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盘点】

王赫:中国经济乱象纷呈 中共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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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1月03日讯】2019年大陆经济下坠让中共胆战心惊。虽然,2011年以来,大陆经济增长率就持续下跌,2013年当局称之为“新常态”,称是“三期叠加”的结果(即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但,迄今下跌没有探底,谁也不知道“底”在哪里,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时候止跌回升了,这也是中共最大的心病。

尤其,中共自加入WTO以来的近二十年的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在2019年发生根本改变。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标志,如有论者所称,中国外部市场环境进入了“政治格局的调整期,贸易权益的纠纷期,治理秩序的博弈期”这样一个“三期叠加”。这使中共经济困境显得更加严峻。

媒体谈论中共经济,普遍用语是“疲软”、“下行”、“下滑”等等,没有触及实质,掩盖、敷衍、弱化了中共经济正在慢性死亡这个实质问题,所以本文使用“经济下坠”一词。

大陆经济下坠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上。而长期以来,中共经济政策核心是保经济增长率。对当局而言,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前稳住经济以固民心,这也是个极端重大的政治任务了。2019年中共绞尽脑汁,对经济下坠仍一筹莫展。

经济增长率造假 地方经济困难

根据中共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经济分别增长了6.4%、6.2%、6.0%(GDP第三季增长6.0%,这可是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数字);2018年和2017年的年增长率则分别是6.6%和6.8%。

这一看就是精心编造的数字(造假是中共公开的秘密)。外界普遍认为大陆经济现状比官方数字更糟糕。2019年9月,《华尔街日报》刊发题为“中国经济放缓有多严重?非官方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的报导说,全球的经济学家、公司和投资者为获取中国经济真相,在研究一系列其它信息,从能源消耗到太空中拍摄的图片等等,因为政府更难捏造这些活动指标。报导提到,“一些剖析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的经济学家表示,根据他们对企业利润、税收、铁路货运、房地产销售和其它活动指标的分析,更准确的数据可能比官方公布的增速低至多三个百分点。”

我们还可以引证两个人的观点。

第一个人是大陆经济学家向松祚。他在2018年年底的一个演讲中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研究小组,他们内部发布的报告是,到目前为止,(2018年)中国GDP的增长数据为1.67%;而另外一种测算显示数据为负。

第二个人是美国总统川普。2019年10月18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大陆2019年第三季GDP按年增长6%,低于预期的6.1%,创1992年来最低。对此,在10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川普说,他不认为是6%,“很可能处于负值”。

长期以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中共发布的经济数据(不只是GDP数据,也有财政数据)闹出不少笑话,饱受质疑,自己也不相信,搞出了个“克强指数”来修正。尤其打脸的是,近年来,一些省市区自我“缩水”。

例如,2017年年初辽宁承认经济数据造假;2018年1月3日,内蒙古承认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区县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一些地方盲目过度举债搞建设;随即,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万亿GDP总值调整为6654亿元,意味着滨海新区2016年GDP缩水3348亿元,幅度达1/3。

有评论指出,“不是迫不得已,地方是不会主动承认造假的,经济数据核算是一个体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造假的。”

地方的“迫不得已”,说明地方经济已经困难到连造假都难以为继的地步了。2019年8月,大陆31省市陆续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成绩单”,根据“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减去“一般公共财政支出”,30个省市都出现收不抵支。其中河南亏空最多,半年亏空达4,000亿;四川倒数第二,为3,500亿;湖南亏空3,000多亿;历来是中国经济排头兵的广东省,亏损超过2,000亿;全中国半年财政亏空赤字达四万亿,唯独上海一地略有盈余(190亿)。相比于2018年上半年,仅山东省财政自给率上升1个百分点,其余30个省市自给率全面下降,典型的如北京、贵州、重庆等地,降幅都在7个百分点以上。地方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经济下坠的主因是体制问题、改革失败

经济下坠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上,但并不限于此,而是表现为经济问题全面爆发。中共的应对之策是“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2018年7月,中共首次提出“六稳”;该年年底,要求进一步“六稳”;2019年12月6日,政治局会议在定调2020年经济工作时强调“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这,既表明2019年经济下坠的严重程度超过以往,也表明中共“六稳”的失败。“六稳”失败的原因是没找到病根。

这里仅以(基于官方数据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为例。2011年以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2011年以来则一路下滑,破10%、破9%、破8%、破7%,累计下滑了3个百分点以上。而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包括高盛、野村控股、瑞银、摩根大通、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等在内,外界普遍认为将破6%;知名中国经济学家高善文更预测经济增长不足5%,未来十年只能“保4争5”。

大陆这么长时间的持续下滑,且下滑至7%以下,这是1978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极不正常。有论者指出:第一,2011年以来,世界前七大经济体(美、中、日、德、英、法、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些年经济下滑,除了中国,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恢复了;第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也有过增长下滑,但是一两年就恢复了;因此,此次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外部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都不是主因,主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问题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改革滞后,社会矛盾也在增加,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困境突出表现为三个结构性失衡:一是经济结构失衡(需求、产业、市场结构、虚实经济失衡,转型驱动发展滞后),二是体制结构失衡(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发展逻辑错位),三是治理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改革共识减弱、治理粗暴简单、社会矛盾增加、生态环境恶化、中央决议决策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大,治理逻辑失灵)。

中共荒唐应对

中国经济困境的凸显,与其说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滞后,不如说是其之失败。2019年中共出台不少措施,但多是花架子无济于事,或是引鸩止渴,或是方向错误、改革逆转。

由于近年来整体政局“向左转”,中共国内经济举措的内在矛盾就更突出了,影响更恶劣了。这个内在矛盾就是所谓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当局从2017年的19大报告到2019年10月底的四中全会决定,一再念这个经,但就在2018年,“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退场论”等却亮相了,虽然当局一再“辟谣”,但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却实实在在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与此同时,“国进民退”也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看得明明白白,前一个毫不动摇是真,后一个是假。

没有法治环境,长期以来,民企就是当权者砧板上的一块肉。“中国富豪榜”被称为“杀猪榜”。2019年12月3日,中共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在参加最高检开放日活动时声称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提出“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缓刑的缓刑”,引发舆论炮轰。网络上引发一连串的质疑和吐槽:“前面抓得太多了?”“需要(他们)是无奈,消灭才是理想。”经济学家向松祚曾透露,2019年两会期间,中共最高检一名副检察长说,他到某个省去调研,那个省排名前100位的民营企业家,竟然有四十多位被抓走了。

2019年9月12日,中共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针对市场主体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为保护吹哨人立法在西方国家是惯常的做法。但在外界看来,中共的吹哨人不是举报非法行为的“吹哨人”,而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的“吹哨人”,是掠夺私营企业家,“打土豪分田地”的一个集结号。

2019年12月22日,中共公布《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被坊间称为“民企新28条”,其中提出“民营企业筑牢守法合规经营底线”新要求,被称是给民营企业的“紧箍咒”。

中共在201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但对于一个对“司法独立”亮剑的政权来说,这只能是空话、谎话、谎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前全国工商联农产商会代表蔡晓鹏在“2019秋季新莫干山闭门研讨会”上表示,不停的运动式折腾,波及了1000多万个经济实体,造成10多万亿的损失;还有国企和政府赖了民营企业10多万亿硬不还。蔡晓鹏认为,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让民营企业家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的制度环境。

说得好听的同时,中共也在扎扎实实地做事:2019年9月,中共杭州市政府向民企派驻政府代表;2019年下半年以来,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马化腾在内的多家大型民企创办人相继辞职;民企广建党支部、党委,等等,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

2019年8月,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天津企业家论坛上直言,“中共担心富豪财大气粗,富可敌国,甚或寻求政治上的角色,威胁到中共管治。”柳于2019年12月18日宣布退休。有评论称大陆民营企业家已“心如死灰”。

在如此政策环境下,虽然中共口口声声讲“优化营商环境”,搞“放管服”改革,搞2万亿减税,但是,2019年1月至11月,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

2019年成为民营企业的寒冬,却是国企扩张的时机。据陆媒报导,截至2019年12月9日,有41家上市民营企业因资金紧张、债务危机,变更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地方政府、中央事业单位等在内的“国资系”。

如果这还算是个案的话,我们来看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是如何诠释“国进民退”:在非金融企业贷款构成上,民企2012年占52%,2016年则剧降为11%,而国企却在同期从32%增至83%。另外,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7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资产总额从约10万亿元扩张到了约54万亿元,但在此期间,这些央企的资产回报率却从6%跌至2.6%。

“国进民退”中隐藏着中共的一个重大企图:掌控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正如有论者所说:如果说在上世纪末,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大陆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发生的。

“国进民退”其实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产物。国企被认为是中共统治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意识形态使习近平当局的国企改革逆转了。当局主要推行向国有企业引进民间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因为民间资本的出资比例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准,所以国企“混改”后,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并没有改变。这种改革必然是失败的。

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表示,若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革,民营化是最佳选项,但政治方面有难度的话,就只好退而求其次,积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这方面,可以参考经合组织(OECD)提倡的“竞争中立原则”。但对固执意识形态的中共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中共在国际经济中虚张声势与玩火

纵观2019年,由于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与大陆经济过冬,中共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动摇。中共针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举措,也多流于表面风光,而乏实效,劳而无功,甚至走向反面。这里试举四例。

其一,就国际经济关系而言,中共一直不敢直面现实。中共一再坚持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一再渴求的“市场经济地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并不认同。这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与国际社会处于较劲之中。

其二,中共大撒币推动的“一带一路”,因陷若干参与国家于债务危机之中,以及腐败和不透明,饱受诟病,时有抵制之举;中共也因经济下坠,即使想大撒币也有心无力了。2019年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比第一届(2017年)就低调多了。总体来说,“一带一路”并未给中国经济找到一条出路,反而激化了中共与美国的对抗,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共“新殖民主义”的厌恶。

其三,中共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简称RCEP),2019年11月4日,谈判完成,将于2020年正式签署协定。中共视这为一大成就。该协定囊括16个亚洲国家,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将是涵盖全球近45%的人口,占全球GDP总额三分之一、全球贸易近30%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中共企图以此来对抗中美贸易战和西方围堵。

当然,与2018年生效的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相比,RCEP是“一个低质量的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语)。而印度中途退出谈判是对中共的一大打击。另据彭博社报导,2019年11月29日,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牧原秀树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这说明RCEP仍可能存在重大变数。而且,外界普遍认为,该协定即使签署,效果也远非中共所期,更无法解中共燃眉之急。

其四,三大指数纳A落地,中共难逃引火烧身。经过长期运作,2019年三大国际指数纳A悉数落地。9月23日,标普道琼斯指数一次性以25%的比例纳入A;MSCI纳A年内则完成“三步走”,11月A股纳入因子增加至20%;富时罗素纳入A股,比例也从6月的5%提升到9月的15%。市场估计国际三大指数纳入A股带来了5400亿增量。中共央行发布的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外资持有的股票总市值为1.77万亿元,去年则为1.28。

而这对应的是2019年中共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动作连连。例如:9月10日,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同时,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12月28日,《证券法》修订通过,等等。

评论认为,这是中共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共同玩火。对国际金融资本而言,中共是诱其进入“地雷”遍布的大陆证券市场。2019年9月,《华尔街日报》刊发《中国正在开放的新市场是投资者不应进入的》一文,描述中国正在动荡的债券市场,并以5月份中国包商银行被政府接管为例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巨大影响,提醒西方投资者应当对大陆资本市场警惕。

对中共而言,外资进A股则带来了资本流动冲击风险。所有资本流出引发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都是从资本流入开始的。证券投资就属于波动性较大的顺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即所谓国际游资或热钱。市场可控性大大降低、波动性大大增强。届时,哪怕相关资本流入或流出的绝对规模不是很大,但在边际上仍可能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诱发金融风暴。

在大陆经济遭遇寒冬、中共亡党危机空前、中美对抗和国际形势深层激荡这三重大背景下,中共和国际金融资本的相互利用,极可能演变为共同玩火,将本已奄奄一息的中共烤得断气。

综上所述,2019年中共的重大经济举措,从终极意义上讲,都是自我绞杀。#

责任编辑:林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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