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3日讯】中共建政首任党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真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独夫”。在他的周围，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受过他的整肃。可是，中国，邪门就邪在毛泽东一个人，可以镇得住“邪”！
毛泽东是不是有什么道行、具备什么神通、能够有如来佛祖伸出五指镇压孙悟空于五行山下的本领？是不是毛润之能够象孙悟空那样具备72般变化而随心所欲地降妖捉怪？
不！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个肉眼凡胎的普普通通的人。
可是，自从毛泽东以没有皇帝头衔的皇权统治中国大陆后，为什么他能得心应手地玩弄上到中共当局的党政军要员，下到亿万普普通通的庶民百姓呢？中国，为什么邪门就邪在毛泽东一个人，他就可以镇得住“邪”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的历史上，何时出现过象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呢！
初生的毛泽东，确实有那么一点象山崩之后诞生的石猴。自小就有那么一点美猴王大闹天宫的精神。
毛泽东小时候就忤逆不道，不服小农经济思想浓厚父亲毛顺生的管束。在与父亲的斗争中，他能联合母亲文七妹去对付他的父亲。这种在孩童时期养成的联母抗父斗争方式，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这就是他镇“邪”的本领之一。
毛泽东的镇“邪”本领，用得最邪的就是欺骗。“兵不厌诈”这种孙子兵法中出现的谋略，贯穿于毛氏一生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中。
毛泽东镇“邪”的另一个本领，就是他精用了“过河拆桥”手腕。用一个人时，可以好言说尽，虚情演足。一旦这个人的作用对他失去后，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被他利用的人除去。
当毛泽东率秋收暴动残部流窜到江西的井冈山时，为寻求落脚之处，与山大王袁文才、王佐盟誓拜把。可是，一旦他站稳脚跟，就巧妙地将这两个山大王杀害。这可以算是初年出道的毛泽东最早过河拆桥之举。
在毛泽东的整个“革命”生涯中，联合一方，打击一方；采用“过河拆桥”方式一步一步地稳固自己权势的事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里，不妨按历史进程列举一二。
不可否认，毛泽东确实有他的一手，在与他的对手交战时，能以其诡诈的战略战术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他的这一手，在蒋介石对中共盘居江西“苏区”的四次围剿中有所显露。老蒋对红军四次采取不同战术的围剿都没有占到便宜，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姓毛的对手指挥着为数并不是很多的红军。
当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后，红军败于蒋介石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使得江西老巢的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开始号称全程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或许，中国的历史该得要产生象毛泽东这样的“蟊贼”。当时，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官的周恩来以及其他一批军事幕僚，在招致一系列惨败后，想起了前四次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指挥官毛泽东，所以，在1935年的贵州遵义红军转移途中将这位削职的毛泽东重新请到了军事指挥的位置上。从而在这种转折时期，成就了一位日后没有皇帝称号的现代君主。毛泽东从此以后，开始得心应手地使用他那“拉一帮，打一帮”、“兵不厌诈”、以及“过河拆桥”的镇“邪”本领。
中共宣传声称“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毛泽东登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最高统治地位的分界线。这，只不过是吹嘘毛泽东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欺骗宣传。实际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取代了周恩来，作了红军的最高统帅。当时的党魁，却是由文弱书生张闻天担任。毛泽东真正稳当地登上中共党和军队的最高宝座，是十年之后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上。
中共建政前，毛泽东灵活地使用他的镇“邪”权术。流窜的红军被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收容后，毛泽东为了坐大，秘密收拾了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然后，猫哭老鼠地将陕西的保安县改称志丹县。转而，开始与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进行权力较量。这时，毛泽东联合了刘少奇以及一批党军要员将王明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此一来，毛泽东稳固地登上了共产党党魁的宝座。
毛泽东毒辣地使用他那镇“邪”的本领，倒应该算是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之后。然而，他的这种镇“邪”手段为什么能够那么得心应手，倒真应该引起全中国一切有良知人们的深思。
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入党宣誓时，举起右拳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共产党经常使用的一句格言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然而，有多少共产党员真正做到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又有多少人真正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就是这种虚假的誓言和理想才使得毛泽东的镇“邪”本领有着广阔的市场。
不可否认，在中共党内，仍然有为着自己所抒誓言和所立理想奋斗的人。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在中共当政各个不同时期出现了令人日后深有感慨的斗争。
毛泽东使用镇“邪”的本领，在中共“七大”之前，除掉了与他争权的政治对手。中共在掌握大陆的政权后，他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使用镇“邪”本领对付所有威胁他那独特皇权统治地位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在登上中国共产党党魁、国家元首、军队统帅的“三位一体”宝座后，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他那因狭隘妒忌心理而长期耿耿于怀的处于政府首脑地位的周恩来。尽管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甘心情愿地位居毛泽东之下，毛泽东对昔日位次于周恩来以及周氏曾经有过的对他不敬怀恨在心。而这时的中共政权中，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曾经位居毛氏之上。所以，他视在中国党、政、军，特别是在军中有着广泛人脉关系的周恩来为眼中钉。
50年代初页，毛泽东调地方诸侯进京，寻求权力制衡。他的用人眼光盯上了曾经与刘志丹一道收容流窜中央红军的尚存陕北根据地首领之一的高岗。他企图要这个东北王取代周恩来，从而达到除掉眼中之钉的目的。
可惜，具有二杆子脾气的高岗没有一点政治家的韬略。在皇恩之下，深感受宠若惊。本来是要除周恩来的，可他将斗争的锋芒同时指向了刘少奇。而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动摇刘少奇地位的意念。刘少奇与周恩来联手，加上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势力。善于见风使舵的毛泽东，眼看高岗无能与他的对手抗衡，立即毫不手软地将斗争矛头指向高岗。可怜高大麻子，没有死在挥刀持枪砍杀的战场上，却一窝窝地死在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权力的角逐上。
毛泽东就这么以镇“邪”的方式，产生了中共第一个由共产党的高官组成的戴上反党桂冠的团伙：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也算出巧吧，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第一个欲除掉的人，周恩来，就在周氏离世之前，他都没有能够将他从那政府首脑的宝座上掀下去。
毛泽东要除掉，并且使用镇“邪”权术而顺利除掉的人，就是那久经沙场、为中共政权建立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个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毛泽东那独特的皇权地位，彭氏绝对没有毛氏所声称的“得华”之念。
彭德怀，堪称中共党内第一次出现的为民请命的英雄。其铮铮铁骨，可昭日月。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令民肃然起敬的英雄，却在毛泽东的镇“邪”本领之下，最终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使用镇“邪”的本领与彭德怀进行的斗争，是中共建政后，最高统治当局出现的第一次邪恶和正义的较量。笔者在毛泽东的镇“邪”本领的“邪”字上，打上引号，是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上的邪门相对应的。这个“邪”，并不是代表邪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正义。真正代表邪恶的，却是有着镇”邪“本领的毛泽东。
在这场以毛泽东为首的邪恶与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正义斗争中，出现了中共当政后最高统治集团人品的大检验。就是在这个集团中有那么一批身居要职官员的人品不合格，才导致了这场斗争正不压邪的最终结局。
以“斗”为性格特征的毛泽东，其聪明才智发挥在互相枪杀的军事战场上，似乎可称恰到好处。然而，将他这种“斗”的性格特征转向具有严格科学规律的经济建设上来呢，事实证明，完全可以称为一败涂地。
1958年出现的“大办钢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全国城乡高炉林立和天方夜潭般的亩产卫星，都是毛泽东与天斗，也就是与自然规律斗所出现的奇景。
违反自然规律的狂热，自然不能带来国强民富的结果。忧国忧民的彭德怀元帅，就是因为亲自目睹毛泽东的狂热对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才敢于代表民愿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进言。指望这名昔日“百战百胜”的军事统帅能够明确自己的失误，改正自己的失误，去当一名真正为民造福的“明君”。
然而，自幼形成“斗争”劣根的毛泽东，明知自己有过，却偏偏不思悔改，丧心病狂将他那镇“邪”本领使用在昔日赞颂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于是，毛泽东就在庐山会议上摆起了八卦阵。
其实，参加会议的有正义感的代表，都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存有共鸣。而敢于明确站在彭德怀一边的人，却只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存有良知的人。可是，这些人，在中共最高统治当局中，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不争事实是，那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共高级官员，诸如刘少奇、周恩来、等等，明明知道彭德怀无罪而有理，却“违心”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落井下石。
就是这些人的人品在这场斗争中不合格，才导致毛泽东随心所欲地给彭德怀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将支持彭德怀的良知之士列入“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也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些在现代君主面前唯唯诺诺的明哲保身之辈，使得毛泽东镇“邪”的本领运用自如。同时，也为他们日后被毛泽东运用镇“邪”本领所收拾埋下祸根。
对付彭德怀，毛泽东文用了刘少奇、周恩来等等要员，武用了隐退养病的年轻元帅林彪。毛君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拉一帮，打一帮”的镇“邪”手段将彭德怀元帅从国防部长要职上掀了下去。
这里，笔者想对林彪发出一点感慨。
勇贯全军的最年轻的元帅林彪，在中共军队的各个时期的战争中，真可谓为毛泽东当政的政权立下不朽的战功。中共建政后，这位元帅深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灭，走狗烹”的官场之道。为避免步汉朝大将韩信的后尘，本已效仿张良，深居简出，不问朝政。
毛泽东为了清除彭德怀，经权衡对比，将这个不会对自己权力构成威胁的养病之帅请了出来。
在军事战场上角逐半世的林彪，自然明白政治战场上的险恶。“君”言既出，“臣”若不遵，命运也就难以预测。所以，他才将其在军事战场上使用的谋略转移到跟随毛泽东的政治战场上。这，也就是他敢于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放言论英雄之举。这，也就是他在明知毛泽东的失误上，虚言吹嘘毛泽东伟大宏论之行。
当然，林彪的出山，无疑给毛泽东的镇”邪“之术助了一臂之力。
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斗争之实，足以证明那些高官所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以及解放全人类之誓言的虚伪。
毛泽东1958年的狂热和1959年的专制导致了随后三年的全国大饥荒，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已经被“解放”的人民尚且获此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厄运，何谈解放中共所声称的全人类？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非正常大规模死人以及由此产生的乱摊子，毛泽东自知无能收拾，就将恢复国家元气的重任交给了具有经济建设才干的领导人刘少奇。而刘少奇也算没有辜负毛泽东之望，领导一批得力干将将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建设得有所起色。从而，作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可是，唯恐自己皇权统治地位遭到刘少奇威胁的毛泽东，从1964年就产生搬倒刘少奇之念。可是，那时的镇“邪”本领没有获得条件得以发挥。所以，毛泽东暗中寻求时机，以便将那位在民众中已经出现过、但没有形成声势的“万岁”之称的刘少奇主席从宝座上掀下去。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昔日的杨秀清，在“九千岁”的称呼下向洪秀全争取“万岁”之称时，很快就被这位大清帝国国中之国的“太平天国”“皇帝”置于死地。
如今，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隐隐约约出现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岂容这种景象遍及具有千年封建君王统治过的华夏之地？终于，毛泽东以其独特的镇”邪“本领，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文革，是毛泽东镇“邪”本领运用得最为邪门的十年。“拉一派、打一派”、“兵不厌诈伴随着瞒天过海”以及“过河拆桥”的手腕，可以说一直使用到毛氏咽下最后一口气。
回想起来，如果毛泽东仍处于年富力强状况，他是绝对不会将华国锋这种“老实人”置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地位上。这种安排，是毛氏自知自己已日薄西山，他的镇“邪”之术已近尾声，他是要让中国当局的后继之人仍然效仿他的镇“邪”之术去围绕最高统治宝座进行殊死的较量。
文革中，毛泽东如何使用镇“邪”本领，实可另文再述。现在，倒要看看毛泽东的继任者，是否也具有他的镇“邪”本领。
显然，具有“老实人”之称的华国锋，他是希望全盘继承毛泽东的衣钵，效仿毛泽东的手段以达到巩固其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宝座的。此时虽然没有国家元首的“主席”一职，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之职仍由华国锋担任。所以嘛，仍然类似毛泽东当政初期的党、国、军“的三位一体”。
华国锋在没有掌握、运用毛泽东镇“邪”本领之前，醉心于具有奴性劣根的中国人对他领袖地位的宣传。毛泽东乃“伟大的领袖”；华国锋嘛，“英明的领袖”。昔日韶山升起的红太阳，如今由交城的山水养育的政委闪着异光。虽然没有出现“华主席万岁”的口号，山西出生的华国锋的画像，以相同的规格与已经坠入西山的毛泽东画像并列。华国锋哪里会想到，就在他嘴巴喜得难以合拢地登上接班人接班后的宝座后，另一个具有镇“邪”高手的人，正准备一步一步地收拾他呢？
这个人，就是矮矮个子的邓小平。
毕竟华国锋在中共政权中，根基不牢。他也明白，这个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如果复出，必定会对他好不容易登上的接班后的地位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继位后，华国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鼓续擂。初期，对党政元老中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嗤之以鼻。
而渴盼复出的邓小平，为登上“领袖”的宝座，也不得不将他的锐气暗蓄起来。在表示诚服华国锋的前提下，邓小平重新走上政坛。
当然，没有治国方略的华国锋，企图用“两个凡是”去支撑他的统治
地位，自然也就不能得到民心。因此，他也就确实成为邓小平日后声
称的构不成一代的过渡最高统治者。他败于邓小平，也就成为中共党
内斗争的必然。
邓小平是否具备毛泽东的镇“邪”本领呢？历史证明，他不仅具备毛泽东的镇“邪”权术，而且还略胜一筹。
按理说，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后，其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学说”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止尽的灾难。不论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全国的民众，都是深受毛之害，深明毛之罪。此外，邓小平本人也是深受毛泽东多次迫害，恐怕内心早就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在他接管中共统治权后，完全可以效仿苏联的赫鲁晓夫，像鞭尸斯大林地那样去毫不留情地鞭尸毛泽东。这样做，公对全中国人民，私对邓小平本人，没有说不过去的。那时，如果将毛泽东的罪行公诸于众，绝对不会像昔日林彪“折戟沉沙”那样在全国人民中引起震荡。
可是，邓小平就不效仿赫鲁晓夫。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不取，纪念堂中毛泽东的尸体不焚。以正“三七”开，给毛泽东定下了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尽管开展了一些对毛泽东不伤筋骨的批判，毛之罪恶依然是思想理论界不能触及的禁区。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邓小平要全盘继承并且发扬毛泽东的镇“邪”之术。
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以邓小平为实际最高统治者的历史，就是邓小平充分利用毛泽东镇“邪”本领的历史。
当然，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在待民问题上，毕竟巧妙地进了一步。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是从来不管“民不聊生”这个成语的含义的。邓小平呢，却改善了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水平。在昔日的“邓胡赵”体制没有解体时，中国人的生活确实要比毛泽东统治时期好得多，人们毕竟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
然而，当中国人民以及具有开明领导风格的中共前台领袖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改善时，邓小平就完全继承毛泽东的衣钵，随心所欲地使用起毛泽东的镇“邪”本领。
邓小平最初使用的镇“邪”之术，就是镇压敢于冒犯这位独裁者的民主斗士，魏京生。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概念并不陌生。在中共的史学上，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称1919年“5．4”运动后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5．4”运动后的革命，是要结束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进而最后要推翻的，就是以蒋中正为首的被共产党声称的国民党专制统治。在专制统治的社会中，只有统治者有发言权，人民是没有任何言论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的。
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之前，同样高举过“民主”的大旗。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发动民众与当局进行的斗争，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要自由、要民主”。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后，“民主”到哪里去了呢？可以说是迈着大步地消逝。中共建政后开始的各种政治运动，充满着恐怖的专制。就连曾经用过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带有“民主”二字的铁腕杀人概念，都将“民主”二字除去，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的历史，完全是没有任何“民主”的腥风血雨的历史。1957年出现的反“右”斗争、1959年出现的清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1966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都是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专制统治的激烈体现。
正因为在中共统治的大陆没有民主，魏京生，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敢于在中共扬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基础上，将“民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提出来。同时，在看到以往没有民主的专制根源上，告诫邓小平不要步毛泽东的后尘，不要重新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
事实证明，邓小平统治中国，与毛泽东没有什么两样，不允许人民对他说三道四。他，没有一点雅量。按照共产党的“地位观”来看，魏京生只不过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庶民百姓。这样的人，竟然敢对他老邓指手画脚。所以，他恼羞成怒，将魏京生囚于牢笼。假若他仍有毛泽东那种皇权声望，魏京生也就必定会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第二个张志新。不过，从对小民之言所采取的态度，不难想像邓公若干年后对天安门广场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了。
处理魏京生可以算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后，首次以对民为主的镇“邪”。所使用的手腕，也就是毛泽东用滥了的欺民惑众的手腕。想当年，当魏京生穿着囚服，剃着光头以受审情景出现在电视画面上，配上中央电视台广播员邢质斌那激愤的声音，笔者还真以为魏先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
然而，这样的一个“坏人”，所做的坏事，只不过是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发表了自己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评论。昔日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时，有多少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下，发表过类似魏先生的评论。如今邓小平做的事情，与昔日共产党声讨的国民党做的事情，有什么两样？
邓小平虽然没有享受“万岁”这种欢呼的待遇，对“小平您好”这么几个字，倒也是沾沾自喜的。至于戴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种桂冠，或许他更是感到受之无愧。
可是，这位从来没有毛泽东那种集“三位一体”最高权力于一身的人，依然对损害到他的利益，影响到他的声誉之事耿耿于怀。昔日，毛泽东让他的接班人在接班的位置上，对中国最高统治权可望而不可及。如今，邓大人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由他自己看好并已经登上在毛泽东时代认为是最高权力的位置上的人驱逐下来。
为什么？
因为胡耀邦开明的组织路线，侵犯了邓小平的利益；因为赵紫阳反对向民众开枪，违背了邓小平的意志。
毛泽东当政时，使用他的镇”邪“本领，致他的接班人于死地。那时的愚民百姓对刘少奇、林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同情怜悯之心的。邓小平实际当政后，虽然没有致胡耀邦、赵紫阳于死地，中国人民对这两位领导人的削职是深感愤愤不平的。可叹的是，邓小平同样使用的是毛泽东的镇”邪“本领，将本不该从领导岗位上逐下的杰出领袖从领导岗位赶下来。
言已至此，对镇“邪”的感慨，也算够长的了。本文中，笔者不想评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邓小平镇“邪”之术后所得到的令全中国人民叹息的命运。而要激愤地谈谈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能够随心所欲运用镇“邪”之术。
中共统治的高官中，对好多出现的怪事，往往使用了“违心”这两个字。明明知道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是错误的，却“违背良心地支持”，从而让错误蔓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明明知道毛泽东像一个疯子，明明知道他处于一种病态，明明知道他在1958年的狂热给中国人民已经带来了灾难，却“违心”地责难彭德怀。周恩来，昔日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时，以其雄辩的口才和灵活的交际手腕，在谈判桌上，从来没有让他的对手占到便宜。可是，中共建政后，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为什么就不以昔日他与蒋介石的斗争精神去与已经致国民于绝境的毛泽东斗呢？周恩来为什么就非得逆来顺受地看着毛泽东的眼色行事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周恩来的“违心”，就没有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使用镇“邪”之术，也就没有文革的那么十年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就不会走向崩溃的边缘，那位疯狂的暴君也就不可能在那把交椅上坐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中共的历史上，除了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斗争值得人们赞颂外，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斗争，更是名垂青史。
说到底，刘少奇也罢，周恩来也罢，之所以对毛泽东以“违心”的方式，看着现代君主的眼神行事，仍然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忧心自己已经获得的权力被暴君所剥夺。
而赵紫阳，截然不同！
面对1989年爱国学生民主运动，邓小平决定以对天安门广场采取军事戒严的方式解决。赵紫阳从这个决定中，清晰地认识到，如果让军队介入这场学生运动，必定会导致民众与军人的对峙，而这种对峙所产生的结局，必定是令人无法挽回的流血惨案。赵紫阳不会不明白，他的总书记职位，就像毛泽东时代刘少奇担任的国家主席，就像林彪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这个邓小平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掌控政局的情况下，如果逆他之意，必定会被邓氏从党魁之位掀下去。假若赵紫阳具备昔日中共统治当局官员那种“违心”之“韬略”，为保“总书记”之爵位，置对峙军民的生死于不顾，在由邓小平操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戒严的表决投上“赞成”票，赵紫阳绝对不会背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绝对不会从“总书记”之职位上垮下来。
赵紫阳以他的高风亮节之浩然正气，如同岳飞和文天祥一样，载入万民称颂的史册。
然而，为什么在这种即将导致流血冲突的关系到军民生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五名中央常委，只有赵紫阳一个人投反对票？为什么那么庞大的中共党、政、军机构，就不能形成主流声势地去制止这场流血？为什么邓小平的镇“邪”之术能够象昔日毛泽东那样随心所欲地用得那么自如？
还是那么一句话：中共统治当局中官员的人品不合格。
唉！笔者想到这里，不得不深深地叹一口淤气！“人品合格！”谈何容易啊！在中共集权独裁统治下，人品合格的人，有多少人落得好下场？翻翻中共统治大陆后的历史，能够明显称得上人品合格的人，只有彭德怀、胡耀邦和赵紫阳。可他们哪一个最终留下的不是良知人们无可奈何的叹息？他们哪一个又不是那种可耻镇“邪”之术的牺牲品？
中国！难道能够永远让那种可耻的镇“邪”之术在神州大地延续下去吗？难道中国具有良知的人们只能永远地无可奈何的叹息下去吗？不！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彻底根除最高统治者的镇“邪”之术！那就是：结束由中国共产党一党当政的独裁专制统治！
2006-04-12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