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而道远

在这篇短序中，我想对本书的性质作一扼要的说明。首先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一部讨论文化价值的论集中要特别把知识人放在与价值系统同等重要的位置呢？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发生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和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

本书第二篇〈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便试图揭示：先秦各派的“士”怎样开创出中国价值系统的原始形态。其余各篇讨论“士”（“知识人”）的文字也无不与价值问题密切相关。我将论“科举”的新作也包括在本书之中，则旨在展示“士”如何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把各时代的主流价值传播到整个社会。汉代的“孝廉”、“贤良”、“方正”等科目固然明白地标举出价值取向，明、清以后以《四书》取士也充分体现了程朱一系的价值系统。

我虽然强调近代以前的中国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但同时也完全承认价值系统随时代变动而不断更新这一历史事实。从先秦到清中叶，中国的价值系统已发生过几次重要的更改，但大致仍属于传统内部的调整。由于篇幅限制，本书没有收入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著。

19世纪末叶以下，西方文化全方位地进入中国，撼动了中国价值系统的基础，最后则导致其全面的解体。本书第四篇〈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初步追溯了这一历史过程。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名言在“五四”时代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念；这句名言恰恰道破了中国现代价值危机的性质。与以往局部的内在调整不同，这一次是中国价值系统的整体面临着“重新估定”的严重挑战，而“估定”的参照标准则是西方近代的价值系统。

在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人究竟对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对于西方价值的引进又应不应该设立最低限度的防线呢？环绕这两大问题的争论当时便引出了种种不同的方案，从激进的、保守的到不同程度温和的，应有尽有。到了“五四”前后，争论的范围已扩大到整个中西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异同上面来了。

所以中西文化的争论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领域中一个中心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几乎没有人能完全逃得出它的笼罩，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个论点，即所谓中西文化之争，在剥蕉见心之后，根本上仍是中西价值系统之争。这一争论虽然已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却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在民族主义激情的鼓荡之下，争论正在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本书所收〈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虽是一篇通俗性的短文，却也揭开了现阶段新争论的一角。从这一角度看，本书的主题并不是已逝的历史陈迹，而是关系着中国前途的活生生的大问题。但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人文研究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和本书主题的探讨息息相关。因此我又将近作〈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收在这里，提供读者参考。不用说，中西两大价值系统之间的纠结正是中国人文研究再出发所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最后还要指出，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人”（intellectual）大致是与20世纪同时开始的，而以1905年科举废止为最具象征性的年份（见第七篇〈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中国价值意识的大变动也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谭嗣同“冲决伦常之网罗”（《仁学》，撰于1896年）对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展开了最猛烈的批判；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年）则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的价值观念。这两个系列的历史发展是一体的两面，更进一步证实了“知识人”与“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以上的短序旨在说明：本书虽由不同起源的论文集结而成，但全书集中在同一主题之下，各篇之间也是互相贯通的。所以这部小书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并不是一本杂凑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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