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推行一个大规模的民主计划是必要的，而且将会有很好的结果，但这些计划需要费用。在原已经费不足的促进民主基金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基金用于中国。但中国人口占全球受独裁统治人口的一半，而且中国是美国及其邻国的最大安全威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一个中国民主化特别法案，就像对塞尔维亚一样。我们整个民主阵营必须共同努力，以应付这项挑战和机会。大力增加促进中国民主的项目，包括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所属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会（ Americ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自由之家”以及其他民主促进组织的帮助，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十年前就提出了中国农村进行选举的计划。我们应该力促江泽民和胡锦涛允许进行省级领导的选举，并且协助设置相关的机构。
在新成立的“从独裁到民主推动中心”（Dictatorship-to-Democracy Center）内，应该为中国专门设立一个大型计划，帮助策划全国运动，技术培训和资助，中国异议人士及民主运动人士迫切需要这些帮助。在中国，美元的确是很重要、很有用的。那些愿冒险为民主而奋斗的人士需要资金操作。而当他们被捕或在地下活动时，他们的家庭也需要经济支援。对他们来说，以有创新性、非官僚的方法把资金送到他们手里是很关键的。
在中国，比较传统的开放计划也是最值得重视的。各种形式和各个阶层的交流和参观是很重要的。由于电视普及和民众逐渐富裕，对于媒体而言，中国变得愈来愈有前景。尽管内容是遭监看过滤的，网际网路的使用仍一直在增加。向中国传播资讯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人知道整个世界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并且对他们生活在一个腐败的、压迫的政权下的痛苦表示关注。自由亚洲电台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尽管中国当局常常对它进行干扰，它仍然有非常好的收听率（注10）。自由亚洲的听众打电话在节目上讨论当日发生的问题，包括罢工、员警镇压，并让中国人知道他们的同胞在关心他们的问题等。自由亚洲的听众可以经常了解到这个共产制度的腐败。经由广播可以收听到那些遭禁止作品的分集连载，这里建议一个新的计划：阅读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杜瓦（DuVall）的《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或者基尼．夏普的有关策略性非暴力的作品将有助于传播这种非暴力抗争的智慧和方法。由于共产党的批评反而使自由亚洲电台更具知名度，有更多的听众。在资讯技术扮演重要角色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十三年，共产党在应用技术和有效公共关系方面还是赶不上时代潮流。
对于自由亚洲电台和其他对中国以中文（普通话、广东话、藏语、维吾尔语）广播的国际电台，可以把中国宪法做为另一个可能的讨论话题。像苏联宪法一样，它列举共产党当局从未尊重过的人民权利。中国已经签署了多项国际协定，这些协定保证尊重人权，而中国却严格的限制这些人权。一个类似捷克“七七宪章”（Charter 77）的节目是有帮助的，这个节目使用在一九七五共产政权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protocols）做为切入点。我们的媒体的努力也应该进入电视时代。卫星频道从洛杉矶对伊朗的“波斯语”电视直播展示了这个媒体的力量，他能够直接面对广大的观众，特别是对那些年轻人，传播民主，并且具有在一个社会中塑造新的领导形象的能力（注11）。独裁者江泽民有他自己的卫星频道覆盖中国和在美国的华人，而在那里没有其他普通话或广东话的电视台，所以民主人士在中国没有可与之抗衡的方式深入中国观众。其实只要有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和每年一千万美元的支援费，就可以建立一个一流的新闻和娱乐电视频道，以普通话和广东话覆盖中国和世界各地。
电视不同于广播，不应该由美国政府经营。“美国资讯总局”（U.S. Information Agency）的“全球网”（Worldnet）和其他政府电视台的失败经验已充分证明，如果由政府经营将会非常的乏味，并且很难吸引观众和对其产生影响力。所建立的新公司应该得到政府支援，但具有独立的管理和具有专业电视经验的董事会，先前我们提议，为建立独立电视台而设立一个十亿美金的国际基金会。在计划实现之前，美国政府应该出资建立中文频道。就像波兰团结工会打入国家官方电视台播放自己的节目一样，法轮功也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市当地的电视台插播了他们自己的节目。更戏剧性的是，据新华社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导，法轮功用台湾做为基地拦截卫星传输信号，并重复播放它的节目到中国大陆各地达十二个小时之久。（编注：中共宣称鑫诺一号卫星被插播，信号来源在台北，并指称是台湾法轮功所为。台湾电信总局调查中国所指干扰信号来源地的山区无任何发现。有关人士称，很可能是中共又一次炒作，借此攻击法轮功。据悉，此次鑫诺卫星插播节目是“江泽民卖国”，而不是法轮功。节目揭发江泽民和俄罗斯签定条约，出卖了相当于一百个台湾的土地。）
中国是一个需要长期计划和努力以发展民主的理想物件，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它有它的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它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从毛之后，所有中国的共产党独裁者也都提到政治发展的长期计划和目标。中国的宪法条文中保证许多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最早的签署国之一，而且最近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这三个文件包含对建立民主机制和发展民主规划的具体承诺。中国对自由集会、独立工会、多党竞选、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独立司法制度等等已有承诺。
以一个多年的民主发展计划和实施为宗旨（参见第五章），相对民主发展的三个阶段而言，中国目前是位在第一阶段的早期部分。
为了给中国人民推行实现这三个阶段的民主计划，我们建议由联合国所属的“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建立一个“从独裁到民主推动中心”（Dictatorship-to-Democracy Center）。这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详细的指导各国民主进程。如果近期不能建立这个中心，有此意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联合起来帮助中国政府。
虽然最初可能不会有正面的回应，但是这个开始推动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的作用。这种对话无论是公开的或是私下的，都可以由违反人权的个案转移到更根本的政治制度改变的问题上，不然的话只能是对无止尽的人权侵犯做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所提议策略的实施，即使是中国的独裁者也会坐到桌上来商议。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阶段的计划可以提高学生、知识份子、工人和其他人士对民主的期望，使他们致力于非暴力运动的方法来寻求变化。或许二○○八年的奥运会可以做为多年民主发展运动进程的标竿和参考时点，这个进程应该远在那届奥运会之前公布并开始。到那个时候第一阶段很有可能已经完成。有关奥运会之后的程式和预计日期也应该加以计划。
我们无法预知何时共产党领导阶层会准备合作。但是很清楚的，目前在党内是有政治改革的争论。例如，现年八十五岁的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中国官员广泛阅读的杂志《炎黄春秋》（China Chronicle）发表的文章表明了这一点。文中他警告说中国必须接受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才能避免停滞和可能的崩溃。他提出采取广泛的措施以限制共产党的权力，开始引进政府官员的普选，保护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注12）。如果我们不与他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的话，我们无法知道新的党总书记胡锦涛和新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会愿意做些什么尝试。
一个中国民意调查专家在一次最近的公共民意调查报告中说：“十年前，人们关心的是能否得到较好的食物，像肉和菜等。但在十年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后，人们有愿望过得更好。普遍的愿望是在党代表会之后，法治系统会有缓慢稳定的进步，并且改变我们的政治体系。”他还写到，人们表达特别希望把地方选举扩大为更高层级政府官员的选举。三分之二的民众希望新的选举办法与旧的会相当不同，并且允许公众表达自己意愿（注13）。
在中国，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潜在价值，把他们做为在中国各地活动的自由堡垒。他们必须在中国文化和政治景观中被明显见到，成为鲜活显着的部分。不仅要设在主要城市，而且还要设在边远地区、西藏和新疆，即中国的主要自治区所在的西部地区。如果腐败的工厂经理与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剥夺工人资产，那么采访这样的工厂会给中国民众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对滥用职权的抗争已得到了认可。外交人员应该介入对法轮功成员的政治审判中。他们应该公开地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公众场合参加法轮功学员的炼功。
外交人员到局势紧张或不安定的地区走动是必要的，包括到南北韩边界去对北韩难民表示同情与和鼓励。我们的外交代表机构应该不仅代表我们的政府而且应该代表我们的社会和人民自我管理的民主价值观。大使和领事绝不能成为纯粹的贸易促进者。他们不但能够而且必须完成传统的外交使命，同时可以促进民主的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选择适当的人员做这项工作。这些人，不论是职业外交人员还是特别任命的，需要参与民主体制的建设，同时需要准备对中国当局提出尖锐而“不客气”的问题。这类问题包括他们系统性地践踏民权和人权。敏锐的观察家，如前“自由之家”主席蓓蒂．罗德（Bette Bao Lord）指出，在代表团的组成和其他关键问题上，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很少从中国当局得到相同的互惠。通常，共产党对来访的国家挑三拣四以避免批评和可能的指责，美国则极少这样做。当这样的障碍出现时，民主国家应该采取类似的反制和进行定期的观察。那些障碍应该很快就会消失。在民主国家使馆之内，大使需要与各部门包括情报和军事方面的负责人一起举办民主协调会。在这些定期会议之后不久，这些大使们也需要在一起召开类似的例行会议。这种例行会议不应在首都举行，而应在有大量外交人员的城市召开。在社交活动中，大使在拟定他们的客人名单时要保证不应限定他们所邀请的人员。除了通常的官员和外交官，还包括非政府的人物，包括独立运动者、罢工领袖、私人业主、妇女、法轮功人士、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受迫害的宗教人物、释放的劳改犯、学生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都应该有机会出席。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应该成为自由的基地，提供不受限制的资讯。如果必要时，使馆应提供避难所，大使馆、领事馆和其他正式办公室应该设有网咖。经由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开办这些中心，民主国家就可在整个中国协调民间活动。这些互动除了帮助这些民主国家互相交流之外，还使他们能够发现潜在的领导人以及可协助他们的管道。我们应该定期举办一个关于民主的沙龙漫谈。每个星期至少一位大使在一个新的“中国民主时间”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讲。该节目可经由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或其他电台播出。这节目也应该附带播放一些总统、总理或其他人士在访问中国时，或在其国内非正式场合所作的演讲。
乔治．布希总统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的清华大学的讲话是个很好的开始。它经由中国官方的频道向全国播出。他说：“美国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美国的生活所象征的意义是，辅以法律的自由是不会令人生畏的。在自由的社会中，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混乱无章，辩论不等于冲突，不同政见也不是革命。自由社会信任他的公民，在他们自己和在他们的国家中寻求最美好的。”（注14）随后的演说应该更加明确地针对中国自身。例如，布希总统错过了时机，在清华没有提及三百名该校学生和教职员被投入了监狱里或劳教所，只因为他们和平地修炼法轮功。他也未抓住时机明确地指出中国也将会在几十年内实现全面民主，因为那是他的人民想要的，而且每隔十年都会被证明一次。对于布希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来说，他们有宽裕的时间能够为现在还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民众而大声疾呼。
关键的要点之一是人民解放军职业化。一九八九年，邓不想测试军队是否愿意对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枪。所以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必须设法找到他认为可靠的部队（注15）。美国需要经由与中国军队的接触，提倡职业及民主的精神。军队应该保护人民免受外敌侵略，而不是帮政府镇压人民。美国要把注意力放在中下级军官，不仅因为他们容易接受新思想，而且他们是连排级指挥官。他们更容易被强迫决定是执行还是拒绝执行对人民开枪的命令。
我们必须直接与中国的独裁者打交道。如果有历史轨迹可循，江泽民将设法保住他的权位直到他死去。所以胡锦涛这个预定的接班人，将会因此而不得安宁。我们一再看到中国预定接班人和其他资深领导人设法要顺应情势，作民主改革，却受制于年迈掌权者，甚至被其所罢黜。从《朱镕基在一九九九年》（Zhu Rongji in 1999）这本新书中可确切看到：江由于害怕中国总理朱镕基受欢迎，从而有计划地破坏朱的改革主张及其个人影响力（注16）。这使得在北京的美国大使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大使就是否与江、胡和其他关键领导发展直接关系发生了争论。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可以发展并加以利用的，这需要时间，而且与他们相处越倾向私人性质越好。见面的场合不仅限于办公室，在其他地方见面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餐桌上及运动场上等各种可能的方式都行。邀请胡锦涛再次访问美国是加深关系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他与美国总统的关系。前往中国访问也是另一种会面，对话的内容应包括三方面：
首先，大使和总统应该与江、胡和其他人谈论二十一世纪社会的本质以及自由市场和政治体制的关系。这种体制包括独立的商会、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政党竞争。中国目前正面临无数的问题：庞大而且日益增长的失业人口、数量众多且有时演变为暴力的罢工、趋缓的经济成长和基本上处于破产状态的银行和国营企业。而现代化开放的民主社会可以和平地缓冲和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个日益由智慧产品而不是纯人力所推动的世界中，一个专制政权会扼杀人民的进取心。
其次，应该讨论关于胡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情况。应该帮助胡了解：学生、法轮功和其他人是有理性的人民（大使与学生及法轮功的直接关系是影响他们可靠性的关键），并且在胡也是理性的情况下，应与胡合作。谈话的重点是要表明越来越多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将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要让胡和其他的领导人了解：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民主改革，就能在中国的系谱中留下正面的历史性形象。
第三，也要让胡了解，如果他拒绝的话将产生的不良后果。大使应该表明：更多的民主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胡将面临的抉择是屠杀自己的同胞，还是展开全面的对话。对于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当时邓相信如果不使用武力，就会被软禁或有更糟的结果。但是世界已经变化了。另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就会导致在海牙的特别法庭受到反人类罪行的审判，就像米洛塞维奇和卢安达领导人一样。那么，学生和工人也许会与年轻的军人联合起来，把枪口对向迫害者，而不是被迫害者。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定义，江在他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犯有十项以上反人类罪。更为甚者，他几乎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有的条款。江直接导致成千上万中国人被非法监禁、遭受酷刑和死亡。我们不要顾虑美国前国务卿贝克有关“美国（必须）不能被认为利用情势煽动政治动乱”的说法，相反的，我们必须说明，只有经由民主，而且公开积极的支援非暴力的民主运动，才能使中国达到政治稳定，我们指的是包括法轮功和中国的各种民运团体。我们从一九八九年的经验知道，在中国各地的学生、知识份子和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都有一种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并愿意为此走上街头。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末期有些工人也加入抗议的行列。近年来工人罢工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增加，大多是抗议工厂关闭、工厂领导腐败以及地方党部和政府官员同流合污。在政府内部民意调查中，贪污已超过失业问题成为人们最不满的问题。
根据《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三月六日报导，接近中国公安部门的消息来源指出，与贪污案件相关的动乱、凶杀及示威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但这些罢工还是分散的，没有与独立的全国性工会串联或成为像波兰团结工联那样的运动。所以必须找到办法，使工人、精神运动成员和民运人士能串联成全国性的运动。
在劳工阶层中什么样的问题能引起他们共鸣？广泛存在的贪污？失业？或是环保？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决定他们想要使用的策略和方法。但是那些熟悉其他非暴力运动的外部力量也能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专制独裁、全国选举和罢免领导的问题上：一个独裁者，面对整个国家选举和可能反对自己领导人权力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独裁者是江泽民，他个人决定对中国最大的精神运动法轮功学员进行镇压、监禁和谋杀。胡锦涛身为可能的接班人，也要为他在西藏任职期间的恐怖镇压负个人责任，他们不应该隐藏在“政权”或“文化”之后不受追究。我们必须清楚地指出，他们应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毕竟他们拥有无上的权力。我们要针对他们的反人性罪行、人格缺陷及不法行为发布一份年度报告。同时，我们应该密切注意领导层内的改革推动者，也就是潜在的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在一九八九年血腥镇压之前被邓小平解职的赵紫阳，以及在被江泽民箝制之前的朱镕基都有这种倾向。对于江、胡在过渡期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利用之处是鼓励更加宽容的政策、鼓励江泽民真正的退休和鼓励最终在中国实行自由竞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