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恶轴心》(47) 第九章(三)

北韩

被许多观察家称为“隐士王国”（the hermit kingdom）的北韩，在世界最集权的制度统治下，长期以来便是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国家。它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民饱受慢性饥荒的折磨。在九○年代，北韩为了维持其政权，开始寻求人道主义的援助。尽管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无法充分的自由旅行和进行调查，但还是清晰地描绘出了问题的轮廓。各种调查显示：极权统治已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由于全面性的营养不良，儿童的体重远远低于正常值，并且引发精神缺陷。共产主义先天上就不擅于经济管理，导致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无法自给自足。北韩至今还完全处于冷战状态，其封闭的程度甚至超过古巴及越南。它就像一个二十世纪怪物，时空错乱地存在于讲求资讯全球化与自由化的新时代中。

为了打破北韩与世隔绝的状态，南韩前总统金大中发起了一个称为“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的计划，尝试与平壤政权展开接触。刚开始时这项计划有一些进展。对于和北方同胞分离了五十年的南韩人来说，这个计划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南韩公司在北韩的投资受到奖励，开发中俄交界处图们江流域的计划也进行了评估。在被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边界隔绝了数十年之后，若干家庭得以短暂地团聚。北韩渴望从富有的南韩取得外汇，所以同意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开放若干地点的观光旅游，二○○○年金大中与金正日甚至在平壤见了面（注17）。但到了二○○一年，“阳光政策”似乎遭遇到了瓶颈，南韩投资人在北韩的投资损失惨重，种种想要延续进展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了（注18）。北韩是完全没有自由化可言的。在这个短暂的解冻期间，南韩人（以及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太平洋强权）对北韩所增加的了解并不足以减轻他们对北韩的恐惧。北韩就是那样一个偏执、孤立、顽固地不对外开放的国家。

随着布希总统第二任任期的到来，美国政府对平壤有了更多的质疑。在展开二○○二年二月份亚洲之行的前夕，布希诠释了为何美国必须在南韩维持强大驻军。他强调他关注北韩对非军事管制区的立场。他补充说：“在这个非军事管制区的一边是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们，是被监禁的人们，是不能自由表达思想的人们……而在另一边则是自由的人们，拥有着惊人的经济和偌大的机会。我想提醒人们想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想是因为自由。”（注19）在与南韩总统金大中的记者招待会上，布希总统强调：他支持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同时质疑北韩不愿意采取行动有效地利用这项政策所提供的新机会。他继而强调为何把平壤政权归入邪恶轴心国。他说：“对于一个容忍饥饿，但却又同时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政权深感不安，而独裁者金正日必须向全世界证明他关心他的人民。”布希接着概述了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我的看法很明确——我希望未来看到的是一个在经济和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统一的半岛，而不是一个被铁丝网和恐惧所分隔的半岛。北韩的祖父母们晚年时应该和他们所爱的亲人共同度过，北韩的孩子们应该不再因供养庞大的军队而挨饿。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成为人民的监牢，任何一个北韩人都不该只被当做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注20）

问题是应该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变化？

二○○二年十二月金正日承认他已在进行一项秘密的核武发展计划，从而引发了一场新危机。他亦违反了与美国在一九九四年签订的协议，以战争当筹码，威胁美国同意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以及重启经济援助，以换取他再一次不发展核武的承诺。而这场新危机对美国和南韩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尝试“从赫尔辛基到平壤”（From Helsinki to Pyongyang）。这是一篇声明的标题，是由哈德逊学院（Hudson Institute）的霍若维特滋（Michael Horowitz）和我共同构思和起草，而我们也确信美国会为其背书。《华尔街时报》在二○○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这份声明。我们认为，正如尼克森总统在一九七二年同意与布里兹涅夫进行对话一样，布希总统也应该提议与北韩展开类似当年赫尔辛基的对话。当时布里兹涅夫要求缓和局势以及增进经济合作，尼克森总统虽然同意对话，但仍坚持加入包括人权在内的诸多议题。赫尔辛基协定的核心观点是：公开地突显人权问题的重要性，美国才有着力点削弱苏联共产帝国的合法性。后来的发展也验证了当初的预期。共产党在赫尔辛基正式承认一些权利是合法的，例如人民可以自由迁徙、开放疆界和家庭重聚。共产党也因而打开了管控异议人士的闸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金正日是否会同意类似的磋商和协议呢？在二○○二年和二○○三年初他曾为了应付日益恶化的问题而急于寻求解决方案。二○○二年，他在薪资和物价上实施了温和的改革，这很可能是他到中国和俄国参观学习的结果。虽然他用他一贯好战的方式，事实上他等于是向美国乞求与其建立关系，并希望从中取得援助。他虽然不是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五年时的戈巴契夫，但两者仍有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相似处。

在所有不自由国家之中，北韩是唯一尚未迈入民主发展三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国家。它没有公民社会的雏形，没有法律规章的文化熏陶，也没有自由媒体。它比赫尔辛基协议前的苏维埃共和体更加与外界隔绝。物质的贫乏更超过六、七○年代的苏联。那时苏联的公民境况虽然凄惨，但至少它还向世人佯装着拥有一个消费群。事实上，由于人类精神和想像力的韧性，很少国家真如他们外在所展现的那样封闭。北韩人民可能被说服：隧道的那端就是光明，他们终会用一世代的时间与南韩在民主开放的基础上完成统一。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这个区域有重大影响力的美国和日本，在与南韩——一个民主社会成员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亦需要优先考虑和北韩人民加强交流。一旦受虐的北韩人开始相信他们能够改变命运，并且会得到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一切协助，北韩这栋腐朽的大厦就将开始崩溃。但是时间很紧迫，一点都不能浪费。

一个非常宝贵的方式就是媒体的渗透，这在北韩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住在乡间的人们都有收音机，自由亚洲电台有提供韩语服务，而南韩电台的广播也都能收到（注21）。想把自由亚洲电台韩语服务从他当前的每天四小时延长到全天候服务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但只要想一想它潜在的效益就知道这投资很有必要。协调一致的以这种方式接触北韩人民是很重要的，即便有干扰和监测。

北韩的精英分子可以经由卫星电视、网际网路和其他媒体，拥有较多的管道取得外界资讯。他们收到的讯息应该始终如一，那就是对那些愿意效忠人民而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来讲，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且这是一个注定将走向灭亡的政权。他们也必须了解，如果北韩领导阶层有一天自作自受，其结果将是绝对可怕的。对这个政权来说，管理军事、安全和外交事务的精英分子能接触到国际媒体是很重要的。藉由这些管道，民主国家可以减少这个政权崩溃时所可能引发的危机。近年来，已有一些北韩高级官员投诚。毋庸置疑的，他们愿意承担背叛的风险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们知道北韩的独裁者是怎样地领导这个国家，而今天这个国家又是如何的落后。现在必须为这些精英分子找到一条出路。民主国家的情报部门应该针对这个特殊阶层吸收有影响力的人员。如果能说服北韩军队和安全部门不镇压国内的异议者，而在国外又不反对他们所谓的“敌人”，只要北韩人民有勇气冒必要的风险，那么民主的转化就会迅速随后而来。

民主国家必须设法耕耘日本境内规模可观的韩国社区，想办法打入他们并获取北韩内部情报（注22）。虽然这些社区内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北韩间谍以及同情北韩的人，但是他们也可能转变成助力。虽然审问和转化北韩间谍伴随着风险，但至少会比较清楚地知道支持北韩的资源脉络。如果这些支援北韩的资源被削弱，甚或转变成为民主而奋斗的生力军，这个政权就将感受到真正的压力。

这种残存的与外面世界的资讯交流一定要加以利用。名义上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俄国仍然继续和冷战时期的盟友维持密切关系。但是对莫斯科来说，北韩还不足以为俄国在经济或战略上产生实质的助益。在恐怖分子攻击美国以后，俄国普亭（Vladimir Putin）总统试图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因此机会就在眼前。布希总统应该和普亭展开对话，让莫斯科明白一个能以和平方式转变到民主政体的北韩符合美国和俄国双方的利益，敦促莫斯科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来确保北韩“软着陆”。

俄国位于远东的广播设施能扩大无线广播的覆盖面及提供更多的频道，使更多的北韩民众能接收到广播。俄国与北韩边境虽然较短，但足以鼓动投诚与难民，借此也可促进和北韩当局的互动。再者，俄国应该颁布政策，提供政治庇护给逃离北韩的人。正如前东德一样，不经流血或战乱，大量的难民潮可能就足以导致政权的崩溃。如果俄国想被接纳为民主国家和反恐战争中的伙伴，那么它如何处理与北韩及几个流氓政权的关系就极为重要，乃至于如何收拾令人发指的车臣（Chechnya）战争等等，俄国就必须证明它愿意针对这样的共同目标做出承诺。

中国与北韩有比较长的边界，并且和平壤关系更深——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双方专制政权都认为他们处在民主国家的包围之中。尽管中国相比之下比较开放，它仍然觉得必须维护北韩这个它从韩战中保护下来的政权。中国和北韩之间一直有大量的交流。北韩的投诚人士和难民已是不足为奇，在过去的几年中就有大约三十万人之多。就像中国一贯的人权做法，一些人被强迫遣返北韩，其他人就和世界各地的非法外籍人士一样，在中国基本上处于奴隶地位。中共政权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虽因为它的本质而变得遥不可及，但是在这样悲惨的情势下也应该可以利用。遣返难民导致难民受酷刑折磨或甚至被杀害是违反国际法的。我们应要求中国承诺——实际上是对其规劝——遵守国际法应该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其次，中国与北韩的边境是渗透进入北韩最容易的疆界，亦是韩国人聚集以及获取北韩政权情资的好地方。民主国家应该筹资，帮助这些有幸避开北韩边界员警追捕的难民在南韩定居。这些逃离者与其他投诚者应该在非暴力组织接受训练，学习与北韩相抗争的技巧。首先请参加过一九八○年“光州（Kwangju）事件”中街头巷战的人来负责执行这项训练，先把这些逃离者培养成为教练，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

我们的底线是，必须强迫北京当局接受北韩终将与南韩统一成为民主的韩国，而且各民主国家也希望尽快付诸实行而不是等待。当然，如果中国在二○一五年以前能够像前面所谈到的完成民主化，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除所有这些外部活动之外，民主国家也需要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直接进行接触。美国已对平壤表示，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对话，那为什么不宣布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希望在平壤设立大使馆？尽管外国使馆为数可能不多，但是只要选择合适人选进驻，民主对北韩发展的影响就会迅速地增加。这些使馆就像其他地方的使馆一样，有网际网路及各种设施让人们能安全地交往。大使们和其他外交官员也需要增加他们在平壤的曝光率，测试他们的极限，并到内地旅行、做报告、交朋友、扩大影响。甚至分发能接受外国广播的收音机，如同我们的外交官当年在古巴所做的一样。

在南韩的领导下，民主国家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广泛地与北韩扩展教育、文化、科学、民间等多方面的交流。这个已实际验证过的方法曾对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开放发生过巨大的作用，当然也可适用于北韩。金正日对交流的摸索虽然只是非常试探性的，而又反复地退缩，但是他曾经愿意展开交流。就算这位独裁者最初有兴趣的领域只局限于管理培训、了解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商业法是如何运转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把这些看做是这个转变过程的起始点。金正日像大多数独裁者一样，在神经质与偏执狂的状态下，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必须相信，当北韩开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无法这样做。

统一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由于政权会在何时崩溃是很难预期的，最好早日准备好计划，因应北韩政权随时的垮台。北韩周边国家都应接纳这项整体计划，或者就像中国的案例一样，愿意置身事外。整个民主世界必须向该区域的国家保证——尤其是首尔——当这个转化过程开始启动时，他们将获得包括各种资源在内的坚定后援。在南北韩双方差距巨大的情况下，怕被压制的恐惧是可以想像和理解的。这样的恐惧或许是南韩不愿积极支援北韩政权转化的最大障碍。他们需要确保这样的转化过程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而现在是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节加以开始计划的时候了。

现在就开始为后共产主义的来到而规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就如对北韩广播这一计划为例，公开地做将让人们相信这种巨变是真实的而且近在咫尺，因此可以提高人们的期望并创造动力。我们相信一旦失去了人民的合作，专制政权就将无法生存。

南韩和其他国家的人已经在研究德国是如何在一九九○年走向统一的，以及有什么应该加以避免。德国与韩国两者虽然并非完全相似，但仍有可借镜之处。例如，不应该让北韩货币占太多便宜，这曾经损害了东德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须等待一段时间，直到北韩经济有了一些进步才可开始，以防南韩陷入廉价劳力的冲击；但同时亦不应否认北韩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优势。在不可抗拒的对家庭团聚的渴望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将是不容易做到的，也是现在就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或许在独裁者被驱逐，两韩完成原则上的统一之后，仍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允许某种程度的隔离和自治。一个从德国统一中学到的正面教训是：加强基础设施在刺激经济成长、吸引国内外投资和阻止大量人口涌入富庶地区的功效非常卓著。北韩曾一度是这个国家的工业基地，而工业基地就要求有相应足堪使用的公路、港口、铁路和通信系统。南韩的员警、行政官员和其他行业的经理级干部将需要迁往北部，带领北韩人民平稳地走过这一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是尽早将民主政治体系介绍给北韩人，以使他们能像南韩人目前一样自己处理地方事务。

对自由化的北韩来说一个最正面的模式就是南韩。用一代人的时间，南韩从一个被认为是独裁统治下的绝望死水转变成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由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成员国，现在南韩的创造力和技术都已具备。在积极推动世界上最专制政权解体的过程中，北韩人民将自己带领自己走向自由之路，使一个自由和统一的韩国成为现实。(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