉型驅動發展滯後),二是體制結構失衡(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發展邏輯錯位),三是治理結構失衡(貧富差距過大、改革共識減弱、治理粗暴簡單、社會矛盾增加、生態環境惡化、中央決議決策和地方/部門執行落差大,治理邏輯失靈)。

中共荒唐應對

中國經濟困境的凸顯,與其說是中共「改革開放」的滯後,不如說是其之失敗。2019年中共出台不少措施,但多是花架子無濟於事,或是引鴆止渴,或是方向錯誤、改革逆轉。

由於近年來整體政局「向左轉」,中共國內經濟舉措的內在矛盾就更突出了,影響更惡劣了。這個內在矛盾就是所謂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當局從2017年的19大報告到2019年10月底的四中全會決定,一再念這個經,但就在2018年,「消滅私有制」、「民營經濟退場論」等卻亮相了,雖然當局一再「闢謠」,但對中國經濟的傷害卻實實在在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與此同時,「國進民退」也是實實在在的。人們看得明明白白,前一個毫不動搖是真,後一個是假。

沒有法治環境,長期以來,民企就是當權者砧板上的一塊肉。「中國富豪榜」被稱為「殺豬榜」。2019年12月3日,中共最高檢檢察長張軍在參加最高檢開放日活動時聲稱要「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提出「對涉嫌犯罪的民營企業負責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緩刑的緩刑」,引發輿論炮轟。網絡上引發一連串的質疑和吐槽:「前面抓得太多了?」「需要(他們)是無奈,消滅才是理想。」經濟學家向松祚曾透露,2019年兩會期間,中共最高檢一名副檢察長說,他到某個省去調研,那個省排名前100位的民營企業家,竟然有四十多位被抓走了。

2019年9月12日,中共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規定:針對市場主體建立「吹哨人」、內部舉報人等制度,對舉報「嚴重違法違規行為」和「重大風險隱患」的有功人員予以重獎和嚴格保護。為保護吹哨人立法在西方國家是慣常的做法。但在外界看來,中共的吹哨人不是舉報非法行為的「吹哨人」,而是一場新的政治運動的「吹哨人」,是掠奪私營企業家,「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個集結號。

2019年12月22日,中共公布《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 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被坊間稱為「民企新28條」,其中提出「民營企業築牢守法合規經營底線」新要求,被稱是給民營企業的「緊箍咒」。

中共在2019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健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但對於一個對「司法獨立」亮劍的政權來說,這只能是空話、謊話、謊話,「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前全國工商聯農產商會代表蔡曉鵬在「2019秋季新莫干山閉門研討會」上表示,不停的運動式折騰,波及了1000多萬個經濟實體,造成10多萬億的損失;還有國企和政府賴了民營企業10多萬億硬不還。蔡曉鵬認為,中國至今沒有建立起讓民營企業家享有免於恐懼的權利的制度環境。

說得好聽的同時,中共也在扎紮實實地做事:2019年9月,中共杭州市政府向民企派駐政府代表;2019年下半年以來,包括阿里巴巴的馬雲、騰訊馬化騰在內的多家大型民企創辦人相繼辭職;民企廣建黨支部、黨委,等等,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彈。

2019年8月,聯想創始人柳傳志在天津企業家論壇上直言,「中共擔心富豪財大氣粗,富可敵國,甚或尋求政治上的角色,威脅到中共管治。」柳於2019年12月18日宣布退休。有評論稱大陸民營企業家已「心如死灰」。

在如此政策環境下,雖然中共口口聲聲講「優化營商環境」,搞「放管服」改革,搞2萬億減稅,但是,2019年1月至11月,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5%,增速較2018年同期下降4.2個百分點;私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5.3%,增速較2018年同期下降4個百分點。

2019年成為民營企業的寒冬,卻是國企擴張的時機。據陸媒報導,截至2019年12月9日,有41家上市民營企業因資金緊張、債務危機,變更實際控制人為國資委、地方政府、中央事業單位等在內的「國資系」。

如果這還算是個案的話,我們來看中國銀行業協會的數據是如何詮釋「國進民退」:在非金融企業貸款構成上,民企2012年占52%,2016年則劇降為11%,而國企卻在同期從32%增至83%。另外,國資委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7年,國資委管理的央企資產總額從約10萬億元擴張到了約54萬億元,但在此期間,這些央企的資產回報率卻從6%跌至2.6%。

「國進民退」中隱藏著中共的一個重大企圖:掌控戰略性行業和企業。正如有論者所說:如果說在上世紀末,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是電力、金融、能源、通信運營商等,基本被國有資本集團所掌握;那麼今天,民營資本集團在社交、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地產、物流及媒體資訊等領域,已居於很難撼動的支配地位。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現,可謂大陸產業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變局,而它們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間發生的。

「國進民退」其實是中共意識形態的產物。國企被認為是中共統治的重要政治基礎和物質基礎。意識形態使習近平當局的國企改革逆轉了。當局主要推行向國有企業引進民間資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因為民間資本的出資比例被控制在較低的水準,所以國企「混改」後,國有資本的控股地位並沒有改變。這種改革必然是失敗的。

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表示,若要對國有企業進行徹底改革,民營化是最佳選項,但政治方面有難度的話,就只好退而求其次,積極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這方面,可以參考經合組織(OECD)提倡的「競爭中立原則」。但對固執意識形態的中共來說,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中共在國際經濟中虛張聲勢與玩火

縱觀2019年,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的深刻變化與大陸經濟過冬,中共的國際經濟地位正在動搖。中共針對國際經濟關係的重大舉措,也多流於表面風光,而乏實效,勞而無功,甚至走向反面。這裡試舉四例。

其一,就國際經濟關係而言,中共一直不敢直面現實。中共一再堅持的「發展中國家身分」,國際社會難以接受;一再渴求的「市場經濟地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並不認同。這使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直與國際社會處於較勁之中。

其二,中共大撒幣推動的「一帶一路」,因陷若干參與國家於債務危機之中,以及腐敗和不透明,飽受詬病,時有抵制之舉;中共也因經濟下墜,即使想大撒幣也有心無力了。2019年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比第一屆(2017年)就低調多了。總體來說,「一帶一路」並未給中國經濟找到一條出路,反而激化了中共與美國的對抗,與沿線發展中國家對中共「新殖民主義」的厭惡。

其三,中共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簡稱RCEP),2019年11月4日,談判完成,將於2020年正式簽署協定。中共視這為一大成就。該協定囊括16個亞洲國家,旨在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統一市場,將是涵蓋全球近45%的人口,占全球GDP總額三分之一、全球貿易近30%的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中共企圖以此來對抗中美貿易戰和西方圍堵。

當然,與2018年生效的日本主導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相比,RCEP是「一個低質量的協議」(美國國務院官員語)。而印度中途退出談判是對中共的一大打擊。另據彭博社報導,2019年11月29日,日本經濟產業副大臣牧原秀樹接受該媒體採訪時表示,日本不會考慮在沒有印度的情況下簽署RCEP。這說明RCEP仍可能存在重大變數。而且,外界普遍認為,該協定即使簽署,效果也遠非中共所期,更無法解中共燃眉之急。

其四,三大指數納A落地,中共難逃引火燒身。經過長期運作,2019年三大國際指數納A悉數落地。9月23日,標普道瓊斯指數一次性以25%的比例納入A;MSCI納A年內則完成「三步走」,11月A股納入因子增加至20%;富時羅素納入A股,比例也從6月的5%提升到9月的15%。市場估計國際三大指數納入A股帶來了5400億增量。中共央行發布的前三季度數據顯示,外資持有的股票總市值為1.77萬億元,去年則為1.28。

而這對應的是2019年中共對外開放資本市場的動作連連。例如:9月10日,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同時,RQFII試點國家和地區限制也一併取消;12月28日,《證券法》修訂通過,等等。

評論認為,這是中共和國際金融資本的共同玩火。對國際金融資本而言,中共是誘其進入「地雷」遍布的大陸證券市場。2019年9月,《華爾街日報》刊發《中國正在開放的新市場是投資者不應進入的》一文,描述中國正在動盪的債券市場,並以5月份中國包商銀行被政府接管為例說明政府對市場的巨大影響,提醒西方投資者應當對大陸資本市場警惕。

對中共而言,外資進A股則帶來了資本流動衝擊風險。所有資本流出引發的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都是從資本流入開始的。證券投資就屬於波動性較大的順周期的短期資本流動,即所謂國際游資或熱錢。市場可控性大大降低、波動性大大增強。屆時,哪怕相關資本流入或流出的絕對規模不是很大,但在邊際上仍可能放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誘發金融風暴。

在大陸經濟遭遇寒冬、中共亡黨危機空前、中美對抗和國際形勢深層激盪這三重大背景下,中共和國際金融資本的相互利用,極可能演變為共同玩火,將本已奄奄一息的中共烤得斷氣。

綜上所述,2019年中共的重大經濟舉措,從終極意義上講,都是自我絞殺。#

責任編輯:林詩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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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4 7: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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