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后一次李進宇同她的丈夫林慎立見面是1999年12月26日。
警察在押送林慎立去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拘留中心的路上，給了他5分鐘見家人的時間。之后，李，作為加拿大公民，則被強令48小時之內离開中國。警察押送她去机場，迫使她登上了飛往蒙特利爾的飛机。從那以后，她再無從与丈夫聯系。她只知道他已被送往勞改營中受懲罰，因為他修煉法輪功。
在400多天的焦慮等待和發出400多封信之后，李仍然心存一線希望。她說：“我請求加拿大人民幫助我”。說話細柔的李又說：“我請求我們的政府与中國政府交涉并告訴他們釋放我先生及所有法輪功學員”“我先生沒有做錯任何事。”近來，一些理由使李的希望增強。兩周前，張昆侖，一位中加雙重國籍人士，經過加拿大外交部的交涉及國會議員們和各人權組織和公眾的強烈呼吁，被從中國的勞改營中釋放出來。
李堅信，下個月加國總理帶貿易團同中國主席的會談，會扭轉她丈夫及眾多法輪功修煉者的惡劣處境。
這個會談將是在張昆侖教訓之后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第一個考驗。也是留給明年重申加拿大對待中國違反人權的政策的一個重要參照。
國會議員們和中國觀察家們說：張昆侖事件足以促使政府意識到加對華人權政策的急待更新。但是，政府卻沒有跡象顯示有何新出。
瑪瑞.克里斯汀–外交事務發言人說，人權問題將會從一般的意義上被提出，但她不認為會在某些特別案例或法輪功修煉者問題上專門提出。她還說：“人權問題繼續是被關注的領域并且我們也繼續強調這些問題”， “我們也繼續關注宗教言論自由的鎮壓問題,，它將是官方對官方的，不會在正式發表之前有什么言論”。
自從1997年以來,加拿大對華政策就人權問題已私下提出, 并由一組高層官員及政治家討論過, 這個對華政策有時也被稱作“建設性合約”, 聯合加強中加貿易的一系列協定，以配合中國方面意識到自己的市場和對國際商易的邊境開放。“建設性合約”標志著加對華關系的轉折, 不同于多邊渠道涉入人權問題的作法–它們是支持聯合國作出決定和公開進行。
“建設性合約”由于它的似乎不批評人權和專注在商業方面以及它的缺乏机制去監督發展而激起一些人權問題專家的義憤。
“我不認為它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我認為它是一种說服形式而沒有任何制裁力在里邊。”一位叫米歇爾.斯宗易的多倫多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專家說。
“中國人已經明顯地証明出善于利用政策。在一國訪問它之前放掉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以便取得其信任，使他們可以不把人權問題加入討論議程。”
加政府如何理解和應用此案的教訓將表明加會使用多大力量去使他的貿易夥伴約束他在關押不同政見者，粉碎工會組織，鎮壓少數民團象穆斯林，天主教和法輪功修煉者們。
張，一位60多歲的雕塑家和前麥吉爾大學教授，同他妻子和兩個女儿從1989年至1996年住在加拿大。1996年，張同其妻子返回中國照顧他年邁生病的岳母。去年7月在公園公開煉法輪功后他与中國官方發生衝突。正如他自己說的，由于他的信仰他被政府監視。他的家被搜查，他被迫去付“再教育”課程費以及不許离家的軟禁。
張出入拘留所3次。他同另外20人被關在一個小房間里，睡在石灰地板上，吃的是水煮白菜葉。張還說他被用電棍擊四肢和身体。他被告訴說如果喊叫會給他更多的電擊。盡管這樣他也拒絕放棄法輪功的信仰。
去年11月，張被判送惡名昭著的王村勞改營3年。在那里他受到精神上的摧殘：洗腦，反法輪功錄像播看以及連續性監控。就在此時，他的女儿凌迪(音譯)，一位在渥太華大學的學生發動了一場流淚的公開呼吁加拿大政府支持的運動。由于從政治范圍和人權組織方面得到議員的支持，公眾的支持被召集來了，壓力推向政府去得到幫助。
經過几次外交官員的私下討論以及強化性的國際宣傳運動，張在兩周前被釋放并被送到渥太華。
(二)
由于李和林信仰法輪功的“真善忍”使他們正式呼吁中國政府的理解。
他們結婚剛剛8個月，正准備不久一旦林取得移民文件便來蒙特利爾。但在1999年12月22日，這對新婚夫婦從上海的家中旅行到北京的政府辦公室。在信訪處，一個專設机构為使公民同政府對話的地方，警察在那里集中了為法輪功辯護的人們。
李和林被送到專設辦公室，那里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填了一個表明信說明為什么他們認為法輪功很好。他們被迫等了很久去注冊他們的呼吁。
從早一直等到晚上，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辦公室。那里沒有椅子，所以人們便坐在地上。沒人允許离開，甚至不許上廁所和吃飯。最后李和林意識到他們是走入了圈套了。
這對夫妻和其他一些人都被送到監獄里呆了一天一夜。然后，由于他們來自上海，所以被3個來自上海的警察領回他們的城市。在上海警察局，他們被關了另外一天一夜并遭審問。
最后，大約12月26日，李被放回家，但她丈夫被迫呆在警察局。“在晚上11點鐘，警察押著我的丈夫回家同我談話5分鐘時間之后送他進監獄。”李說。那5分鐘是李和林在李被遣送回蒙特利爾之前最后一次會面。
(三)
使張能釋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私下外交和公眾抗議。
在自由党議員厄文.考特勒（Irwin Cotler）眼中看來是這兩股力量合起來才給了中國一個有力打擊。“（外交事務部長）約翰.曼雷（John Manley）和外交部背后的私下外交如果沒有公眾的支持是不會那么成功的。”科特勒說，這是一位有名的人權律師。去年11月來專辦張的案子并且對他自己党內施加了壓力來使事情成功。還有一系列的聯合因素使張得以釋放。科特勒說，張的加拿大關系，案例的公眾效應，國際上的支持以及運動的短期壓力–又在貿易使團的前夜加之中國申辦2008年奧運的愿望等等–都起了作用。
但是，也有教訓需吸取，考特勒說：政府不該躲著不參加公民輿論關于人權問題的會議，成為這場多党涉入的基層運動的一分子。新民主党議員斯文德.羅賓遜（Svend Robinson）是議員中為張釋放案盡力者。他說這件事情沒能公示加政府對人權問題的偏差。“這里象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照舊做生意。”羅賓遜說。他還說他怀疑加政府將會從所經歷中得到教訓。“聯邦政府必須改變其政策。當著重于貿易時是不可能同時公開發表什么人權聲明的。”
羅賓遜又說：“當克萊蒂安（Chretien）人馬開往中國完成其貿易使命時，他不能象通常一樣只是生意問題。他們必須無論私下還是公開都應非常清楚地表明加拿大人是反對鎮壓基本人權的。”
國際大赦組織加拿大分部的協調人卡羅.張納（Carole Channer）也不情愿承認把張的釋放看作加政府對華政策有什么重大轉折。“我看不到我們已前進了一大步，加政府已有重大轉變，”她說。“我們不曾看到在中國人權記錄上有任何具体改進。事實上，自1998年以來，情況實際是越來越糟糕了。”張納還說她愿意看到加拿大能協助解決自1997年以來在譴責虐待和其它中國違反人權方面還沒能解決的問題，有助于將要在日內瓦召開的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組織的會議。
多倫多大學的史宗義（Szonyi）說中國是不會被由公眾發起的非難和譴責的低層運動所嚇倒的–這就是為什么政府的聲音才是最關鍵的。“真的國家應站出來，這真是應該認真對待的”他說。“我認為我們應該看到返回多邊涉入中國人權問題的政策還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四)
自從李返回蒙特利爾，她已就其丈夫的困境向簡.克萊蒂安（Jean Chretien）、蒙市市長皮埃爾.波赫（Pierre Bourq）、眾議員、參議員、市政理事長、外交官員和人權組織發出了400多封信。
回音倒是巨大但缺乏真正的行動。
她被中國政府拒簽回國探望其丈夫。
一位中國的畫家，李現在靠做女裁縫工作掙錢，以幫助她為救其丈夫而戰斗。
但盡管這樣，李仍對其未來充滿希望。
“我現在不想畫畫儿的事。我只希望我丈夫能來到加拿大，我們可以有一個和平的生活，然后我再想藝術的事。”
考特勒已同意接她丈夫的案子。李希望張被釋放的事情喚起民眾更高的呼聲和政府的行動。
李知道她的丈夫不是加拿大公民，這可能使她的案子較難進行，但是她是加拿大公民。
“我是一個加拿大公民，當他們迫害我丈夫時，他們就是迫害我，”李說。“如果加拿大政府關心他的公民，他們應該幫助他們有一個正常生活并使他們的權利得到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