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当时如此行事，没有想到过以此为日后升迁铺路搭桥，但汪道涵却是因此患难情谊，对江泽民更为器重，再次出山后，自然一有机会，便大力举荐，自此，两人的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
“文革”后期，时任中共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将汪道涵调到身边当副部长。
方毅比汪道涵小一岁，但参加中共的时间却较汪道涵早两年，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方毅便一直与汪道涵在安徽一带共事，其中有六、七年时间，方是汪的直接上级，直到中共建政前夕才各奔东西。
说起来，方毅同江泽民也有一段间接的历史关系，抗战开始后，方毅从鄂东地区奉命调往皖东地区，接替的就是江上青的未兢事业，巩固壮大了当地的中共新四军根据地。
方毅是中共领导层中的才子之一，平时喜好舞文弄墨，汪道涵则是党内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干部，平时嗜书如命，社交广泛，两人平时惺惺相惜，既是多年的上下级，又是共同语言颇为广泛的私人朋友。
“文革”结束之后，方毅授命主持科技领导工作，现任对外联络部部长陈慕华是延安女八路出身，年龄还比汪道涵小六岁，自然令汪氏感觉十分压抑，好在此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授命负责全国对外开放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才令汪氏柳暗花明，谷牧在中共建政前，也是华东局系统出身，曾担任汪道涵的间接领导，中共建政后，谷牧长期任国家基建委、国家经委担任负责工作，与汽车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汪道涵多有工作接触，一直对他比较欣赏。
与方毅相比，谷牧是修养更上一层楼的中共党内不可多得的才子之一，琴棋书画样样喜好。
整个毛泽东时代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从来都是要夹起尾巴做人的，被人称得上知识渊博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工业干部路线”，所以对国务院系统的知识分子干部，都不敢大胆启用，到了邓小平时代，才真正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而这便是方毅、谷牧、汪道涵结成私交的原因。
一九七九年七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谷牧亲自兼任两个机构的主任和党组书记职务，立刻调汪道涵担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此，汪道涵升为正部级。
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专门发出一纸《关于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的通知》，规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发展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利用外资以及对外组织合作的方针、政治、条例、规章，研究总结经验，改革有关管理体制，会同国家计委审议的制定全国进出口、技术引进、经济合作、外汇收支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检查监督计划的实施，组织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采取有利措施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定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审批合营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统筹管理各部门、各地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和进口设备工作，审议中国与外国政府间的长期经济合作或长期贸易协定、协议等等。通知中还要求：这两个委员会极其党组，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负责管理当时国务院的相关部级机构，包括外贸部、外经部、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总而言之，所有与对外开放有关的事项，都由这两个委员会统揽，可见其职权之大，权限之宽。
而汪道涵进入这两个委员会之后，立刻帮助谷牧招兵买马，首先推荐的任务自然是已经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有过几年掌管外事工作经验的江泽民。
一九八零年，已经在中央一步步架空了华国锋的邓小平，不满时任上海市委领导人彭冲对华国锋、汪东兴与“两个凡是”的政策跟得太紧，将他调到北京，委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虚职，于当年四月任命陈国栋接任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当年十月任命汪道涵出任上海市长职务，但因为还需要市人大会议履行一项人民代表“决定”的手续，故汪道涵正式上任是一九八一年四月，此时，汪道涵已经正式完成了对江泽民的保荐，汪氏离开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同时，江泽民被任命为副主任兼秘书长，也就是说，江泽民从正局级到副部级这一最关键的关卡，便是由文化的帮助他顺利跳过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将江泽民任职的两个委员会以及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等机构合并成为一个对外经济贸易部，江汉志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次年，时任电子部部长张挺下台，专门负责考察副部级以上干部的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及时向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举荐由江泽民接任这一职务，而李锐对江泽民的好感，又是汪道涵多多美言的结果。
当然，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因素，即江泽民和汪道涵当时所合作的工作，正好是中共政权建政三十年后才正式开始的“对外开放”，江泽民被汪道涵拉进国务院下属的外资和进出口管理部门，与江泽民原来担任的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局长职务相比，绝对是为他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多、更容易引起中共高层和中共元老注意的机会。
到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江泽民当选中央委员为止，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高于汪道涵，汪道涵因为年龄的原因，十二大上没有被安排中央委员职位，从此也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熟悉这段内情的人士认为，当年汪道涵为举荐江泽民，其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前文已经提到当时同汪道涵同样表现出这种“主动荐贤”精神的中共老资格部长级干部中，还有刘澜涛、和李一民，巧合的是，刘澜涛、李一民和汪道涵都是因为“文革”的耽误而一生没有出任过一届中央委员（刘澜涛只当过一届候补中委）。
文章来源: 名将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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