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2日讯】前段时间，长春一家媒体报道了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为生活所迫，在长春市一家大浴池打工，靠给顾客搓背赚取微薄的收入。这篇报道引来唏嘘一片，不少人为邹春兰一掬同情之泪。我也认为邹春兰值得同情，但是不是因为她的“沦落”。平心而论，邹春兰的文化不到小学三年级水平，拼音都认不全，此外一无所长，就是搓澡也并没怎样辱没了她。关键是“邹春兰现象”见证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畸形──有强壮的体魄，却没有健康的心智。不仅如此，邹春兰的遭遇还见证了中国式体育的病态，会让人连正常的体魄都没有：现在每隔两、三天，邹春兰清晨起床后，都要照很长时间的镜子，拔掉嘴边冒出来的黑黑的胡茬。在邹春兰身上，很多地方都带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小腿上的腿毛很多，声音厚重、沙哑，皮肤象男性一样粗糙……
很显然，邹春兰的悲剧是由中国不合理的运动员培养机制造成的──运动员从小就终止了文化学习，被选入少年体校进行专业训练。为了金牌和祖国荣誉，党和政府要求运动员奉献和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不顾女性的身体、生理特点，为了出成绩，让她们服用违禁药品。比如邹春兰，从她16岁进入体工队起，就开始服用“大力补”，每天一粒，直到1993年退役，达六年之久。只有到比赛前的半个月，才停止服用，并打“掩盖剂”。“大力补”属于男性激素，那时就已经是禁药，其对女性有男性化反应。可以说，在女子举重队服用这类违禁药品已是公开的秘密。1993年，12岁的李琳（化名）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举重队，她的教练也是曾带过邹春兰的王成林，等她长到15岁的时候，教练也让她吃药了。第八届全运会上，李琳及其六、七个队友，均被查出服用兴奋剂，遭到终身禁赛的处罚，教练王成林也被撤除一切职务。
在中国体育界，为出成绩而服用违禁药品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可能还记得曾经风靡世界的“马家军”吧？“马家军”在1993年取得一鸣惊人的战绩，包办同年斯图加特世锦赛的5,000米前三名，以及一万米的冠、亚军。一个月后，她们在全运会比赛中打破三项世界记录。但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马俊仁及其六名得意弟子董艳梅、李竞男、尹丽丽、宋丽清、蓝丽新、戴艳艳被踢出奥运会代表团名单，当时曾引起很多猜疑。其实原因很简单，“马家军”在此前的一次血检中被查出ＥＰＯ（红细胞生成素）超标。根据规定，红细胞生成素超过18%就算不合格，而马家军大部分队员都已超过这个指标。而当时的“马家军”即使服了兴奋剂，也不可能像1993年一样绝对夺冠，因此体育总局将其踢出奥运代表团，免得到时被查出服用违禁药品，从而影响整个奥运“金牌战略”。应该说体育总局“丢卒保车”这一手还是玩得十分高明，否则悉尼奥运会上不知有多少块金牌会被查出有水分。
中国游泳队的兴奋剂丑闻大家可能还有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游泳队聘请前东德的教练后，长期成绩不佳的游泳队一下时突飞猛进，并一度称雄世界。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杨文意、钱红、林莉等人夺得四金五银一铜时，西方媒体对中国队曾提出过怀疑，却一时找不到证据。1994年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由乐靖宜、刘黎敏、贺慈红和戴国红领军的中国女子游泳队一举夺得13个女子项目中的12枚金牌，成绩超过辉煌时期的前东德女子游泳队，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当时世界舆论都直指中国队服用了违禁药品，中国赌咒发誓中国队的成绩是靠刻苦训练来的，与违禁药品无关。然而在时隔不久的广岛亚运会上，七名中国泳手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一时间世界舆论大哗。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游泳运动员拒绝在世界大赛中与中国选手同池竞技。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没有兴奋剂相助的中国游泳选手仅获得一金一银，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泳手竟与奖牌无缘，最好成绩是齐晖的女子200米蛙泳，第四名。
邹春兰事件反应出中国的竞技体育，不是以人为本、以运动员为本，而是以金牌为本、以国家荣誉为本。因而，为了成绩、金牌和荣誉，便不顾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忽视他们综合素质的培养，违反运动员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规律，甚至不惜采取吃药等非正常手段。中国培养运动员的方式，完全是一种对人性的摧残。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培训制度，邹春兰不是第一个当搓澡工的冠军，更不会是最后一个。我认为，邹春兰作为昔日的全国冠军，今天却沦落到给人搓澡以维持生计，因为其间反差实在太大了，固然让我们同情，但是她作为现行体育机制的受害者，对摧残人性的这种制度至今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却更值得我们同情。
转自《民主论坛》2006-05-11(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