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雅：當代中國文化格局的嬗變

陳小雅　

2001-01-04 15:55 中港台時間|2025-10-17 02:25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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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紀的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過于社會主義体系在全球的全線崩潰。它的碎片不是紛紛轉向資本主義牌號的社會制度，便是轉向積极的改革。雖然出于种种原因，這些改革的國家仍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旗號，但改革的方向，無疑是向西方三百年來創造的更先進制度和社會經驗看齊的。中國，也正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開始了自己的改革。它雖然沒有出現蘇聯、東歐式的急遽轉變，沒有放棄“一党專政”，但是，自一九四九年始，与“一党專政”相适應、　相配套的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局面結束了。代之以這种局面的是“西方文化”、“傳統文化”、“革命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　　　　　　　　　　　　　　　　　　　　　│

此處所謂“革命文化”，包含著平等、正義等核心概念。舉凡揭杆造反、階級斗爭、大公無私、大義滅親，都是其重要概念。它并向往“均富”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在現實中，革命文化有“老傳統”和“新傳統”兩個源流。所謂“老傳統”，即在中國几千年的傳統文化中處于“非主流”狀態的“造反文化”；所謂“新傳統”即1919年“5．4”運動以來，通過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革命實踐經驗在中國的傳播、与“老傳統”結合以后，形成的一种“新文化”。雖然這些“新傳統”的創立者有許多因成為統治者、而實際上變成了“特權者”和“反革命”，但他們的那套話語体系仍未改變。尤其是在与“國際資產階級”及其思潮斗爭時，他們仍習慣地運用這套話語。

此處的所謂“傳統文化”，即中國自文明以來，歷經几千年淘洗，仍然在我們生活和思想觀念中存在的那部份文化。它有四個層次：一是作為觀念形態的東西；二是作為制度規范的東西；三是作為分文化藝術式樣的東西；四是作為生活方式的東西。舉凡“天、地、君、親、師”為軸心的“綱常倫理秩序”，以“道義”為核心的社會行為規范，以及以傳統的農耕經濟為背景的知識体系，和与這套体系相适應的，以“平衡”与“和諧”為理想的宇宙万物存在觀念，以及圍繞這些价值軸心的各种傳統的文化藝術式樣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屬于它的范疇。

此處的所謂“西方文化”，主要是指“后文革時期”以來，伴隨著人性的复蘇、物質欲望的生長和改革開放的需要，人們從西方文化中吸取的、為自身行為提供詮釋和辯護的觀念，以及承載這些觀念的、對封閉時代的中國人來說，各种嶄新的文化藝術式樣和生活方式。對于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來說，其核心价值是：個人主義、市場競爭、法制觀念，以及注重效率的意識和享樂文化。

從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轉變為革命文化、西方文化、傳統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s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到1979年，這是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第二個階段，是1979年到1989年，這是“解凍時代”；第三個階段，是1989年到1999年，這是滌訕革命文化、傳統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分天下”格局的時代。

一、1949～1979年：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

50年代初期，是革命文化伴隨解放大軍占領地盤、藉革命政權的威力确立自己的統治、并初步形成自己的文化個性的時代。50年代中后期，隨著對經濟生活中資本主義因素的剿滅和蘇式計划經濟的推行，以及政治上專制的進一步加強，文化知識份子迅速轉向“极左”。到了70年代，由于文化革命的敗象顯露、國民經濟出現崩潰征兆、中共党內斗爭使統治權威急遽流失，社會上對革命文化的質疑漸次彌漫開來。最后，執政党不得不自己放棄革命文化的專制，轉而實行文化開放。

在這個時期里，文化与經濟和人們社會生活及發展的矛盾，是以革命文化“內部”衝突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部份時候，這种衝突表現為對“新傳統”的內部開掘、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宁主義的不同解釋。從斯大林返回到列宁，再返回到馬克思；從老年的馬克思返回到青年的馬克思；從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到伯恩斯坦。蘇紹智先生在《十年風雨──文革后的大陸理論界》中描述的：凡是派、還原派、改革派、激進派“四派”并存的局面，就是70年代──即革命文化專制末期到“解凍”初期──的思想理論界狀況。

在“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傳統文化中君主專制、愚民和人身依附等文化因子在轉變了形式、取代了革命文化中“平等”的靈魂以后，又頑強地存活下來。在蘇聯和仿蘇文化大舉進軍城市和官方文化傳輸系統后，傳統文化退居農村。但經過一次次打擊和掃蕩，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后，從倫理親情的觀念到和諧、平衡的思想，無不受到嚴重摧殘，傳統的文學和藝術品种更是几乎被摧毀殆盡。

此時的西方文化，不僅被掃地出門，而且几乎是一個罪惡的字眼。在中共和蘇共的官方字典里，西化都被稱為“自由化”。受意識形態連累，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都只能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結論范圍內進行研究。如遺傳學只能研究摩爾根；土壤學只能研究米丘林；經濟學只有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人類學被斥為“偽科學”；心理學更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更是“反動”！……個人主義被當作“自私自利”，連同“成名成家”思想和“白專”行為一道，一再受到批判；在西方文化中受到尊重和重視的私人生活領域的文化全部“赤化”，就連結婚也被說成是“為革命”，生孩子也是“為革命”；少女希翼中的最佳配偶是軍人！

正是因為所謂“革命文化”這种違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反人類本性的特征，使它最終走向窮途末路。鄧小平說：“改革，可以使社會主義更具有人性。”鄧小平是看到了革命文化的本質弊症所在的。

二、1979～1989年：解凍時代

以1979年為界，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可分為三個階段：解凍期、改革期、整合期。它們是前后有序、犬牙交錯的。其中大循環中間套著小循環。演進方向是“西化”。解凍的程度決定著改革的水平。改革的水平決定著整合的結果。

這個時期的形勢，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向“革命文化”爭地盤。革命文化的主要敵手是西方文化。從“清除精神污染”到“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直到“6．4”鎮壓，營壘分明、論點清楚，斗爭得你死我活，但結果是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抽象觀念每大戰一次，“自由化份子”每開除一批，西方文化的市場便擴大一片，傳統文化也藉机擠出一片空間。

在這里，有意思的是三者的關系。雖然這個時期的大勢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向“革命文化”爭地盤，但二者并未“聯手”作戰。正如1989年的青年學生与“法輪功”不曾結盟然。有時，革命文化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還往往抬出“中國古已有之”的論調。在“階級”觀點已經不得人心的情況下，他們往往祭起“民族”這杆大旗，企圖以一种“對抗”形式代替另一种“對抗”形式。而由于革命文化与專政工具的密切聯系，具有很大的威懾力，在大部份時候，鼓吹西方文化的人并不敢明火執仗地向革命文化挑戰。他們往往迂回出擊，有時不得不借批判“傳統文化”為名，向“革命文化”開戰。盡管如此，在很多時候，西方文化也借“傳統”之名作戰，搞“舊瓶裝新酒”、“借尸還魂”。因此，“革命文化”為保全霸主地位，也不得不經常處于兩面作戰的境地。

解凍時代的完結，是以“革命文化”的“話語霸權”失落而告終的。

三、1989～1999年：革命文化、傳統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分天下”格局

1989年“6．4”的槍聲，結束了80年代末期文化領域空前熱鬧的局面，遏止了甚囂塵上的西化潮流，使在前10年中已經失勢、并眼看要退出歷史舞台的革命文化又重新穩住陣腳。但軍事的胜利并不能代替文化的胜利。中國社會要發展，就必然存在對各种文化的內在需求。因此，正是在這一歷史的停滯中，确立了“西方文化”、“傳統文化”与“革命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

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表現在：昔日被革命文化獨家占据的市場，現在已經被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所瓜分；昔日智識文化商品的由中共宣傳部門統一領導“按計划生產”，變為文化商人“按市場行情生產”。盡管中宣部仍然不時發布指導性文件，并動用官方報刊批評所謂“不良傾向”，組織評獎活動鼓勵和表彰“优秀作品”，在政治需要的時刻，還動用行政手段取締一些報刊、出版社、禁止某個電影或書籍的發行，但不論是官方的出版社、電影制片厂還是書商、獨立制片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已經不是把“政治与社會效益”放在考慮的首位，而是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

在這种情況下，執政者一般已經不再堅持“革命文化”的“話語霸權”。1991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以后，關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不要再爭論”，算是一种對大局的
認定。1998年，馬立誠、凌志軍撰寫的《呼喊》一書，也曾對中國大陸目前的思想狀況作出描述。它說當今中國有五种聲音并存，它們是：主流的聲音、教條主義的聲音、民族主義的聲音、封建主義的聲音、民主的聲音。据說，對于這本讓人感到頭痛的書，江澤民和中共官方宣傳机构确定的“不卷入、不炒熱，不受干扰”的方針，可以看作是對這些“不同的聲音”的存在權利的“默認”。

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革命文化被迫放棄“專制”的地位，并不僅僅是力量對比的結果。任何文化、思想的產生，都是适應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的特殊需要而出現的。一种思想的流行，必是它特別符合了一定時期社會的需要，能夠療救某個時期社會的疾病，或填補人類本性中本來追求但又在日常生活中過度的稀缺。

革命文化統治30年，雖然一時解決了“舊中國”的貧富不均的問題，但卻扼殺了發展的机制，帶來了普遍的貧窮。正如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的：“民生主義若是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就在中國經濟停滯的時候，西方卻實現了經濟起飛和新技術革命。這一方面給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帶來疑問，另一方面也可見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局限性。事實証明，它能夠解決“平等”問題，但不能解決“效率”問題。所以，在80年代，与市場經濟相配套、重效率、重契約、講法制的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大舉登陸，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不是個別人鼓動的結果。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近代史上輪流占主導地位的三大文化也曾屢次按某种順序互相取代、并交替出現過。這個鏈條是：

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西方文化─→傳統文化……

也就是說，每當傳統文化發展到盡頭，它內部的積极因素已不足以拯救它的腐朽、把它帶入新的時代的時候，這時候，必會有革命文化滋生，并要由革命文化蕩滌其腐朽、行使砸爛其僵硬外殼的工作。革命文化的核心是“平等”，它反映社會中新生階級的利益和愿望，維護反壟斷、反特權、實現權力重新分配的革命運動。但光有“平等”不行，社會要發展，就仍然需要競爭。所以，在革命文化之后，還要有西方的、重競爭、重效率的文化來補救。而當這种文化發展到登峰造极，它的問題也會顯現出來，比如社會道德的衰落、金錢由經濟的手段异化為万物的主宰……這時候，人們又會乞靈于傳統文化。就像現代在西方社會發生的“東方文化熱”一樣，人們重新重視“平衡”，重視精神的作用，在“天人合一”的哲學指導下，調整人与社會，人
与自然的關系。

上面已經提到，80年代是“西方文化”躍上潮頭的時代，當時，之所以“傳統文化”不能在革命文化之后回到主導地位，也并不是力量對比的結果，而是它本身不能解決“革命文化”帶來的社會政治与經濟問題，所以才被淹沒。但“6．4”事件以后，前十年甚囂塵上的“西化”浪頭受到了有效的遏制，所以，傳統文化的气溫便又藉机回升。

“6．4”以后，為什么是傳統文化、而不是立了“頭功”的革命文化躍居潮頭？因為革命文化既不能解決現代化的問題，也不能解救現代化的弊病。傳統文化則在某些方面可以解救西化的不良后果。“經濟效率”上去了，并沒有解決人們精神歸宿的問題。相反，改革帶來的社會轉型加劇了社會倫理規范的危机。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渴望在傳統文化中尋找療救的要素，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那么，在今天的中國，這三大文化是怎樣一种存在狀態呢？它們是均勻地分布于每一個社會階層和各個領域中的，還是各有其根据地呢？

回答顯然是后者。首先，“革命文化”存在“兩极化”趨向：一极是抽掉了革命文化原有的“平等”內核，已經蛻化為“既得利益階層”的外衣的所謂“主流的聲音”或“教條主義的聲音”，也就是官方文化和宣傳的話語体系。它与廣大人民生活基本上不發生關系。另一极仍然包含了革命文化原有的內涵，存在于有革命傾向的社會大眾之中，如“民運”和在改革中利益失落、遭遇嚴重社會不公待遇的群体。前一段，知識界關于“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話題，就是這部份群眾觀念意識的反映。這個群体人數因激進的改革有擴大的趨勢，因而這种文化也有張大的傾向。

“西方文化”由消費層次、制度層次到理念層次的漸次推進与占領：西方文化對于中國大陸的占領，在不同的階層，有一個反向的漸次推進的過程。在智識階層，是由理念層次到行為模式、再到消費層次；在大眾階層，是由消費層次到行為模式層次、再到理念層次。1998年，藉自由主義大師伯林逝世之机，曾有過一陣由知識界發動的以“自由主義”為題的熱烈討論，就是西方价值理念第一次名正言順地在中國的紀念。官方認識到要改革開放，首先也是看到和承認西方的物質文化优越于自己，并率先地使西方消費文化進入了自己的生活；然后承認他們的“先進管理經驗”，實際上就是部份承認西方的制度文化。但是，在公開的場合，他們仍然拒斥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

此外，“傳統文化”大量占据民間業余生活一切領域，同時在知識份子精神領域開始复歸。而值得一提的是，傳統文化在知識階層的待遇，剛好与西方文化漸次推進的順序相反：當他們還穿著陳舊的服裝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享受西方的精神文化；而當他們的服裝西化了的時候，他們在精神上又開始朝向傳統。

三大文化“三分天下”格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文化多元化是民主社會的土壤；多樣性是生机所在的表現。這預示著“歷史終結”之后，中國人重新選擇的机會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体會李慎之先生始終使用的是“全球化”這一概念，而不使用“全球一体化”這個概念。這大概是很多人沒有注意加以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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