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大纪元编者按﹕此为中国大陆青年杨银波突破严厉的网络封锁从有限的来源收集整理的资料﹐实难能可贵。杨银波，中国大陆社会活动者，原籍重庆。自2000年起行走中国，调查、采访、记录、拍摄、写作、上书。主办《百年斗志周刊》。邮件：yangyinbocoming@hotmail.com。
【题记】这不是一部三百年也说不完的《红史》，而是一部把十三年“简略”说完的《红史》：它不管到底有怎样的谎言、怎样的暴政，只管到底怎样抗击谎言、怎样抗击暴政；它不管抗击谎言、抗击暴政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判、多少人被关、多少人被打、多少人被骂、多少人被吓，只管抗击、又抗击、再抗击、还抗击。只有将“抗击”持之以恒、不遗余力，才能把本文写就到红朝谎言与红朝暴政不复存在的最后一刻。
三、（海内）北京大陆、香港：1992年8月12日～2003年7月1日
【NO.1北京大陆】：65项
1992年8月12日，民运领袖王军涛狱中绝食，抗议中共的种种迫害。
1993年2月16日，大约两百名首都钢铁公司退休的女性劳工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向中共当局抗议，要求偿付她们的退休金。
1993年3月3日，八九民运主要参与者闵琦致书乔石，呼吁释放王军涛、陈子明、刘刚等。
1993年3月中旬，北京大学校园出现大字报，要求校内的选举进一步民主化，大字报张贴在校园中区“三角地”一带。
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一份醒目的大字报，内中有“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上帝，我们需要集中力量”等文字，提出了学生内心的强烈诉求。
1993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袁红冰在校园内进行静坐示威，抗议官方政治干预北京大学这所全国著名学府的学术自由。袁红冰在静坐示威两小时三十分钟后，宣读了一份两页纸的抗议信。
1994年4月14日，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筹委会发出呼吁，要求当局释放魏京生等异议人士。筹委会并向中共当局递交一份申请书，申请罢工的权利。筹委会发起人之一刘念春说，该团体呼吁反腐败、稳定物价和提高薪水。
1994年6月15日晚9时，为了抗议中共当局违反法律、长期监视个人生活、使人身安全无保障，王丹开始进行四十八小时的绝食抗议行动。
1995年5月15日，许良英、林牧等四十五人，发表了致中共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运动，希望中共当局不再把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人当作“敌对份子”，重新评价“六四”事件，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士。这份签名意见书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来自北美、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三百多名各界人士的积极签署。
1995年7月，刘刚向龙山区法院起诉，状告龙山公安分局对他十五天的拘留。
1996年7月，被中国政府押往黑龙江劳改的著名异议人士刘念春，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控告对他施加三年劳动教养的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
1996年8月，北京著名异见人士包遵信已上书人大，要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制定《财产申报法》等相关法律，以长期有效地遏止腐败。
1996年12月，刘晓波向北京市宣武区地方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院推翻北京市劳教委员会未经审讯即判处三年劳教的决定。
1997年3月，被控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处九年徒刑的异见人士李海，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同时，王丹的母亲王凌云，为王丹二度被判重刑向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议提出请愿。
1997年4月，邓小平逝世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出现了学生要求平反“六四”的行动的“小字报”。同时，因八九年“六四”期间组织游行示威，而在1990年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的唐元俊，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推翻对其的判决。
1997年5月，以敢言见称的中国著名戏剧家、全国政协委员吴祖光，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一次小组会上，要求政府为已发生近八周年的六四事件平反，称这一震惊海内外的重大事件主流是反对腐败；事件是由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等一批官员向邓小平谎报军情所致。因此，已涉及腐败的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
1997年6月，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念春的妻子储海蓝致函第五十三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有参与此届会议的各国政府、各国际人权组织，为丈夫刘念春病情严重危及生命却得不到应有的检查治疗而紧急呼吁，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救援刘念春做些事情。
1997年7月1日，约两百名北京民众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的中南海门外，进行一次罕见的静坐示威，抗议他们分不到新房，但最后遭警方强制驱离。数十名警察挡在中南海门外，阻止这批中老年的示威群众进入。这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规模民运之后，北京市民第一次前往中南海进行抗议。而时机恰逢7月1日香港回归前中共大力营造社会安定的敏感时刻。
1997年8月，一群中共部级干部和军方高级干部十五大党代表，向中共中央提出一封公开信，明确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和腐败现象都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要求十五大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给前总书记赵紫阳各项自由权利。
1998年1月28日，数十名中国民运人士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呼吁联合国对中国当局拘捕独立工会活动家李庆喜的事件表示关注。呼吁书认为，中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应付诸实施，允许中国工人组建能够真正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独立工会。南京、上海、合肥、长春等地的著名异议人士徐水良、杨勤恒、沈良庆、唐元隽等，以及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香港民主派刘千石和陈仕强，资深民运人士王希哲、王炳章、胡平、傅申奇、鲍戈，一九八九年学运领袖连胜德，民联、民联阵-自民党、自由民主党、《北京之春》杂志社的领导人吴方城、徐邦泰、郑源、倪玉贤、薛伟、林樵青等都参加了签名。参加签名的还有高寒、杨建利、黄翔、潘国平、赵品潞等。
1998年2月，正值美国三位宗教领袖访问中国西藏前夕，北京著名异议人士徐文立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致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放弃鸵鸟政策，积极回应达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呼吁。徐文立作出下三点建议：一、首先中共应公开确认达赖宗教领袖的地位，停止对达赖进行人身攻击；二、中共既然一再表示，只要达赖不谋求西藏独立，其它一切问题都好谈，那么就应兑现诺言，回应达赖的呼吁；三、中共应承诺在西藏实行“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另外，异议人士李海的母亲龚力文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给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呼吁书揭露了李海现处的悲惨处境。
1998年3月1日，针对中共当局逮捕异议人士一事，在北京的著名异议人士徐文立发表致九届人大的严正声明。声明说：“如果一个国家能被公民的公开的不同政见所摧毁，那么，这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岂不是太脆弱了吗？！如果一个社会的秩序能被公民的公开的异见所扰乱，那么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能称为正常的社会秩序吗？！”声明又说：“一个国家的议会召开换届会议，如果需要靠监视、软禁、拘押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来保障大会的顺利进行，岂不是贻笑天下吗？”
1998年4月，中国科学院知名异议物理学家许良英抨击李鹏任人大委员长：“选举结果显示，人大代表不能代表多数人民的意志，竟然选举一名引起这么大民怨的人。中国已经达成的法治成绩将会倒退。”
1998年5月，北京、浙江、辽宁、福建、湖南五省二十一名异议人士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致全国人大等最高当局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平反“六四”，就“六四”事件公开向人民道歉，公布死难者名单，建造死难者纪念碑及抚恤死难者家属。同时，他们也要求当局开放言论自由，新闻及集会自由，制止农村乱摊派现象，同时他们要求现场电视直播审判陈希同，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同时呼吁欢迎流亡海外异议人士回国。
1998年5月4日，身处海外的方励之、陈一咨和王丹等十八名知名异议人士、北大校友，在欢庆母校百年校庆前夕，发出《欢庆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请勿忘记狱中受难校友》的公开信，呼吁“不要忘记那些因为追求民主自由而至今身陷牢狱的校友们，包括胡石根、陆智刚、李海、郭海峰和李柏光等。”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因政治原因目前在押的北大校友。
1998年5月13日，山东潍坊异议人士刘连军，在北京某收容所内，为抗议北京公安的非法行为，六天零八小时里绝食抗议。
1998年5月21日，刘念春八十二岁的老母亲吴惠芬和妻子储海蓝，因为要挽救刘念春的生命，到天安门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静坐示威，随身带的大幅标语书写着“保障我们的合法权利”。
1998年6月28日，来自大陆二十多个省市的一百二十五名异议人士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促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见因同情八九民运而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包括首次参加这种联署活动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曾任胡耀邦秘书的林牧等前中共高级官员，任畹町、秦永敏等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马少芳、杨海、刘贤斌等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以及工人、农民、教授、官员、警察、律师、工商业者等身份的民运活跃人士和工运活跃人士。公开信说：“我们强烈要求克林顿总统在北京期间与赵紫阳先生见面。”同时促请克林顿对中共领导人施压，争取遭到软禁的赵紫阳重获自由。”公开信指出，“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赵至今还被软禁，其处境同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的张学良相类似。对于八九年的镇压是否有必要，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想听到他的声音。”
1998年7月12日，大陆九省市十二名异议人士就中国民主党事件致函江泽民、朱熔基，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浙江被捕的异议人士。这十二人分别是林牧、张鉴康、杨海、毛国良、余铁龙、王文江、王泽臣、田晓明、张友嵩、谢万军、林信舒和邓焕武。
1998年7月14日，当在逃的中国民主党创办人林辉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大陆十九省市的一百位异议人士再度联名致函江泽民和朱熔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在信中说：“浙江公安当局的做法与我国政府承诺要‘改善人权，增进民主’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还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指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数是刑事犯罪分子”的污蔑和诽谤。
1998年7月19日，异议人士任畹町、林牧、江棋生、朱瑞七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吁请魏京生、刘青加入海外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并进行实质性的支援。
1998年7月22日，许良英、林牧、徐文立、任畹町、秦永敏在国内组成“全国协调小组”，王文江、李文生、张鉴康、周国强、毛国良、程凡、王培剑、吴高兴、许健等亦成立“法律后援会”，开展营救中国民主党被捕成员的工作。
1998年8月2日，程凡、毛国良、黎小龙、任畹町、徐文立、秦永敏、周国强、金橙、林信舒、杨海、邓焕武、钱玉民、傅升、高峰、何冰、朱锐、汤致平、梁辛、张帆、胡卓毅、谭基石、何建其、樊百华等国内各地异议人士八月二日联名致函江泽民，表示愿意陪同王有才、林辉等人一起为民主而坐牢。同日，王有才之妻胡江霞亦致函江泽民，陈述丈夫组党理念，要求公正对待还王有才自由。
1998年8月9日，大陆二十一省九十位异议人士发表《我们的抗议》，再次呼吁释放王有才及张善光。
1998年8月10日，大陆一百三十六位异议人士再度致函江泽民、朱熔基，要求释放王有才。
1998年8月26日，鉴于长江水患造成无数民众生命和财产损失，江棋生、朱锐等大陆十九个省市的三百多位异议人士联名发表《善待中国的母亲河——长江》告全国同胞书，指出今年洪灾是近几十年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中共当局难辞其咎。
1998年9月1日，湖南异议人士张善光因要求成立“下岗工人权利保障会”而被捕之后，国内二十一个省市的一百三十六名异议人士通过纽约“中国人权”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张善光。
1998年9月4日，一百一十六名大陆异议人士联名致函罗宾逊女士，希望联合国敦促中共当局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中共当局经常因为无法确定异议人士的罪名，而以劳教的方式变相对他们施刑。
1998年9月7日，当陕西汉中异议人士赵常青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包括王有才、林牧、秦永敏、徐文立在内的一百三十九名大陆异议人士，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设法转交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一封联名信，呼吁营救赵常青。
1998年9月20日，北京异议人士任畹町、马少华、周国强、江棋生、金橙、钱玉民、何德普、高峰、高宏民、赵欣、马强、何德普、徐永海、魏晓涛、金艳明、于青娇、储海蓝委托纽约“中国人权”发表《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朱端女士的人身自由》之公开信。
1998年9月22日，大陆一百七十九名异议人士联名致函江泽民和朱熔基，抗议当局拘捕异议人士唐元隽。
1998年9月23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山东、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筹备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抗议长春市公安局在唐元隽案件中将中国民主党定性为“非法组织”。同日，姚振宪、周建和、林牧、任畹町、秦永敏、徐文立、冷万宝等全国一百二十名异议人士发表致江泽民、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尽快制订《政党法》，并修改《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同日，安均、陈华杰、王宝军、张彭年、龚达福、银建国、戴平、辛声、焦春丽等大陆八个省的公民向国家民政部申请成立“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以监督腐败的中共当局。
1998年9月24日，马强、俞心焦、朱修阳、熊晋仁、林牧、任畹町等四十九名异议人士致函江泽民，要求释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倡导者马哲、吴若杰、李曦、刘宪立，并赔偿他们的一切损失。
1998年9月28日，蒋培坤，江棋生、丁子霖、林牧、魏晓涛发表《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主张以公民权利运动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998年9月30日，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备会发出呼吁书，要求中共当局依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给予人民充分的结社自由，废除结社的“事前许可制”。
1998年10月7日，王有才、杨海、刘贤斌、冷万宝、谭力、高峰等大陆二十八个省市的一百八十名异议人士发表声明，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要求各级政府大力宣传公约的内容，让人民知悉。
1998年10月14日，北京异议人士何德甫、高洪明、王志新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抗议公安当局阻挠他们竞选人大代表，非法剥夺他们的“被选举权”。
1998年12月10日，周建和、许良英、林牧、丁子霖、蒋培坤、李国涛、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刘贤斌、佘万宝、胡明君、陈忠和、肖诗昌、冷万宝、王泽臣、肖利君、江棋生、朱锐、王林建、高洪明、樊百华、张鉴康、高军生、杨海、谢长发、胡卓毅、谭力等一百八十四名大陆异议人士联名致函江泽民、朱熔基，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王策、秦永敏、徐文立、林海、方觉、施滨海、李力、黄河清、陈光铭、张善光等持不同政见者。
1998年12月18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创建者吴义龙发表声明，严辞批判李鹏在会见德国《商报》记者时所表示的不容许中国有反对党存在的言论。同日，吴义龙、谢长发等十八位异议人士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声明，指出中共不公开审判王有才和秦永敏，并拘留其辩护律师的做法显然破坏了司法程序。
1998年12月20日，周建和、王泽臣等大陆二十三省市二百零五名异议人士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以及西方各国政府与国会立即向中共当局施压，制止其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行动。
1998年12月22日，异议人士林牧、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致函安南和罗宾逊夫人，要求联合国敦促中共释放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
1998年12月23日，周建和、任畹町、冷万宝、刘贤斌、佟适冬、王泽臣等二百一十四名大陆异议人士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将从1998年12月24日起直到1999年4月10日进行百日连环绝食，以抗议当局判处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重刑。
1998年12月26日，北京异议人士高洪明致函中共当局，要求将毛泽东遗体从纪念堂移走，并卸下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画像。同日，韩立法、蔡桂华、林辉、刘贤斌等二百七十四名大陆异见人士联名致函江泽民、朱熔基、罗宾逊夫人以及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谴责中共以“向境外敌对组织和人员非法提供情报”的罪名审判湖南工运人士张善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99年1月1日，马强、熊晋仁、吴若梅、朱修阳、李珊时、里记、陈蔚等二十三名大陆文化界人士开始绝食，强烈要求当局释放“文化复兴运动”成员马哲、吴若杰、李曦、刘宪立等政治犯。同日，数十名下岗工人在中南海门外示威，抗议当局任意剥夺工人的生存权利。这批工人1998年8月也曾游行至中南海静坐，1998年10月又曾在新华社总社前示威。
1999年4月1日，北京、陕西、湖南、浙江等七省市的八十二人，包括林牧、任畹町、王东海、谭力等著名的异议人士，托请中国人权代为发表他们签署的呼吁书，为徐州警察郭少坤为民申冤遭诬陷判刑而抗议并呼吁。
2000年4月1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至少有两百名法轮功学员示威被拘。被拘的学员多数是北京海淀、西城两区的学员，他们今早九点开始分多批前往天安门。有的学员在天安门附近就被捕，而至少有六十人是在天安门打出横幅之后才被捕，被捕过程中有学员被殴打。这次学员示威的目的有三点：（一）中共当局布置在本周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镇压法轮功以防“四二五”一周年法轮功有大规模示威，故学员表示与其听任在家中抓走，不如去护法被抓更有意义；（二）向政府表明学员维护大法的决心；（三）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注法轮功被迫害情况。
2000年5月20日，北大一名女生因为学校管理制度不善被人杀死，而学校领导人为在“六四”前维护稳定宣布不准学生举行悼念活动，校方的行动引发学生很大反感，一千五百名学生在北大三角地聚集然后在校园举行了游行抗议校方的压制行动。
2000年10月，中国民主党二十五省市组织协调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发表声明，抗议中国政府拘捕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聂敏之。同时，西安、浙江、南京六十名异见人士发出致中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中国当局允许高行建回国，同时解禁其作品，允许其作品在中国公开出版及发售。公开信表示，“中国作协”及“中宣部”对高行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是完全荒谬的，应立即予以纠正。公开信认为文学的繁荣同政治的自由是密切相关的，宽松的政治气氛才会带来文学的繁荣。公开信指责以丁关根为首的中宣部近年来压制文学创作，言论及思想自由是有违于宪法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公开信最后作出三点呼吁：（一）中国大陆应象香港一样允许欢迎高行建回国访问及与国人同庆获奖；（二）中国政府应允许高行建的所有作品在大陆公开出版与发行；（三）中国政府应遵从宪法及联合国人权公约给予人民的出版、言论、写作等自由。该信由原胡耀邦秘书林牧起草与发起，共六十名异见人士联署。
2000年11月10日，二百多名示威者聚集在北京市政府门前，指出中央高层官员及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之子李小勇要为“新国大期货诈骗案”负责。期间示威者高呼：“李鹏出来！李鹏出来！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血汗钱！”
2001年7月，大陆三十六名民运人士致信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呼请关注被关押的著名异议人士徐文立。
2002年3月27日，北京汽车制造厂退休工人连续两天就医疗福利问题在厂外示威。
2002年8月20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在北京发出由衷的呼吁，希望中国政府改善西部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罗宾逊夫人说，西藏人和新疆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对待“尤其”使她关切。
2002年9月10日，邓焕武等51人就牟传珩、燕鹏案发出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呼吁中共停止政治迫害，释放牟传珩、燕鹏等所有政治犯，良心犯和宗教犯，还他们以清白和自由。
2003年5月28日，被判处重刑的青年知识分子徐伟，在他审判中抗议毒打虐待并撞倒在审判台下之后，即开始了以死抗争维护自己权利尊严的全面绝食。
【NO.2香港】：22项
1992年9月30日，九十多名来自香港专上学联及民间团体的代表聚集在铜锣湾市贸中心的香港新华社“十一酒会”场外，高呼：“高官吃喝玩乐，人民忍饥挨饿……”、“六四不平反，中国无国庆”等口号，而香港警方则出动了三百多名警员在场布防，气氛紧张，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
1993年10月1日，二十余名示威者，抗议“六四”事件未能平反。示威者于当日下午在世贸中心聚集，他们高喊：“人民在流血，官员在庆祝！”、“平反‘八九民运’！”、“释放所有民运人士！”等口号。1992年被北京当局释放的民运人士刘山青、四五行动的负责人刘荣锦等参加了抗议活动。
1994年4月17日，因《明报》记者席扬被中共以“窃取国家金融机密”的罪名判刑十二年，香港市民举行了有约二千人参加的拯救席扬大游行。“拯救席扬联合行动”发言人陈淇表示，示威人数远超过预料，显示出香港市民支持为席扬讨回公道，并决心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
1994年9月30日，在香港新华社举办庆祝酒会时，香港的一批市民及中、大学生在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
1996年2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一项动议，促请中方释放异见份子魏京生，并要求港政府立即修订现行有关叛国、煽动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范例，及制定禁止颠覆行为的法律，藉以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
1997年3月，数百名香港市民日前参加由前线、民主党、职工盟、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新妇女协进会等约二十个团体组成的“香港市民捍卫人权联合阵线”集会，举行“反对还原恶法大游行”。会上多位团体代表及市民发言，力斥筹委建议还原“公安条例”及“社团条例”不当。
1997年5月4日，超过一百五十名香港市民，在五四运动七十八周年之时集会游行，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他们游行至行政长官办公室，抗议持区当局修订公安及社团条例、限制市民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纪念集会由民主党组织举行，集会人士头上绑上黄丝带，高呼口号和歌唱民主歌曲。示威者游行至行政长官办公室，递交了二千多份反对修改公安及社团条例的市民签名书。四五行动成员在特首办公室楼下示威时突然拿出一面塑胶小型五星旗及两面紫荆花区旗，并当场以打火机燃烧。
1997年6月，香港支联会主席兼民主党议员司徒华在立法局提出动议，要求平反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动议在民主党、民协、前线、民权党及部分无党派议员支持下，以廿九票赞成、一票反对及四票弃权通过这项宣示性的动议。司徒华提出的动议是：“本局（立法局）认为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必须平反。”
1998年3月，香港“中港民主促进社”致信中国政府，要求切实保障公民行使人大被选举权，停止镇压工运，保障组织职工会权利。
1998年6月1日，两千七百多名香港市民发动了一场纪念“六四”的大游行。
1998年6月3日深夜，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内万点烛光在暴雨中摇曳，约有四万多香港市民冒雨秉烛赶来纪念“六四”，一些妇女在雨伞下泣不成声。
1998年12月21日，香港“支联会”、“四五行动”等组织前往特区政府总部高呼口号，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
1999年1月1日，香港“支联会”在港岛中区举行一年一度的元旦民主大游行，得到民众热烈响应。
2000年7月1日，四千名香港居民以游行示威表达了对香港政府施政的不满。由香港大专学生联合会等三十二个团体发起的“声讨政府恶行，争取民主改革”游行，参与者超过预期一倍，多达四千人，成为香港回归以来除“六四”纪念之外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2001年10月1日，在香港回归后第四个国庆日，民间出现多项示威活动。有的团体举行了大陆民主化的“反思集会”，发表“平反六四”声明；也有教会团体到大陆驻港特派员公署抗议大陆有些地方发生的杀婴事件；法轮功学员代表前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门外静坐及派发传单。在湾仔会展中心外的金紫荆广场一日上午举行的国庆升旗仪式上，四五行动等团体的成员在场外示威，要求平反八九民运。
2000年10月2日，为了抗议香港特区公安条例限制集会游行权利，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及民主派团体三百多人游行示威，并拒绝依法事先向警方申请。
2000年10月8日，一千多名香港市民和前学运分子在港岛区大游行，抗议警方拘捕专上学生联会的七名成员，以及运用公安条例限制市民的集会游行权利。
2002年7月10日，香港职工会联盟、中国劳工通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联合呼吁，要求释放姚福信、庞庆祥、肖云良、王兆明等四名辽宁省辽阳市被捕的工人代表的国际行动日。在这一天，有27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几乎同时地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这27个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举行集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上述被捕的工人。
2002年10月27日，香港30多个团体组成“民间人权阵线”，在旺角闹市发起签名运动，反对特区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
2002年12月15日，共有约六万香港市民参与由四十多个团体发起的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大游行，游行人数远远超过预计人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向记者说，这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性游行”。而美国、加拿大华人社区也同步（12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洛杉矶，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举行集会，声援香港的大游行。
2003年6月，近二百名香港法轮功学员冒着雷暴，浩浩荡荡的拉起横额，由湾仔游行到中环政府总部，向全港市民宣布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所犯下残暴不仁的“九宗罪”，以及海外法轮功学员正以“群体灭绝罪”把江泽民推上美国联邦法庭、法国法庭、瑞士法庭的消息。江泽民“九宗罪”第一宗罪，隐瞒疫情，SARS害世；第二宗罪，诽谤佛法，破坏道德；第三宗罪，群体灭绝，害法轮功；第四宗罪，窃踞权位，打压良民；第五宗罪，强权高压，扼杀良知。第六宗罪，独裁谋私，钜资残民；第七宗罪，谎言欺世，为患四海；第八宗罪，金权卖国，窒息公义；第九宗罪，私定恶法，祸国祸港。
2003年7月1日，五十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这是1989年6月4日“大游行”后，最多人参加的一次游行，声势浩大，远远超过预期，不仅令香港震动，也令全球震撼。七一游行前后，香港反23条立法游行获全球多国政府、团体、和华人声援支持。这次游行是由40多个组织组成的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对23条立法的游行在下午3时开始，到晚上9时30分才结束。
四、（海内）四川、湖北、陕西、广东、浙江、辽宁、吉林、河南：1993年2月27日～2003年5月22日
【NO.3四川】：21项
1997年6月下旬，四川省绵阳市的工人游行持续两个多月，参加游行的人数多达十万人以上，主要是绵阳市丝绸厂、绢纺厂、新编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工人。工人所以示威游行，是因为他们的工厂突然宣布破产，工人丢失工作，却很少得到救济，即使有极少的救济也会遭到贪官的层层盘剥，在工人难以活下去的情况下，自然爆发大规模的反贪官求生存的游行示威活动。
1997年9月7日，西藏恰扎强巴显列活佛为了抗议四川省大足县第三监狱对他的虐待和人权侵犯，开始绝食抗议，要求至少可以享有中国劳改法规定的犯人的最基本权利。
1997年11月16日，因积极参与四川绵阳工人游行而成为中共官方追捕对象的李必丰就魏京生被释放及被迫流放之事，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了抗议：“一、抗议你们继续关押王丹、刘念春、郭海风等数十位持不同意见者和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二、抗议你们继续在中国搞一党专制；三、抗议你们对异议人士采取野蛮的流放政策；四、抗议你们掠夺民脂民膏大修土木而不顾人民的生存。”
1997年12月4日，四川省自贡市工人发生了一项持续两天的抗议游行活动。整个过程共有七十多人被抓，至少十几人头破血流，他们随后全都被塞进自贡市看守所及公安局小房间中，从白天到夜晚，警察都不让他们吃饭。
1998年5月，四川异议人士廖亦武发出两封公开抗议信，一封是《致中国成都市国家安全局》，一封是《致<成都商报>》，信中，廖亦武强烈谴责安全局威胁《成都商报》不准补偿他的行为，同时指出，安全局一再剥夺他的工作和生存权。
1998年6月16日，四川省逐宁市田丰摩托车厂二百名下岗工人，聚集在市政府门口示威，抗议该厂削减他们的生活补助费，要求市政府向该厂施加压力以利问题解决。
1998年9月2日，四川省三十一名异议人士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致重庆市人大的公开信，要求释放雷风云、李必丰、王明、蒲勇、先勇军等政治犯。
1998年9月7日，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林业机械厂的五百多名工人打着“反贪官，要清官”、“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等横幅，推倒了警方为阻止他们前进而设置的警戒路障，进入市中心的“一环路”游行。
1998年12月12日，四川省成都某报记者袁亚娟从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绝食，呼吁释放王有才、王策、秦永敏、徐文立、林海等人。
1999年3月，四川省遂宁市机器厂七百名下岗工人由于领不到生活费，将遂宁市主要公路遂州中路堵住示威。
1999年3月15日，由于生活无着，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二百个四川成都工人堵住市政府办公大楼示威。
1999年10月8日，四川攀枝花二千名市民因对公安见死不救不满而与约五百名公安武警发生冲突，一辆警车被烧。公安人员发射大量催泪弹，直接向人群上空开枪，市民则用石块及砖头还击。
1999年11月30日，四川省蓬溪县境内的洪江丝绸厂约一千名工人因一年没领工资而连续两天堵住四川的重要公路318国道示威。
2000年3月1日，四川省达川市约一千名出租车司机因不满政府每年要增多8000元人民币的税收，连续两天堵住该地区两条重要公路示威。
2000年4月1日，四川省六枝煤矿约五百名工人因煤矿破产不能得到安置，到煤矿附近的贵昆铁路上堵路示威。
2000年7月27日，全国最大的中草药批发市场四川成都五块石中草药批发市场，2000名批发商为抗议政府乱收费，而将位于批发市场附近的商贸大道堵住示威。
2000年8月，直属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四川成都3508军工厂一千多名工人连续五天包围厂部大楼示威，要求解决工厂将破产之事。
2001年4月2日，四川省遂宁市中区观音中学及观音小学近百名教师罢课。这些教师2001年1月至4月都没有领到工资，原因是遂宁市政府没有将款项拨到相应的部门。
2002年6月10日，四川成都一家大型兵工厂的数百名下岗工人，因遣散费太低而举行示威，导致该厂生产陷入瘫痪状态。成都市268兵工厂的下岗工人，堵塞了该厂的大门，抗议厂方以极低的遣散费强迫他们下岗。堵塞厂门的下岗工人有时达四百人。厂方管理人员吓得躲藏起来。
2002年9月2日，四川石油管理局位于重庆市川东石油钻探公司买断工龄的石油工人们自发的组织了起来，每天都有500-600名买断工龄职工连续三个星期聚集在公司大门前静坐，向公司领导提出了要求发放失业救济金，重新协定养老保险金缴纳标准，以及要求协助买断工龄的年轻工人就业或者重新上岗。
2003年5月22日，四川省遂宁市一间国有工厂的一千多名不满工人待遇，走上街头抗议，阻塞了遂宁市主要道路的交通。
【NO.4湖北】：18项
1997年6月5日，湖北武汉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无休止地遭到公安警察和政府部门的迫害，在万般无奈之下，秦永敏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去信，请江泽民高抬贵手，给他留一条生路。他在信中说：“政府一再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因此，我在饱受迫害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不得不请求您给我生存权。至少也应该让我在国内有一口饭吃吧？”
1997年8月，湖北武汉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向世界媒体发出致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十五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实现由县至中央的普选，使中国实行民主宪政。
1997年11月，湖北武汉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散发了一封《就美中首脑会晤给克林顿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克林顿向江泽民释放1993年著名“和平宪章运动”三成员刘念春、李海及周国强，同时保障赵紫阳的公民权利，并促使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98年1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淼厂路段318国道发生大规模失业工人示威，约有1000名武汉综合制材厂工人从上午10：00起在该路段聚集示威，至中午时围观的群众多达三万人。
1998年2月，湖北省武汉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强烈要求乔石调查1998年1月13日赵常青因参选人大代表被软禁一事，并立即释放赵常青。同时，秦永敏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发出了《关于要求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申请书》，同时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向海外发出《就申请参加政协会议向海外人士征集签名呼吁书》，秦永敏要求参加的是1998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1998年4月13日，约二百名已半年未领到工资的湖北武汉综合制材厂退休工人在汉口解放大道水厂路段318国道与107国道交汇处马路上静坐示威，要求补发欠薪。工人举着“工厂的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解决我们养老保险及吃饭问题”等横幅与标语。
1998年6月16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六天来最严重的示威事件，约两千名下岗及退休工人在武汉交通动脉和平大道上发起示威，导致交通堵塞。
1998年9月18日，数百名退休工人在湖北武汉第一冶金厂大门前静坐示威，要求厂方发放拖欠了数月的工资。这是该厂工人1998年第四次采取示威行动。
1998年9月24日，一百多名湖北武汉市民因该市金城开发公司在收钱后两年未给他们安装水电设施，终于忍无可忍，走上街头示威，阻断了大智路老通城附近的交通。
1998年10月4日，湖北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致函江泽民，要求释放包括“六四”入狱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1998年10月9日，湖北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在厂门口聚众示威，抗议厂方数月未发放“下岗救济金”。
1999年1月4日，湖北武汉琴台家具厂一百多名退休工人聚集在江汉路和中山大道交界处示威。该厂被另一企业兼并后便停发退休工人每人每月一百五十元的养老金。
1999年3月22日，湖北省武汉市超过一千名投资者因政府整顿一信用社而聚集在湖北省政府示威。湖北省潜江市一个叫“幸福集团”的乡镇企业集团公司通过其属下的“幸福信用社”以高息的方式向社会吸纳约五亿人民币的资金，但“幸福信用社”被省政府通知停业整顿六个月，在此信用社的存户的钱全部被封存，不可领取。此事令信用社约五万名存户人心惶惶，担心会拿不回钱血本无归。
1999年9月17日，湖北省黄岗市毛纺厂及床单厂一千五百名下岗工人聚集在该市赤壁大道上示威，示威者将赤壁大道及唐丰公路堵塞。
2001年7月，湖北省荆州市约五百名司机在市府请愿，未有结果，故全市一千五百名出租车司机全都罢驶以示抗议。
2003年1月2日，湖北省随州市一千多名退休纺织工人举行示威，堵塞铁路交通两个半小时，抗议所属公司宣布破产后削减退休工人的生活补贴。
2003年4月28日，湖北省隋州市铁树集团六百多名退休职工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要求市政府释放被抓走的两名工人，同时继续反对政府以企业破产的名义削减他们的退休金。
2003年4月26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收容后遭殴打致死的案件被《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4月27日，浙江异议人士余樟法发起“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呼吁书”；之后，杨支柱等大陆学者发起另一场签名运动；三名中国年轻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提出作为收容法律依据的《收容遣送办法》违背宪法，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这一行政法规进行违宪审查。
【NO.4陕西】：18项
1993年7月初，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千名师生进行了示威行动，抗议一条新公路紧靠校园兴建，严重影响了学校环境。
1993年11月14日，一批中国大陆民运人士聚会陕西西安，呼吁中国大陆人民挺身而出为人权而战。他们在一项联署声明中指出：“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相当恶劣，我们认为全体人民应同心协力维护人权。”声明同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人民以理性而非暴力手段合力改变中国大陆人权状况。”声明并指出，这项在西安召开的集会是“一九八九年中共血腥镇压民运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反对势力集会”。
1995年1月29日，新当选为中国人权理事的胡耀邦前秘书林牧对1995年1月27日深夜被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搜查住宅，其电脑磁碟、信件和资料被扣一事表示强烈不满。林牧认为当局严重侵犯了他的公民权利，并致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
1997年12月上旬，陕西异议人士郑保和被推荐成为西安市莲湖区第四选区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但他的十名推荐人却被行政和教育部门的官员命令不准离校，每人必须书写交代他们推荐郑保和的经过情况，郑保和本人则被当地公安分局的警察从家中带走传唤，要他交代竞选人大代表的情况。郑保和对他依法参加选举，他和相关的人却受到警察及官员的威胁骚扰十分愤慨，因此投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乔石，表达了强烈抗议，并向乔石要求：依法查处这起严重违反选举法的事件，违法的官员和干警要公开赔礼道歉，处理结果要向全国通报，并确实保障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998年5月，陕西异议人士张鉴康、杨海等六名异议人士为湖北省汉中市赵常青鸣冤，发出致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们以掌握的选举文件为根据，指出汉中地区八一三厂公然违反选举法，在1997年12月底开始的基层换届选举人大代表中，限制和内定选举对象、范围。张鉴康、杨海等人呼吁立即调查该案并释放赵常青，追究迫害者的法律责任，维护宪法保障人权，将赵常青被迫害情况及处理结果在媒体上公开披露。
1998年6月2日，陕西西安建筑一公司二百多名工人在马路静坐示威。
1998年6月9日，陕西西安两批不同诉求的群众在西安市主要马路上示威，抗议政府不安置拆迁户及取消残疾人经营三轮车。6月10日上午十点示威又重新开始。两百多名经营三轮车的残疾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
1998年9月28日，陕西西安油漆二厂的三百多名工人到陕西省府机关举行示威，要求调查企业领导与有关部门串通一气，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
1999年1月11日，陕西大荔县范家乡政府在统计雷北村村委改选的选票时舞弊，引起该村上千名村民到乡政府示威。县委调派一百名公安前来驱散示威群众，结果反被包围，村民们还推翻了六辆警车。
1999年3月21日，陕西西安钢铁厂四百名将被解雇的工人在西安市交通要道红光路靠近西安制药厂的十字路口堵路示威，要求政府解决生计问题。示威使红光路一带交通瘫痪，上千辆车被阻。
1999年4月29日，陕西西安市农业机械厂约二百名工人在工厂附近的长缨路十字路口聚集阻路示威，要求发放拖欠达四个月的工资。示威曾一度使长缨路附近的交通瘫痪。
1999年11月2日，陕西省渭南市纺织厂约一百名工人因无法维持生活连续四天将渭南的三条公路310道、东风路、朝阳路堵住示威。
1999年11月14日，陕西省合阳县境内的王林煤矿一千多名工人因四个月没领到工资，在西安至韩城的铁路上静坐示威，使得这条重要铁路中断运输达五小时。
1999年11月23日，约一千名陕西西安市民在市中心的柏树林路上设置路障将该路堵死示威，抗议碑林区政府欺骗拆迁户。市民举着上面写着“政府欺骗人民”及“官商勾结，民不聊生”等文字的标语牌。
1999年11月29日，陕西西安包装材料厂二百工人在西安市人大常委门口示威，要求解决拆迁安置问题。该厂工厂及宿舍区1992年被拆迁，但工人的住房尚未得到安置。2000年7月4日，西安市郊五百名村民因征地款未获发放而在西安交通要道长安路上堵路示威。
2000年8月，陕西省子州县八个乡共三万零一百一十六名村民联名致信省高级法院，要求推翻子州县法院对律师马文林的冤判，释放马文林。因马文林事件，子州县已有九名他鸣冤的村民被判刑。
2001年4月17日，陕西西安市三百名拆迁户因政府六年尚未安排他们的住所而到市政府示威，示威者是西安市北大街西华门的拆迁户。他们在1995年9月被拆迁，涉及到二千名居民。政府当时答应二年内让他们有住所，但至今尚未使拆迁居民回迁。当局也拖欠拆迁户约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的“安置费”，故居民上市政府示威。
【NO.5广东】：17项
1993年2月27日，中国大陆民运斗士王希哲出狱后，继续就其冤案向中共当局提出上诉，控诉广州中级检察院对他的指控完全是栽赃陷害。这是他提出的第四十次申诉。
1997年4月，邓小平逝世后，广州市出现了一张呼吁打倒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大字报，大字报同时呼吁平反“六四”事件。该张大字报被发现张贴在广州市中山区一块壁报板上。大字报上有邓小平的遗照，但他的双眼被人用笔画蒙上，并写满反政府言论，当中要求对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重新评价。
1998年6月10日，广东省封开县金装镇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三名干部前往万安管理区苛征“计划外生育费”，搜刮民脂民膏，不料遭到当地民众围殴和扣留。当金装派出所、南丰公安分局和封开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前来镇压时，民众在梁杏灿、江文威的率领下奋起反抗，当场焚毁了两辆警车，并打伤多名警察。
1998年6月15日，广东南海黄岐基金会五百多名股民在省府门前睡街鸣冤，导致广州东西向大动脉东风路瘫痪近一个小时。
1998年7月12日，广东省约两百名手持写有“惩治贪官”及“求见市委书记”的标语的农民，分别从紫金县及新丰江等地汇集起来，前往河源市政府。
1998年7月14日，广东省东莞市昌兴久眼镜厂二百名工人也因厂方积欠三个月工资，到市政府进行集体示威。
1998年7月20日，广东省东莞市逾千名司机针对深圳市对外来车辆实行限制营运的做法不满，联手采取行动，拦截路经的深圳车。
1998年7月23日，广东珠海三灶机场隧道工程武警部队的三十多名士兵在两名连长的带领下，手持木棍、皮带、铁水管等器械，闯入工地附近的榄坑村，将村中一些居民家中的家具和电器毁坏，由此引致村中一百多名村民的暴力对抗。
1998年9月，广东省深圳岭澳、岭下一带村民日前聚众发起抗议行动，要求大亚湾核电厂支付拖欠了三年之久的一亿五千万元征地款。由于土地被强征，失业农民断绝了生活来源，但当局却不顾农民死活，迟迟不发放征地款。
1998年9月下旬，广东省韶关市数千名下岗工人于九月下旬在街头与防暴武警进行对抗，最后被挥舞木棍的武警打散。该市为了整顿市容，禁止下岗工人以三轮车载客谋生，引发了这次暴力事件。
1998年10月1日，广东省茂名市近千名股民冲击市府，有人甚至扬言卧轧。示威者说，湛江、化州等地的农村基金曾使无数股民血本无还，这与政府部门干预股市、鲸吞社会资金有关。1998年10月7日，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屋管区二百多名村民砸烂镇公安分局的大门，打伤四名警员，直至警方释放了三名因上访要求惩办村干部在征地过程中以权谋私等问题而被捕的村民后才散去。10月8日村民们又再度到镇政府前静坐、示威。
1998年11月17日，广东省深圳市东部引水工程东江泵站工地计划在惠阳市水口镇强征农田一百二十亩，却拒绝当地农民所提出的补偿要求，当工程施工队奉命抢占农田时，五十多名农妇用粪便淋泼施工队。惠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源亮闻讯率领武警赶来拘捕肇事农妇，又遭七十多名手持锄头、砍柴刀的村民围攻，结果导致十二名公安人员和十五名干部被打伤，大批摄像机、照相机、手机被抢。村民还设置路障，堵住欲撤离现场的公安，将警官邱建国扣作人质。
2000年6月23日，广东深圳铁路盲人按摩中心中两百名工人不满中心承包人不遵守国家政策无理降低工人工资而去市政府示威。
2001年4月24日，广东湛江坡头区法院审理一起“妨碍公务”的刑事案件，上千名湛江群众不满这次审判，包围了法院。
2001年7月25日，广东省顺德市一个村庄的一千多农民围攻村委会，在随后两天中，抗议者还阻塞了公共交通。导致抗议的原因是该村股份社上半年分红没有按时兑现，村民怀疑村干部挪用集体款项到澳门赌博，村里的征地款也被贪污。而顺德市政府对抗议的村民作出的答复是：调查证实村干部没有腐败问题。
2001年12月1日，广东惠州博罗县发生警民冲突事件，一千多名村民因不满村内财政管理状况及怀疑村官勾结到该村检查财务的官员，村民将三名官员禁锢，并在村内示威，近千防暴警察到场镇压，双方爆发两次较大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村民则以石头还击。
【NO.6浙江】：15项
1995年7月，以陈龙德为发起人的浙江省一群曾被拘捕的民运人士，向中共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从市长民选开始，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公开信认为大陆社会现状没有理由拒绝市长民选，要求中共当局分批举行市长民选。
1998年3月，浙江七名因“六四”而坐牢的异议人士毛国良、王有才、王东海、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张金林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九届人大代表不要投李鹏这位沾满鲜血，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的票，阻止其出任人大委员长。
1998年4月，浙江异议人士毛国良抨击李鹏任人大委员长：“选举结果早已决定。但我对于有两百票反对他感到很满意，因为我知道通常没有太多代表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1998年4月11日，浙江十二名异议人士（毛国良、王东海、吴高兴、王有才、赵万敏、邹达祥、叶文相、傅全、金秀元、黄志道、张金林、崔建昌）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致江泽民的公开信，希望江泽民学习胡耀邦，平反“六四”，开放报禁、党禁，倡导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宽松、宽容的政策。针对中共实行“四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异议人士提出了新的“四化”，即“新闻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管理法制化”、“军队国家化”。
1998年6月3日深夜，浙江安吉县县城中心的胜利桥的两边护栏上突然出现用红色油漆写的巨幅标语：“勿忘八九民运，平反六四”，每字有一平方米大。
1998年7月3日，浙江异议人士毛国良、吴高兴、王东海、叶文相、傅全、赵万敏、邹达祥等要求最高法院进行重审，处死陈希同。
1998年8月2日，浙江杭州异议人士余铁龙、余元洪表示，将征集万人签名要求重审陈希同案。
1998年8月9日，五十三名浙江异议人士致函杭州市公安局，强烈要求释放王有才。1998年9月25日，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毛国良、王东海、程凡、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傅全、黄志道、王培剑、吴义龙、祝正明、邹德祥、林辉、金秀元、范子良、余铁龙、朱虞夫、叶良才、张金林、朱春华、黄海燕、王荣清、毛庆祥、毛其凤、张恒、高迁锐九月二十五日致函江泽民、朱熔基、田纪云，呼吁他们效法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大胆改革，结束独裁统治，还政于民。
1998年12月14日，徐光等一百八十多名浙江富阳各界群众发表声明，指出王有才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及国际人权公约。
1998年12月17日，近千名各界群众聚集在浙江省杭州当局审判王有才的法庭外示威。当公安企图拘捕手举写有“抗议”两字横幅的退休女工任兵时，人群同军警发了冲突。当天，民主党成员程凡也向浙江省政府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冷万宝、李维、安福兴、寥亦武、高洪明、佘万宝、刘贤斌、欧阳懿、胡明君、杨海等异议人士则纷纷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与此同时，在武汉当局审判秦永敏的法庭外，姜汉生等异议人士呼喊口号要求释放秦永敏。
1998年12月下旬，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二百多名农民一度包围镇派出所，抗议公安将前宅村村民吴洪辉打成重伤。
1999年1月7日，为了抗议浙江建德市政府将每年的车辆牌照收费涨至千元以上，三百名民营中型巴士司机决定罢驶两天。
2000年10月30日，浙江杭州六名被判重刑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的家人联名致信全国人大，要求人大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一切政治犯。
2001年5月20日，浙江杭州五百名司机在市府前示威。
【NO.7辽宁】：13项
1995年4月3日，辽宁省沈阳市约有三百多名工人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政府给予自由、民主和决策的权力。这些示威的工人约游行了七、八里后，在市政府广场前喊口号。1998年3月，辽宁丹东异议人士田晓明公布其致人大及政协的公开信，希望当局在经济与政治上进行不同于以往的改革。他认为，经济改革使企业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但一些官员却利用它化公为私，故政府应把政治权利还给人民，以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同时田晓明也主张当局应使私有制公开化及合法化，这样才能阻止官员不公开的化公为私。田晓明建立召开全新的政协会议，在此之前必须要释放政治犯，允许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及保障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
1998年4月16日，辽宁省鞍山市第三冶金建筑公司约五百名退休工人在鞍钢小东门附近的大连至哈尔滨的“中长铁路”上卧轨示威，要求发放已拖欠半年的薪金。工人在示威时打着这样一幅横幅：“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问儿女要，儿女都下岗”。这幅横幅极真实地反映了老人的实际状况。
1998年7月26日，辽宁异议人士王泽臣、王文江、张友嵩、刘建平致函中共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要求判处陈希同死刑。他们在信中说，普通公民贪污受贿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就被处以极刑，而陈希同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远超过现行刑法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
1998年10月4日，辽宁异议人士王泽臣、刘世尊、姜利军、宁先华、王德丰、肖云良发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对当局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示欢迎，并要求中共尽快付诸实施，开放党禁、报禁和言禁。
2000年5月15日，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五千名工人及退休工人因厂方拖欠十八个月工资，在辽阳通往沈阳的主要公路振兴路堵住示威。
2001年6月22日，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一千多名工人到市政府前示威，抗议法院强行搬走厂中原材料及要求市府解决工厂八千名工人的生存问题。示威中工人打着“法官强抢恶大罪极，执法犯法国法难容”、“追查亏损十点五亿元的原因”等横幅。游行队伍在经过法院时停留并呼口号。示威工人到达市政府后，派了几十名代表到市长办公室同市长谈判。
2001年9月，辽宁省部辽阳制药厂约三千名职工，将该大连至沈阳的铁路堵死达四十五分钟。
2001年10月，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一千多名工人将沈阳至辽阳的高速公路堵死示威。该大型国营企业是生产稀有金属的工厂，由于原厂长涉嫌贪污及经营不善而导致连续三年亏损。
2002年3月18日，辽宁省辽阳市破产国营企业的三四万名员工包围市政府和公安局，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释放发起抗议活动的工人领袖姚福信。姚福信号召工人抗议干部贪污腐化并追讨拖欠的工资，在3月17日被当局拘捕，大批工人带着抗议标语走上了街头，要求释放姚福信，要求支付工资和扫荡贪腐。
2002年3月20日，辽宁省大庆油田近万人参加示威，示威者掀翻了一辆小轿车。数千名武装军人于3月21日开进大庆市，封锁了座落在市中心的一家石油公司和其邻近广场。据参加示威的工人说，大庆部分地区已实施“戒严”。
2002年9月29日，400多名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和其他一些厂的下岗工人，联合到辽阳市政府，连续两天要求政府当局惩治贪污的政府企业的官员和释放在三月份的抗议活动中逮捕的姚福信、庞庆祥、肖云良和王兆明四名工人代表。
【NO.7吉林】：13项
1997年6月，在“六四”后因“反革命罪”判刑八年尚在假释期间的吉林长春异见人士冷万宝，上书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要求平反“六四”及让赵紫阳复出。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大陆异见人士首次的上书行动。
1998年3月，吉林长春异议人士冷万宝就反腐败问题专门向人大进言。冷万宝要求电视直播公审陈希同，让民众恢复反腐败的信心。他认为陈希同等中共恶吏每次提升官级之前已是声名狼籍，但官却越做越大，这反映了中国官员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大弊病。他要求，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把陪审团制度纳入司法审判的程序之中。
1998年9月19日，吉林异议人士冷万宝、梁立维、安福兴、姜胜旱、李杰、贾伟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致公安部长贾春旺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刚刚被捕的战友唐元隽。
1998年9月22日，东北异议人士冷万宝、梁立维、唐元宁、刘少坤、安福兴、姜胜旱、李维、李杰、王泽臣、王文江、刘世尊、姜利军、田晓明、王德丰、张友嵩、刘建平联名发表致法国总理诺斯潘的公开信，呼吁其在访华期间敦促中共当局释放唐元隽。
1998年10月5日，东北三省异议人士冷万宝、王泽臣、肖利军呼吁到中国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敦促中共当局释放施滨海、方觉、刘晓波、李海、张善光等政治犯，停止对异议人士的迫害。
1998年12月16日，冷万宝、王泽臣、肖利军致函中共司法部长及人大官员，谴责当局以扣留律师、迟发开庭通知等方式阻挠王有才、秦永敏的辩护人出庭辩护。
1999年3月，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第四中华小区四百名居民因不满长春市电力局等部门对该区二千户居民停水停电，集体到长春市中心朝阳区解放立交桥堵路示威，造成车辆堵塞。
1999年9月23日，吉林长春机车厂二百名退休工人在长春凯旋路与长新街交叉的十字路口静坐示威。该工厂目前已停工，三百名退休工人今年仅领到一百二十元工资，此钱仅够生活一个月。由于有的退休工人穷到连一盒月饼都买不起。
2000年7月13日，吉林省榆树市一万名教师相约集体去北京上访。2000年7月初，吉林省榆树市市政府及市委发出了全市事业单位整改方案，其中涉及到全市约一万六千名中小学教师。此方案内容主要是全部教师先解聘，然后再向社会公开招聘，全体市民都可以报考，合格的可聘为教师。现有教师对此方案极为不满。
2000年11月4日，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染料厂解雇全厂职工，约五百工人示威抗议。
2001年1月16日，约有六百工人到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办公大楼前抗议示威，他们高喊：“我们要吉化”、“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的口号，在严寒中持续到夜晚。
2001年6月13日，吉林省长春市郊区双阳区约五百三轮车夫因不满政府增加管理费而堵区政府示威。
2001年7月，吉林省舒兰市舒兰矿务局万名工人冲击矿务局所在的吉野镇火车站，将吉林市至哈尔滨市的重要吉哈铁路切断并卧轨。示威工人表示，矿务局两三万工人及家属生活都很困难，连饭都没得吃，他们希望当局将申奥的巨额金钱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NO.7河南】：13项
1998年3月，河南安阳异议人士王冰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致九届人大的公开信，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取消宪法中的中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并建议今后军队代表不再参加人大会议。
1998年6月26日，河南省禹州市一个地区法院在开庭审理某煤矿厂控告某村庄的案件时，到庭旁听的村民们指责法院庭长显失公正，有受贿嫌疑，纷纷冲上审判台大声叫骂和摔砸东西，进而又把法官押上一辆三轮车，驶入市区游街示众。
1998年6月底，河南省滑县四间房乡的数千名农民抢收小麦，跟制止他们割麦的一百多名公安人员发生冲突，结果有四十多名农民负伤。
1998年8月31日，五百名河南郑州市民聚集在省政府前，要求政府协助追回被骗的财产。由于这家集资公司破产，上万股民血本无归，最多只可拿回30%退款，于是只得向政府请愿。下午二点市民和平散去，但紧接着又有二百名河南商丘地区农民前来省府示威，这些农民因不满地方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而集体上访。
1998年9月，河南省三星公司的员工和股民每周一、三、五都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偿还被公司诈骗去的血汗钱。河南省政府为了利用三星公司鲸吞社会参股资金，频繁地在《党的生活》、《时代工商》、《郑州宣传》、《河南日报》、《大河报》、《郑州晚报》为三星公司鼓吹，又于1998年5月8日突然宣布查封、接管该公司，让股民血本无还。1998年10月3日，河南的“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致函中共中央，要求将反腐败列为中共十五大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允许新闻媒介及民间组织揭露中共贪污腐化、化公为私的罪行。
1998年10月10日，四百多名河南郑州市民冲破公安的警戒线，阻截京广铁路。因受河南省党委刊物大肆鼓吹而集资三十亿元的郑州“三星”公司遭查封后，大批股民血本无还。
1998年10月12日，河南的“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致函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主席团，控告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镇小陶村的干部贪污问题。该村1996年卖地款多达240万元，村民却仅获30多万元的补偿，其余款项不知所终，而有叔侄关系的村支书和村长却突然暴富。村干部还打伤了揭露这一贪污问题的几个农民，导致99户农民上书镇政府提出抗议。
1999年1月6日，河南郑州大学五百多名学生前往市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校方坑害学生。该大学食堂同奸商串通，购进大批变质猪肉用于学生伙食，1999年10月15日，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乡土山村五百名村民因不满税收过重及不合理而到县政府示威。
2000年5月12日，河南省洛阳市三千名居民因拆迁问题与两百名公安发生冲突。
2002年1月，河南信阳地区商城县伏山乡政府向当地农民强征税款，引起农民不满，六百多名农民与公安和法院执行人员发生冲突，推倒十辆汽车。
2002年3月5日，河南洛阳市日前二百国企工人连续16天静坐，阻止政府出售工厂。3月21日，工人与一百名公安及保安人员发生严重冲突。
五：（海内）湖南、上海、山东、重庆、福建、安徽、江苏、贵州、广西、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新疆、山西、江西、宁夏、云南、台湾：1993年6月中旬～2003年6月
【NO.8湖南】：12项
1993年6月中旬，湖南岳阳市爆发了一场工潮，近千名工人不满上级部门擅自调换正副厂长以及剥夺工厂的法人资格，冲入工厂办公大楼，包围上级部门派来的干部。该事件得到湖南很多工人的声援。
1998年3月，湖南省溆浦县农民异议人士张善光发出致人大呼吁书，希望人大代表关注日益严重的不合理摊派问题。张光善表示，1998年中国新年前该县因不合理摊派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该县竹坪乡方竹村农民张喜人因欠摊派费三百元未交，乡村干部强行拉走了他家的耕牛，张喜人愤而于1月23日绑架了村长十二岁的儿子在自己家中，公安包围其家，冲突中张喜人用刀砍死了小孩，他则被公安乱枪打死。张喜光表示，现在什么“养路费”、“教育费”、“计划生育管理费”等各种不合理摊派多如牛毛，农民苦不堪言，经常去县政府请愿，他希望人大代表特别关注这些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998年4月1日，湖南省搪瓷制品有限公司（原长沙搪瓷厂）约两百名工人及退休工人聚集位于长沙市中心的省政府前示威要求发放拖欠两个月的工资。工人的横幅及标语上写着“反腐败，反蛀虫”、“要生存，要吃饭”。
1998年7月11日，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遭到近千名下岗职工及家属冲击。事件的起因是警方拘留了当地一家工厂的五名下岗职工，并指控他们冲击工厂党委和厂长办公室。这批下岗职工盛怒之下将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会议室全部捣毁。
1998年9月6日，五千多名湖南省长沙市出租车司机串联同时罢工，以抗议交通、工商、税务等部门任意罚款和收费。
1998年9月16日，湖南省异议人士宋戈、张帆、谭力、李金鸿、陈学金、冯建茹、陈国金、周敏七十二小时绝食，抗议湖南怀化市公安局拘捕“下岗工人权益保障会”的创办者张善光。1998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区天马山村居民因当局征地不合理及数月未获补偿而联合采取行动，阻止施工单位前来填地。9月22日当局出动了七百多名公安干警进行镇压，打伤了二十多名村民，并拘捕了六人。9月23日，三百多名村民进城包围省府，使该市“五一”路的交通陷于瘫痪。村民们要求惩办此次征地的负责人、省委书记王茂林的姐夫。
1998年10月25日，湖南省长沙市107国道被一千多名湖南电视机厂工人堵得水泄不通，工人们打出“救救我们，我们天天喝稀饭”等横幅发动示威，要求惩治工厂干部腐败和发放工资。
1998年12月29日，湖南异议人士谭力、谢长发、彭玉彰、佟适冬、刘建安、周志荣等发表公开信，抗议当局判处“下岗工人权益保障会”创办人张善光十年徒刑。
1999年1月8日，一千多名警察与五千多名农民在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乡清水村对峙，冲突中约有一百多名农民被打伤，一人死亡，警方还施放了催泪弹。次日，当局又从长沙调派五百多名军人协助镇压起义农民。
1999年1月18日，湖南常德棉纺厂五百多名下岗工人在德山大桥举行示威，导致湖南通往湖北的交通陷于瘫痪。该厂企业领导因经营管理不善和贪污腐化，使厂里工人下岗者多达三千余人，而且拖欠工资达三个月之久。
1999年9月，湖南省因当局冻结二百万农民存在“农村合作基金会”内的资金而引发大规模骚乱。据知情人士透露，光在衡阳、益阳、邵阳三地区就至少发生五十起冲击各地乡、镇政府事件，涉及的总人数超过五千人。
【NO.9上海】：11项
1997年6月，上海异议人士姚振祥之兄姚振宪因劳改中受无端迫害绝食十二天靠输液维生，其妻张月英懮虑姚振宪的生命致函人权组织和即将来美访问的中国外长钱其琛，要求关注和救援遭诬陷而被关入劳改队的姚振宪的生命和健康。
1997年7月，上海异议人士姚振祥及无故被株连的其兄姚振宪，在劳改场所长期遭受迫害和剥夺权利，姚氏兄弟的亲属因到处投诉无门，前往北京控告。姚振祥的妻子朱雅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和上海市各相关部门，指控上海公安剥夺她应得的每月一次的探视权利，以致与被判劳教的丈夫已有一年时间未能相见。
1997年7月29日，上海异议人士姚振祥的妻子朱雅萍，向上海市中级法院投诉，控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朱亚萍控告的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自从姚振祥被劳动教养后，政府始终没有允许她探视丈夫，第二是她写的信及丈夫的来信，都被警察非法检查，有许多还被劳教所扣压。
1997年9月，上海著名异议人士鲍戈委托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公布他致中共中央及江泽民的公开信，建议中共中央自十五大始摆脱邓小平理论的局限性，接受民主理念，调整内、外交政策；同时，鲍戈还建议十五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专制，做出决定火葬毛泽东尸体，同时应拿出勇气平反“六四”。鲍戈还认为，解决人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法治，使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不只是一纸空文。最后，鲍戈希望中共不要反对他循合法途径在中国建立公民大会党的努力，禁止人民成立新党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1997年12月，上海异议人士杨勤恒发出致江泽民的公开信，以其自身两次申请游行两次被捕的遭遇，反驳江泽民近日在加拿大所讲在中国有游行、示威和言论的自由，指责中国宪法中规定的游行、示威自由丝毫没有得到保障。
1998年1月1日，上海异议人士杨勤恒为了抗议中国军警侵犯人权行为，为了争取公民应有的生存权及抗议示威权，也为了证实江泽民所说的中国有游行示威权的话，因此他到市公安局进行绝食。
1998年6月4日，二十多名上海异议人士举行公园集会，在襄阳公园茶馆以漫谈的方式公开纪念“六四”。
1998年8月5日，上海异议人士姚振宪、周建和、蔡桂华、韩立法、李国涛、章华麟、戴学忠、张汝隽、马卫等，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在市内文化广场、人民广场、外滩征集万人签名，要求废除可以任意拘禁无罪公民的劳动教养制度。
1997年9月，中共召开“十五大”，上海异议人士鲍戈上书建议火化毛泽东尸体，当时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共干部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
2000年6月，上海的李国涛、傅申平、张汝隽等二十三名异见人士致信上海市长徐匡迪，抗议公安局以刑事罪名迫害异见人士戴学武，要求立即释放戴学武。
2003年5月1日，上海拆迁房屋中遭受财产和人身侵害的被拆迁户代表132人，聚集上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地抗议。
【NO.10山东】：7项
1997年8月16日，数百名来自山东省寿光县工厂企业的工人特地雇用几辆大客车，驱车数百里到省会济南向省委请愿，他们拉起“维护企业权益”等字句标语，宣示心中的不满。他们是因为所在企业经济不景气而被另外企业兼并，工人对善后安排不满。
1998年3月，山东东平县异议人士谢万军发出致人大呼吁书，希望全国人大尽快完成已草拟七年的《监督法》，使人大能加强监督政府的权力，同时应允许民众建立独立监督团体，以利于反腐败。谢万军也呼吁人大代表关注一点三亿外地职工（民工）的权益，政府应经常性地直接与人民对话。
1998年7月19日，因中国民主党事件，曾担任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的山东东平县异议人士谢万军开始绝食，抗议当局迫害王有才等人。次日，获释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吴高兴、叶文相、傅全亦加入绝食行列。
2000年7月6日，山东省安丘市五千村民为保护水源与三百名公安人员发生冲突，超过一百名村民受伤，二十人被拘捕，而公安也有四十人受伤，其中一名公安被打死。
2001年4月2日，山东省淄博市有机胺厂五百名工人因企业破产而到市政府示威，陕西钢厂五百名职工因拖欠一年半的工资堵路示威。
2001年10月，约五百名山东青岛居民因不满政府的拆迁政策而到市政府请愿。
2003年6月19日，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青岛大学法学院在山东青岛举行民间修宪研讨会，40多位著名学者参与，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NO.11重庆】：6项
1998年8月27日，三百名重庆有机化工厂退休工人因三个月未拿到退休金而上街示威，并在示威过程中与公安发生冲突，其中六人被公安毒打，四人被拘留。八月以来，重庆无线电厂、重庆长安汽车厂、重庆针织厂、重庆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的下岗及退休工人皆上街进行了示威。
1998年9月29日，重庆异议人士许万平呼吁中共法院改变每逢庆典举行日或重大节日大批大批枪处囚犯的习惯做法，以免为了赶政治任务而滥用死刑。
1999年1月1日，重庆异议人士王林建便宣布在奉节县永安镇的家中进行绝食，要求当局重新评价“六四”。
1999年1月，重庆奉节县硫磺厂目前突然宣布将厂内退休工人每月二百多元的退休金再削减十四元，工人们盛怒之下到县政府示威。
1999年10月17日，重庆爆发特大骚乱。光在沙坪坝区就有二千名市民冲击重庆火车站并卧轨，大批市民也包围市政府及在各地堵塞交通。1999年10月17日《重庆日报》、《重庆晨报》刊登公告，表示开始全面清理重庆市民在投资公司及基金会的私人存款，由于市民担心在“投资公司”的钱血本无归，在全市多处地方爆发特大骚乱。
1999年11月，重庆特殊钢厂约二千名退休工人因不满只能领到百分之七十的工资而将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镇上一段重庆通往其它城市的公路堵塞示威，示威使得约三千辆车不能移动。
【NO.11福建】：6项
1996年7月，福建省福清市逾千名村民联名上书江泽民，控诉该村干部勾结镇领导强行倒卖耕地中饱私囊，并在遭到村民反抗时，借“严打”之名出动大批公安、武警和干部包围全村，先后强行押走五十余名村民代表并打伤多人。
1997年11月6日，福建异议人士林信抒在中国主席江泽民回到北京后，发表了公开信，要求江泽民说话，尽快研究决定平反“六四”。
1998年7月13日，福建省屏南县山区爆发了一起数百名伐木工以刀枪反抗执法警察的事件。除了警车被群众砸毁外，带班警官的头骨被打裂，身中鸟枪射击，左脚也被砍伤。
1998年7月24日，福建异议人士林信舒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促请他关注中共任意剥夺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人权。
2000年7月3日，福建机器厂五百名工人因不满政府强令工厂破产，到省政府示威。2000年11月，福建漳州南靖县一千多农民因对政府增加香蕉税不满而到市政府示威。
【NO.12安徽】：5项
1997年10月，安徽省蚌埠市工人王洪学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批评中国经贸代表团带了四十多亿美元在美国购买飞机等商品，而大量的失业下岗工人吃饭也成严重问题，为了生存而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同时，安徽合肥异议人士沈良庆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一封呼吁书，敦促克林顿在与江泽民高峰会晤时，对中国人权状况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向江泽民提出下列四点建议：一、为给此会晤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应释放魏京生、王丹、刘晓波、刘念春、高瑜、陈龙德、周国强等良心犯；二、中国政府应尽快签订另一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三、由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六四”事件，平反“六四”，抚恤死难者家属，惩罚真正的凶手；四、敦请中国政府实行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逐步实现全国直选。另外，安徽异议人士马粮纲、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等人发出致中共的《紧急呼吁》信，信中讲述他们遭到安徽警察残酷迫害，生存权剥夺殆尽处境危难。因而要求中共高层和人大等立法机构，查处和制止警察的违法行为，呼吁人大常委会依法制止、查处公安局违法行为，保障他基本生存权，尤其是打工谋生的权利。
1997年12月8日，约两千名安徽纺织厂工人前往市政府游行示威。这次示威的起因是因为安徽第一纺织厂与第二纺织厂合并后要大量裁员，两工厂原有工人七千七百人，而合并后定员三千七百二十三人，有四千人将被裁掉。
1998年5月18日，安徽省凤台县关店乡前老村的四百多名村民在到县城示威的途中扣押了前来劝阻的县委书记魏耀明，并将他作为人质，以要求释放两名因对村支书提出批评意见而遭拘禁的村民王学周和王金春。当县乡干部率公安进村干预时，村民们打伤了二十七名警察，还砸毁了十多辆车。
1998年7月7日，约一百名安徽蚌埠市固镇县磨盘张乡的农民开着十几辆拖拉机至蚌埠市政府门口，堵塞交通抗议各种苛捐杂税迅速增加。示威的农民表示，虽然中央政府在今年人大后许诺“减轻农民负担”，但近几个月来当地政府又增加了几种税项，致使农民不甚负担，故上市府请愿。
2000年12月，安徽滁州市纺织一千多名工人在该市京沪铁路上卧轨。
【NO.12江苏】：5项
1998年3月，江苏南京著名异议人士徐水良就农民问题向人大提了十点建议，包括取消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保证真正平等，以及关注农村中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998年4月，江苏南京著名异议人士徐水良抨击李鹏任人大委员长：“李鹏双手沾满六四大镇压的鲜血，他的国际声望很坏。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宜由这种人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1999年1月4日，江苏徐州丰县范楼乡果园村一百多名村民在郭少荣、徐善华等人率领下到徐州市政府示威，抗议当局向农民硬性摊派和苛征赋税，并操纵村委选举。
2000年11月30日，江苏省阜宁县化肥厂约500名工人将县政府大门堵住示威。
2001年4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区近万名工人市民连续三天包围建业区政府。
【NO.12贵州】：5项
1998年4月15日，约一百五十名贵州遵义木材加工厂（国有企业）工人因不满工厂巧立名目解雇工人，去市政府请愿。工人要求见市领导，但直至晚十一点领导仍未出现，工人虽和平散去，但表示会再次聚集至市府请愿。
1998年7月18日，曾因创建地下反对党而被判刑两年的贵州贵阳异议人士曾宁，就中国民主党事件致函江泽民，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等人以及陈西、卢勇祥、黄燕明等尚在狱中的建党同志。
2000年3月18日，约2000名残疾人因不满贵州省贵阳市政府取缔三轮车营运而在贵阳大西门堵路示威。
2001年1月16日，贵州贵阳棉纺厂近千名工人因传闻将被解雇，在工厂门口示威。
2001年3月26日，位于贵州贵阳的“贵州第七冶金建设公司”一千五百名工人在贵阳白云区的白云大道上堵路示威。
【NO.13广西】：4项
1996年7月23日，二十三日，中国广西壮族独立工会不惧恐吓如期举行万人集会游行。
1998年3月4日，广西东族有两千民众与四百公安发生殴斗。
2001年4月20日，中国广西壮族独立工会发表公开信，记述了中国广西壮族独立工会的发展历史，呼吁海外民运组织和国际社会关注广西壮族人民的艰难处境。
2002年9月12日，大约3万名种植甘蔗的农民将广西宜州市政府包围了一天，要求政府首先发还去年拖欠农民的每吨甘蔗22元钱，合计数万元欠款，并要求政府提高甘蔗收购价格。由于人数众多，事件演变成一场剧烈冲突。有人冲上市政府办公楼砸碎了市政府的牌子和国徽，停放在政府大院里的几十辆小桥车也被砸碎，政府办公楼的玻璃窗也基本全被打碎，电视、电脑、桌子、桌椅、材料等也被从楼上扔了下来。最后，大约有1万多人冲上黔桂铁路，将铁路运输中断了6个多小时。
【NO.13西藏】：4项
1997年2月，西藏大学生进行了一项罕见的示威活动，抗议当局强迫他们以中文而非西藏文研读历史课程。学生原订游行前往拉萨的行政机构递交请愿书，校方允诺在内部处理相关问题，并说服学生同意留在校园内。
1998年5月1日，大约有一百五十名西藏政治犯在德拉普契监狱举行示威。
1998年5月上旬，当一个欧盟代表团要求探访拉萨的德拉普契监狱时，该监狱一名犯人突然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从而引发全体囚犯的同声回应，结果狱警对此采取了血腥的镇压行动。
2002年1月，新疆和田地区100多名下岗的纺织工人日前举行示威请愿活动，要求政府给予他们下岗救济。
【NO.14黑龙江】：3项
2000年3月，黑龙江大庆市284人联名给江泽民写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法轮功“邪教”的定义及停止镇压法轮功。
2000年4月13日，黑龙江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两千名学生因公安将一名大学生打成重伤而在校内高叫口号游行，学生准备冲出学校游行但被公安制止。由于打人的公安未受法律制裁，故学生重正酝酿新的示威行动。
2002年12月4日，黑龙江二千多名工人进行长达一天的反贪污抗议示威中，封锁了一条从佳木斯市通往北京的铁路。
【NO.15内蒙古】：2项
1998年7月17日，约两百名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厂的职工到总厂门前举行示威，要求补发被拖欠的工资。该厂因管理不善及产品没有市场，已有一万名工人下岗，其中大部分已半年未领到分文工资。
1999年6月28日，内蒙古临河市约二千名下岗工人及市民因不满市政府对出租摩托车乱收费而去市府示威，至中午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与示威人士选出的代表谈判才和平撤去，但问题并没得到解决，示威人士表示过几天会再次包围市府示威。
【NO.15河北】：2项
1998年9月3日，河北省石家庄一千多名出租车司机在市府前集会，抗议当局为大幅提高营运手续费而暂时停止办理正常的营运手续。当局出动数百名公安将司机们赶到离市府数百米外的建设大街以东，并封锁了通往市政府的几个路口。司机们一怒之下砸了六辆仍在进行营业的出租车。该市另有三千多辆出租车也在当日罢工停驶。
2000年3月1日，河北省黄岗市郊区的约五百名农民将黄岗至城镇的公路堵住示威，抗议当局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只发还他们20%的存款。示威的农民多数来自黄岗市郊区的雨王办事处所属地区。
【NO.15新疆】：2项
2003年5月，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表示，根据新疆检察院的报告指出，1998年～2002年，在打击东土恐怖、民族分裂及暴力恐怖（三股势力）方面，检察院系统共拘捕了七万一千零三十二人，公诉了七万四千九百一十二人。
2003年6月，“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表声明，表示不满中国大陆积极在新疆推动汉语化，不尊重维吾尔人的语言空间。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以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代表大会名义发表声明说，据他们了解，大陆正在新疆推行汉语化运动，各学校、党政机关、有声广播和公共活动等都使用汉语。声明说，中国当局此举明显有意识的强化汉语而不尊重当地语言，是一种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人的方式。
【NO.15台湾】：2项
1996年3月，台湾籍的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刘彩品表示，她不愿看到北京强力向台湾施压，又不愿置身于一片对台湾讨伐的人大声浪之中，她将不会出席中共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2003年6月，台湾团结联盟立院党团透露，他们打算经由国际诉讼，控告中国政府隐瞒萨斯疫情，导致疾病传播数个国家。台联立法委员罗志明表示，他们将寻求国际法律专家的建议和支持。台联也打算联合几个去年即在中国南方爆发传染病的其它受害国共同控诉北京。
【NO.16山西】：1项
1993年2月（中国新年期间），山西省大同煤矿一万多名矿工罢工三天，起因是矿工要求提高节日加班工资被拒，至使山西省煤矿减产十五万吨，损失人民币近六千万元。
【NO.16江西】：1项
2002年3月，约一千五百名工人于3月初开始罢工，并包围煤矿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地点。因事情未能解决，工人于3月6日将罢工行动升级，数千工人占领319国道，阻塞交通，晚上10时，工人掀翻矿场负责人的奥迪房车。
【NO.16云南】：1项
2000年9月1日，云南省禄丰县钢铁厂五百名工人在该厂被卖给私营公司后，担心无工作，将中国西部重要的成昆铁路阻断六个小时。
【NO.16宁夏】：1项
1998年9月17日，宁夏石嘴山市电化厂的五十名工人代表搭车前往银川自治区政府示威，当晚，该厂又有三百多名工人赶去增援。工人们说，该厂因经营不善，已有八个月发不出工资，但厂领导仍用公款出国旅行。示威人群更扬言，要在十月一日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集会。
【后记】《红史》之咨询、编写、核对前后历时三十五天，全长5万字。其全部材料，均摘编、重组、修改自《中国之春》1990年～1993年开设的“海内外民运发展和民联近期活动”专栏，以及《北京之春》1993年～2003年开设的“海内外民运动态”专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不同渠道的帮助（如国际笔会、中国独立笔会、著名网站《大纪元》历年开设的“新闻”版块、李洪宽主持的《大参考》、张伟国主持的《新世纪》、洪哲胜主持的《民主通讯》等）。在此，我由衷地向海外各人权组织、各劳工组织、各民运组织、各独立笔会、各自由媒体、前《中国之春》杂志社成员、今《北京之春》杂志社成员表示感谢，尤其对曾在本文资料汇集上作出过不懈努力的薛伟、吴欣、魏可宜、鲁俊、林青、鹿野、波歌、简平、咏郁、唐青等朋友表示感激与钦佩。(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