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两个名字在太平洋两岸同时闪亮：一个是赛珍珠（Pearl S. Buck），一个是林语堂（Lin Yutang）。
赛珍珠是美国人，却在中国长大。说中文比说英文还早，视中国农村为自己真正的故乡。1931年，她以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震动西方文坛，以一个美国女性的眼光，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土地上挣扎求生的命运。这本书使她名声大振，摘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成为当时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国故事”讲述者。
林语堂是福建人，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在著名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英文，后来留学哈佛、莱比锡，拿了语言学博士。他饱读儒道佛典，却又以流利的英文驰骋西方文坛，把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哲学，译成西方人看得懂的语言。1930年代，他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在美国高居最畅销书榜长达数月，让无数美国读者第一次对中国文明产生了真实的向往。
这两个人，在1933年的上海相遇了。
他们之间的故事是一段既感人而又令人唏嘘的传奇故事。
一、相识于相知
1927年秋天，林语堂辞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之职务，到了上海，到蔡元培处求职，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还给他了一个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的头衔。精明的林语堂趁这个时机一边编书，一边写稿。林语堂还为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写小评论，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写了一百六十多篇，后结集为《小评论》上下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赛珍珠注意到林语堂，其实早在两人见面之前。林语堂的英文小评论，引起了南京大学的英文教师赛珍珠的注意。那时的赛珍珠已是蜚声文坛的大作家，她193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译成中文出版后，又拥有了众多中国读者。赛珍珠对中国充满感情，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书。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便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
而林语堂为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写的那一百六十多篇小评论，在在显示出一种罕见的才能：中英文俱佳，幽默而不失锐利，能用西方读者听得懂的语言说中国的事情。
这正是赛珍珠苦苦寻觅的那种人。
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名声大噪。机缘在1933年2月到来。国际笔会中心主席、英国著名剧作家、讽刺作家萧伯纳做环球旅行，途经上海，由林语堂出面接待——他是国际笔会在中国仅有的四名会员之一。林语堂邀集了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为萧伯纳举行盛大欢迎会。赛珍珠也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欢迎会，在这个场合，她终于见到了欣赏已久的林语堂。林语堂的流利英语、他说话时那种幽默俏皮却又字字有物的劲道，让她确信：就是这个人了。
1933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赛珍珠应邀到林语堂府上赴晚宴，胡适当时亦在座。席间两人越谈越投机，话头转到那些在中国住了几年便回国著书、以“中国通”自居的西方人——那类书，充其量不过是猎奇，是对辫子小脚之类丑行的展览。宾主对此不约而同地摇头。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实感。”
这句话，正中赛珍珠下怀。她当即以极大的热忱回应道：“你大可以一试！”此次坦诚的交流促使林语堂下定决心，动笔撰写这部日后享誉国际的《吾国与吾民》。
1934年夏天，林语堂借赴庐山避暑之机，铺开稿纸，用英文动笔。十个月后，《吾国与吾民》完稿。
《吾国与吾民》脱稿后，林语堂第一时间将书稿寄予赛珍珠。赛珍珠读后大为惊叹，称其为一部“伟大的著作”，并欣然为其撰写序言。
1935年，有赛珍珠作序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美国一炮打响，好评如潮，短短四个月重印了七版。该书被公认为第一部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国民性格、精神生活及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在国际文坛及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学家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评价道：“林语堂笔锋温和幽默，该书不仅是英文撰写的中国题材著作中的翘楚，更对中国有着灵敏且真实的理解。”
那年林语堂四十岁。
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相当的声望，赛珍珠夫妇也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John Day Co.，又译庄台公司）的摇钱树。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
于是，林语堂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于1936年8月1日，登上了胡佛总统号豪华客轮，离沪赴美。
二、黄金十年：一个伯乐，一个千里马
林语堂到美国后一开始就借住在赛珍珠家里。赛珍珠为他联络演讲活动，是他的出版人和经纪人，也是最亲近的文学知音。
1937年，林语堂用英语创作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又出版了，两周内卖出近九万本，连续七个月高居美国畅销书榜第一，风头甚至盖过了当年在榜的赛珍珠本人。
友谊在此达到了顶峰。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林语堂开始创作《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扉页题词：“献给英勇的中国战士。”——那时的中国抗战激烈，烽火正浓。
赛珍珠评论说，此书映照出几千年经久不变的文化积淀。1943年，林语堂在给庄台公司总裁、赛珍珠第二任丈夫沃尔希（Richard J. Walsh）的信中写道：“我和你们两位的友谊非常美好，它是美国生活的最佳体现。”
他甚至将下一部作品《啼笑皆非》题献给两人，扉页上写着：“友谊长存。”
彼时，赛珍珠还两度提名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40年一次，因欧战停摆；1950年再次推举，评审委员会却以“林语堂写的都是英语小说，无法代表中国文学”为由婉拒。这个诺贝尔奖，林语堂终究与之擦肩而过。
三、裂缝
嫌隙从何时开始？
政治分歧或许早于金钱纠纷。赛珍珠在1930年代初也曾同情蒋介石政权，但随着时局演变，她逐渐左倾。1942年，她在《龙种》（Dragon Seed）中暗示中国的前途在西北——那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而林语堂在《枕戈待旦》（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中，却把希望寄托在重庆的蒋委员长身上。同一片山河，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预言。
围绕《枕戈待旦》，两人爆发了第一次正面冲突。赛珍珠和沃尔希认为这本书政治色彩太浓，“像是中国驻美大使给美国发放的政府传单”，销量也果真不佳。沃尔希直接说：“书店第一次没能售完他们订购的林语堂的书。”
两人商量下一部写《苏东坡传》，出版社还预支了一万美元版税。然而林语堂在书写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章节时，又忍不住影射当下政治。
林语堂在写作时，正值1946、1947年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期。林语堂是一个强烈的反共、反极权知识分子。他在书中写到王安石变法时，完全将王安石的“青苗法”、“免役法”等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直接等同于当时共产主义的“集体化”与“极权体制”，对王安石的描述也极其负面。
赛珍珠终于搬出老友情分，恳切说道：“看在艺术的份上，语堂，别在这瞎扯了。就算我求你了，给我点面子。”她认为这是“在一堆宝石里嵌了一块假石”。
林语堂最终忍痛删去了那一段，但心里的疙瘩，只怕也从那一天起再难解开。他开始认为赛珍珠夫妇并不是真正懂他、尊重他的中国文化知音，而只是把他当成赚钱的工具和必须听话的“畅销书作者”。
真正让林语堂倾家荡产的，是那台“明快中文打字机”。他在家中埋头研发多年，耗尽了积蓄，前后花去三十多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现在的400万到1000万美元。机器最终问世，却未能商业化。战后物价飞涨，他1938年存入中国银行的二十三万银元，通货膨胀后几近化为乌有。1940年代末，林语堂几近破产，曾开口向赛珍珠夫妇借钱，遭到拒绝。
这一拒，让他心寒彻骨。
四、决裂
1951年之前，两人的账目尚无公开的正面冲突。但随着美国读者对中国主题的热情消退，出版社的态度也悄悄变化——林语堂新书的版税条件，从原先固定的15%，降为前五千本10%，之后视销量调整。林语堂感到被轻慢，觉得“对老作者不厚道”。
1953年，一切在他翻查合约时彻底爆发。那时的林语堂债务缠身，濒临破产边缘，不得不放下文人清高，跟一生的伯乐赛珍珠为了一分一毫的版税对簿公堂。
林语堂惊讶地发现，自己多年来的海外翻译版权，多数归属于约翰‧戴出版公司代理，而代理抽成竟高达50%——行规是10%。他感到遭到了系统性的盘剥。为追讨版权，林愤而聘请律师。在友人调解下，版权虽要回来了，但赛珍珠问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
这句话，大概是压垮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4年10月，林语堂准备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行前给赛珍珠发了电报告别。没有任何回音。林语堂从此留下那句后人反复提到的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我二人的交情，可以说情断义尽了，我决定就此绝交。”
三年后，他以一种难以掩饰的哀怨写道：
“我们之间有二十年的伟大友谊，这种友谊只能维系到我给他们写书为止。一只好绵羊，为善良的牧羊人生产羊毛为止。……这让我对美国式友谊产生非常糟糕的印象。”
五、尾声
历史有时有一种残忍的对称。
赛珍珠与林语堂，两个人都活了八十一岁。一个1973年辞世于美国佛蒙特州，临终前一年，对中国眷恋一生的她反复申请随尼克松访华访问中国，却被中国政府无情地以“对新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采取了歪曲、污蔑和诽谤的态度”为由拒绝；一个1976年辞世于香港，晚年移居台湾，在阳明山种花读书，书房里还摆着那台改变了他命运的中文打字机模型。
两人自1955年决裂之后，再未公开和解。
究竟是谁亏待了谁？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干净的答案。赛珍珠确实是林语堂走向世界的引路人，若无她的提携，林语堂的英文才华或许只会在上海的专栏里悄悄消磨；但林语堂也确实用二十年的畅销书，撑起了庄台出版公司的半壁江山，若无他，沃尔希的公司或许早已倒闭。
恩与义，从来就是最难算清的帐。
林语堂生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白克夫人之伟大”——白克夫人，即赛珍珠的旧译名——文中有一句：“吾由白克夫人小说，知其细腻；由白克夫人之批评，知其伟大。”
那是友谊最盛时的肺腑之言，也是这段传奇最温柔的注脚。只是到了最后，他所“看穿”的那个美国人，与他曾赞叹过的那位伟大女性，究竟是否同一个人，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
参考资料：
在中国成长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爱与刺‧赛珍珠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二版。
罗维扬：《林语堂与赛珍珠》，《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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