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眾，你們好，我是王丹。《天安門文件》的出版在全球引起轟動，主要是因為這件事反映了中共內部在”六四“問題上存在的嚴重分歧。作為”六四”當事人之一，我認為它的另一意義就是以歷史文件再次証明了當局當初下令鎮壓完全是出于維護統治集團權力与地位的動机，而不是當局事后所一再宣稱的所謂”維持社會秩序”等等。這可以從文件中反映出的鄧小平等人對被軟禁和打內戰的擔憂看出來，因為這樣的擔憂顯然不是針對學生和示威群眾，而是指向他們在党內的政治對立面。詳細解讀《天安門文件》，可以使我們還原歷史。正當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六四”真相產生疑惑時，《天安門文件》的出版可以澄清很多是非。
首先是現在有一种說法，認為當年學生在与政府對峙中，始終不肯讓步，才導致矛盾激化。而政府一再讓步，最后是被迫無奈，才下令清場的。《天安門文件》中的記錄恰恰相反，証明了中共當局從事件一開始就決定不讓步。在1989年5月1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總書記趙紫陽曾提出重新修改”四二六”社論。這是絕食學生的兩條抗爭訴求之一，可以想象，如果當局真的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錯誤定性，雙方的妥協就有了基本條件。但在那次會上，李鵬堅決反對修改”四二六”社論，并抬出鄧小平為護身符，表示因為”四二六”社論是鄧小平的意思，所以是”不能改變的”。5月17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時明白表示，”現在讓步是向他們的价值投降，不讓步就得堅持四二六社論。”在整個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中，”四二六”社論是一個焦點，正是因為中共在學生運動剛一開始就將其定性為動亂，才激化了矛盾，使抗議的聲浪擴大，并從悼念胡耀邦轉向了要求公正評价此次學運。在”四二六”社論的出籠過程中，以李鵬、陳希同為首的党內保守派做了很多手腳，先是陳希同、李錫銘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在向鄧小平作匯報時，刻意夸大事態，歪曲事實，渲染學生的請愿行動為”衝擊”新華門；然后是李鵬趁趙紫陽出訪北韓的机會，推動鄧小平為學生運動定性，并以此為藍本推出”四二六”社論。李鵬這种做法有他的政治動机，即借學生運動打擊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他始終堅持不肯在修改”四二六”社論問題上有一點退讓。
天安門文件還僅僅是會議記錄，當時在幕后進行的种种交易還無法為外界所知。但我相信事實的真相會隨著越來越多的當事人站出來揭露而最終大白于天下。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王丹作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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