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為人類之所以成為万物之領首，必定是因為人類有了可以辨析“一切真相”的能力（或者潛在的可能）。于是，相信不斷地學習可以不斷地來延伸這樣的能力。但，于學習中卻發現一個非常尷尬的疑問，這個疑問就是什么是學習的方法和學習的目的？
中國的教育可以說在學習的方法上，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极其簡約的途徑－－“學海無涯‘苦’做舟”。只要狠狠的讀書，死死的背誦，這就是一個依靠“教育為本”的國家向它的子民們提供的“优選”學習方法。這樣一种學習方法，我們姑且不來談論它的利弊，我只想得到這樣一個答案，這樣的學習方法他所帶來的學習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實，我們通過中國近代以來數次的“學生愛國運動”可以于其中發現一些彌端。那些，經常閱讀“課外讀物”的學生們，以及向這些學生們傳播所謂“后進”思想的教師們，是每次引發這些改變中國命運事件的真正使者。這樣一個事實說明了什么？是不是這些人是有先天的、先進的、革命（實踐）的血統和思想意識呢？我認為這一切的功勞都是因為這些人在學習的方法上与當政政府意識相互決裂而產生的。這也是“六四”以后，真正關心國家民族發展，体現關怀社會意識的精英們，大多數都產生于“民間”的真正原因。一個在學習的方法上必須秉承和服從于政府意識的學院派們，怎么可能完全放棄“朝”而顧及“野”呢？一個始終都只懂得玩一种游戲的人，怎么可能發現這個游戲的缺點和其他游戲的長處呢？對于一個把人民的疾苦當成“視覺藝術”來加以宣揚的上級而言，我們還能祈望什么樣的解放呢？
中國教育的悲哀，在于把學生當成一种教育的目的，并且為了這個目的不擇手段。而且這樣的一种手段，不僅僅運用在學生身上，而且還充分反映在各种法規和道德標准中，灌輸于社會的各個階層。于是，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必須流淚的有趣”的現象，代表中國院校最高思想交流与辯論的所謂“大專辯論會”只能在“知易行難還是行易知難”這樣一些無關社會痛痒的問題上纏來繞去。于是，我相信這些學子們各個都是可能斃了美國競選總統口才的人，但每個人都不會成為真正的社會問題的專家。我所知道的數位辯論人才几乎都被傳統媒介所高薪收留，好象他們的口才和知識只為了說服听眾“你們信了吧，我說的就是真理和事實”。
說到真理和事實，我還要提到一個問題。當我還在念初中的時候，我們的學校里搞了一個特殊的分配方案，我這樣一個文科還算可以，而理科比較呆滯的人，必須去學習俄語。于是，到今天為止，我不得不對滿篇的英文張嘴結舌。而所有影響整個人類近代思想史的先烈与后繼們，几乎都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語言－－ＡＢＣ來闡述他們的觀點。當然，對于這樣一個境地，我只能用“歷史遺留問題”來寬慰自己，但我走了許多國內的新華書店也無法求購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漢語譯本。即便能收羅到的漢語譯本，也是刪改評注的面目全非，翻譯的一塌糊涂。或許是我才疏學淺，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一個用漢語印刷出來的東西，竟然會讓我們這些讀它的人感到無限的“玄机”和“莫名其妙”。
我不清楚西方的教育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我相信，任何一個以教育為立國之本的國家，都應該讓它的子民知道事實的真相，學習辨析事實真相的方法；都應該讓它的子民們知道“了解事實的真相”是人權的基礎。當我們面對一群把愛國主義等同于就是听某某人的話、把振興中華等同于就是要實現“中華帝國”、把祖國統一等同于就是要“武力收复”、把不忘國恥等同于就是要東京屠殺，侃侃而談的“祖國的未來”的時候；當我們面對一群把實現民主理解為就是要亡党亡國、把爭取自由理解為就是要扰亂社會、把追求平等理解為就是要犯上作亂、把渴望人權理解為就是要破坏穩定，而惊恐万狀的“中國的砥柱”的時候；我們還能要求什么？還能渴望什么？還能期盼什么？我們是不是可以漠視這些現實的真相？是不是還有理由說，我們不需要一個真正的自由思想的空間？是不是我們還有良知說，我們不需要一個了解事實真相的學習方法？我們是不是還有理智說，我們受教育目的就是為了解放思想和追求真理？
翻開報紙，我不清楚除了日期我還能相信什么？打開電視，我不清楚除了主持人的肉身，我還能相信什么？听著政府的外交辭令，想著可以企及的內憂外患，我不得不承認我需要一個真相，一個哪怕讓我突然死亡也從容的真相！
(轉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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