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當時如此行事，沒有想到過以此為日后升遷鋪路搭橋，但汪道涵卻是因此患難情誼，對江澤民更為器重，再次出山后，自然一有机會，便大力舉荐，自此，兩人的關系“不是親人胜似親人”了。
“文革”后期，時任中共對外經濟聯絡部長方毅將汪道涵調到身邊當副部長。
方毅比汪道涵小一歲，但參加中共的時間卻較汪道涵早兩年，從四十年代初期開始，方毅便一直与汪道涵在安徽一帶共事，其中有六、七年時間，方是汪的直接上級，直到中共建政前夕才各奔東西。
說起來，方毅同江澤民也有一段間接的歷史關系，抗戰開始后，方毅從鄂東地區奉命調往皖東地區，接替的就是江上青的未兢事業，鞏固壯大了當地的中共新四軍根据地。
方毅是中共領導層中的才子之一，平時喜好舞文弄墨，汪道涵則是党內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干部，平時嗜書如命，社交廣泛，兩人平時惺惺相惜，既是多年的上下級，又是共同語言頗為廣泛的私人朋友。
“文革”結束之后，方毅授命主持科技領導工作，現任對外聯絡部部長陳慕華是延安女八路出身，年齡還比汪道涵小六歲，自然令汪氏感覺十分壓抑，好在此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授命負責全國對外開放的具体組織實施工作，才令汪氏柳暗花明，谷牧在中共建政前，也是華東局系統出身，曾擔任汪道涵的間接領導，中共建政后，谷牧長期任國家基建委、國家經委擔任負責工作，与汽車工業部門的負責人汪道涵多有工作接触，一直對他比較欣賞。
与方毅相比，谷牧是修養更上一層樓的中共党內不可多得的才子之一，琴棋書畫樣樣喜好。
整個毛澤東時代里，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從來都是要夾起尾巴做人的，被人稱得上知識淵博的周恩來深知毛澤東的“工業干部路線”，所以對國務院系統的知識分子干部，都不敢大膽啟用，到了鄧小平時代，才真正有了揚眉吐气的机會，而這便是方毅、谷牧、汪道涵結成私交的原因。
一九七九年七月，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正式組建（兩塊牌子一個机构），谷牧親自兼任兩個机构的主任和党組書記職務，立刻調汪道涵擔任副主任、党組副書記，自此，汪道涵升為正部級。
當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曾專門發出一紙《關于加強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統一領導和歸口管理的通知》，規定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會同有關部門制訂發展進出口貿易，技術引進、利用外資以及對外組織合作的方針、政治、條例、規章，研究總結經驗，改革有關管理体制，會同國家計委審議的制定全國進出口、技術引進、經濟合作、外匯收支的長期規划和年度計划，協調有關方面的工作，檢查監督計划的實施，組織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采取有利措施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根据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組織制定實施條例和有關管理辦法，組織有關部門審批合營企業的協議、合同和章程，統籌管理各部門、各地方引進先進技術、利用外國資金和進口設備工作，審議中國与外國政府間的長期經濟合作或長期貿易協定、協議等等。通知中還要求：這兩個委員會极其党組，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負責管理當時國務院的相關部級机构，包括外貿部、外經部、國際貿易促進會等，總而言之，所有与對外開放有關的事項，都由這兩個委員會統攬，可見其職權之大，權限之寬。
而汪道涵進入這兩個委員會之后，立刻幫助谷牧招兵買馬，首先推荐的任務自然是已經在第一机械工業部有過几年掌管外事工作經驗的江澤民。
一九八零年，已經在中央一步步架空了華國鋒的鄧小平，不滿時任上海市委領導人彭衝對華國鋒、汪東興与“兩個凡是”的政策跟得太緊，將他調到北京，委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虛職，于當年四月任命陳國棟接任市委第一書記職務；當年十月任命汪道涵出任上海市長職務，但因為還需要市人大會議履行一項人民代表“決定”的手續，故汪道涵正式上任是一九八一年四月，此時，汪道涵已經正式完成了對江澤民的保荐，汪氏离開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的同時，江澤民被任命為副主任兼秘書長，也就是說，江澤民從正局級到副部級這一最關鍵的關卡，便是由文化的幫助他順利跳過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將江澤民任職的兩個委員會以及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等机构合并成為一個對外經濟貿易部，江漢志被任命為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兼党組副書記，次年，時任電子部部長張挺下台，專門負責考察副部級以上干部的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及時向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人舉荐由江澤民接任這一職務，而李銳對江澤民的好感，又是汪道涵多多美言的結果。
當然，這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因素，即江澤民和汪道涵當時所合作的工作，正好是中共政權建政三十年后才正式開始的“對外開放”，江澤民被汪道涵拉進國務院下屬的外資和進出口管理部門，与江澤民原來擔任的机械工業部外事局的局長職務相比，絕對是為他提供了一個能夠更多、更容易引起中共高層和中共元老注意的机會。
到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江澤民當選中央委員為止，他在党內的地位已經高于汪道涵，汪道涵因為年齡的原因，十二大上沒有被安排中央委員職位，從此也就永遠失去了這個机會。
熟悉這段內情的人士認為，當年汪道涵為舉荐江澤民，其實是犧牲了自己的利益，前文已經提到當時同汪道涵同樣表現出這种“主動荐賢”精神的中共老資格部長級干部中，還有劉瀾濤、和李一民，巧合的是，劉瀾濤、李一民和汪道涵都是因為“文革”的耽誤而一生沒有出任過一屆中央委員（劉瀾濤只當過一屆候補中委）。
文章來源: 名將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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