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獨白）
春天的時候，看到一些工人在路邊鋪鏤花地磚，最近路過那里看到鏤花地磚的空洞里長出了草，便很有感触地想到了中國當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就是鏤空地磚的空洞里長出的草。突然想發問：我們在什么地方播种？我們在什么地方耕耘？我們在什么地方收獲？我們收獲了什么？
1．瞬間的回顧和思考
從1990年到2000年，我在"自由寫作"的路上已經行走了十個春秋。文學，我的情人！這么說似乎有些矯情。但是只有對情人才會如此不理智地執迷不悟。對于她，我傾注了全部的痴心和熱情。她對我充滿了誘惑，她給我快樂，也給了我難以排遣的焦慮，孤獨，惶恐。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當我是文學青年的時候，我的父母一再提醒我：在中國搞人文科學是最沒有出路的。他們是過來之人，這是他們的切身体會。他們不贊成我寫作。我還是一意孤行地寫作。從1984年我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至今，我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17年，對喧嘩的中國文壇來說，我依然是沉默的局外人。我的寫作与這個文壇無關。但這個文壇卻与我的寫作有關。
我1983年開始寫作。從1978年傷痕文學的出現到1983年，老一輩作家歡呼的文學春天已經周而复始了5次。現在回頭看"文學的春天"仍然是一個迷惑。是一張挂在牆上或是壓在書桌玻璃台版下的一張春天景色的圖片。在我的寫作歲月里，我沒有感覺到春天的溫暖。我的寫作体驗中沒有歡呼和歌唱。更不像現在所有的當代文學史里記錄的那么寬松。我在文學的路上困惑走過了十分艱難的17個春秋，如果說當初我的寫作，是出于一個文學青年對文學的愛好，那么后來我的寫作攙和著一個人對自己思想權利和話語權利的捍衛。年輕時代的我并沒有想到后來的路這么難走。但是我不后悔。我是一個自由作家。我是一個沒有經過任何人批准的作家。如果說生命和命運有一种潛在的交換的話。我用了全部的青春時光与命運置換，為了爭取原本屬于自己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寫作的權利。這不帶有一絲半點的夸張。這樣的爭取和置換還在繼續。
文學是什么？每一個寫作的人都有自己的解釋。或者根本就不解釋。這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不論什么樣的解釋，文學的非官方屬性是無可質疑的。文學是個人的思維和創造。它是抵抗的，抵触的，叛逆的，富有同情心的，向往人性解放的，或呼喊，或呻吟，或囈語，或困惑......可以是人類征服自然和反抗強權專制的正劇、悲劇、喜劇文字描寫，可以是人們對不可抵達的美滿生活的渴望和對不盡人意的現實生活的正劇、悲劇、喜劇的文字描寫，也可以是一團充滿混亂思緒的發自人類內心的文字表達，無論是寄托還是宣泄，只要我們用文字寫作了，我們就應該是作家。只要我們寫作了，我們就應該擁有出版自己文字的權利。在文明的社會里，在民主的社會里，每一個人都應享有這樣的言論發表權。"應該"是虛擬的。"不應該"往往是合理的。正是我們感到沒有自由的寫作和寫作的自由，我們才想寫作。正是那些被禁止的文字才是文學的內在張力和不朽的生命力。是文學永恒存在的魅力。我們感到自我人性被扭曲、心靈被壓抑的時候才需要寫作。在漫漫長夜里我們把自己的碎片用文字鋪成路，砌成牆，我們用文字敘述著不盡人意的生活，敘述著我們對生活的夢想，述說著我們對經歷過的生活和沒有經歷過的生活的幻想和幻覺。
在西方"主流文化"被解釋為"大眾文化"。我以為中國"主流文化"應解釋為"官方文化"，這和"傳統文學""官方作家"相對應的。目前中國所有的傳統媒体都是屬于官方的。當代中國文學，至少說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學是附屬于官方的。出版社雜志社的社長副社長、主編副主編都是官方任命的，都有公務員的行政級別。從作家的組織体系上來說主流作家是一批被官方認可和官方供養的作家。也就是說只有官方供養的作家才能算作作家。這些"作家"是公務員，有行政級別還有像教授一樣的職稱級別。而那些不是官方認可的作家，只能算作業余作者或是自由撰稿人。八十年代初寫作者沒有選擇"寫作職業"的權利。現在可以選擇了。但是只能是"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和作家是有天壤之別的。在中國一個可以稱為"作家"的人，不完全是因為你寫作你就是作家，而是你的寫作被官方認可，你就是作家。
這种認可的具体体現是：這個作家是不是得到了主流話語的關注：如官方和准官方評論家的認可（一些擁有話語霸權的人士），是否得到官方文化部門的認可：如得獎。還有你是否得到了"專業作家"供奉。享受著各方面的优惠。那些官方的主管部門不僅把持著話語權，而且把持著組織權。用"權力"施舍"權利"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專業作家"資格是他們的恩惠。他們把這樣的資格給你了，你的寫作就是名正言順的寫作。你成為了"專業作家"你也就得到了寫作的權利。為了得到這种"認可"，有很多人可以不擇手段地去"貼近"。當"寫作"這個原本屬于每一個人的"權利"被轉化成一种"利益"來施舍、來恩賜的時候，就不得不怀疑在這樣的"批准"和"認可"下的寫作是什么樣的寫作。
中國最新版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思和先生主編。据說這是中國目前最好的當代文學史教程）其中提到當代文學的"共名与無名"。陳思和先生認為九十代以來中國文學已經步入了"無名狀態"。為了闡述這一段時期的文學的"多樣化"和"多層面"的蓬勃的發展狀態，陳思和先生把這一段時期的文學与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史上的那种"無名狀態"相類比。稍稍有一點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類比的。
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寫作是完全的自由狀態下寫作。寫什么，怎么寫，都是他們自己決定（他們不是政府供養的）。三十年代的出版社和文學刊物、報紙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私人經營的。出版社，書局的老板不是國家任命的。只要籌集到經費，几個作家，或是一個文學社就可以辦一個刊物，一份報紙。一些刊物今天被取締，明天又可以用另一种刊名出版。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作家就沒有這樣的權利了。八十年代初期一些文學青年的自發組織的文學社團，但是被作為非法指令解散。一些文學青年辦的文學刊物被作為非法刊物被查禁。南京文學青年的"民間社"和"民間"雜志就這樣銷聲匿跡的。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大學生搞的"地下文學"一批激進的血气方剛年輕的才華橫溢詩人和作家油印出版自己文學刊物如《撒嬌》等最終被國家安全部門取締，那些年輕的地下文學的詩人作家或被捕拘留，或遣送勞改，這批人大部分已在國外。留在國內的的一些人境遇都很困難。今年2000年新年傳出上海的自由作家王一梁被拘留勞改消息。九十年代以后几乎每過兩年就有一批"亂來"的出版社被停業整頓或是被解散。在沒有出版自由的前提下，不可能出現真正的"無名狀態"文學。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學中的什么"主義"，什么"探索"，什么"新狀態"与"后現代"就像硬貼上去的標簽一樣。某些官方的文學刊物開了一個什么討論會就搞出了一個什么流派來，就像厂家推出一批什么產品，也像搞一個什么運動。這樣的流派，這樣的寫作也能貼上"無名狀態"標簽？我們是在"共名狀態"下寫作還是在"無名狀態"下寫作？我們的寫作空間究竟有多大？每一個處于社會底層寫作的"自由作家"都會有自己的答案。這個答案來自他們對"寫作"的体會。
"自由寫作"僅僅是自由作家自己對自己寫作權利的認可而已，是個体寫作對官方"專業作家制"的一种精神上藐視和抵制而已。不被認可的寫作也是一种"寫作"。這种寫作完全是作家的自我的需要。在沒有出版自由的前提下，我們不能把自由寫作完全和讀者相關聯。"自由作家"的頭銜是沉重的。為了"寫作"行為的自由，自由作家求求非官方寫作者不在乎是否被主流文學机构"供養"而選擇了寫作。為了爭得"寫作"的權利，他們不在乎是否終生流浪和漂泊，他們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做賭注，面對強大的官方主流文學賭一個精神上的"贏家"。在一次采訪采訪斷裂作家的電視采訪節目中，一位主流作家輕蔑地說："現在有一些自認為是作家的人......"沒有統計過現在自由撰稿人和自由作家的數字，所有我們不知道有多少這樣自認為是作家的人。
1998年底南京的韓東朱文等几個年輕的自由作家以"問卷"的形式向主流文學宣告"斷裂"時代的到來。有人把這個行為看作是一場"鬧劇"，有人把這個行為看作是一個商業"炒作"，有人把這個行為看作是一個挑戰......暫且不去分析猜測這個行為的動机，"斷裂"這個口號本身就向中國當代文學宣告了一個事實：非官方寫作的存在。盡管每一個選擇自由寫作者的初衷是不一樣的，但是他們為了爭得"寫作權利"的目的是一樣的。
Internet時代的到來，讓自由作家跨越了"官方媒体"和"話語霸權"的壟斷。网絡為非官方作家和非官方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廣闊的言論發表空間。無論從知識結构還是從年齡層次上來說网絡作家的成分是复雜的，寫作背景也是不一樣的。可以這么說沒有一個在网絡上發表作品的自由作家自由知識分子或是网絡文學作家是百分之百地滿足這樣的發表作品的形式的。傳統的紙質傳媒依然是他們寄以希望發表作品的形式，甚至他們永遠的渴望、夢想的。自由發表作品：這本來就應該是每一個寫作者的權利。在主流作家眼里网絡只是他們"炒作"名利的工具。他們是不會把自己的原創輕易地拿到网絡上去發表的。因為他們不需要這么做。在他們的眼中"网絡文學"只是文學青年的文學。是不三不四的自由撰稿人的文學。是垃圾文學，泡沫文學。网絡文學評獎還要傳統文學的作家做評委，似乎這樣才有權威性。這樣才是一种"認可"。主流文學的"佛光"已經普照到网絡上。网絡文學仍然沒有擺脫主流文學的曖昧陰影。我以為這是网絡文學的悲哀。但是一些成熟的自由作家是不在乎被主流文化認可的。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要獨樹一幟地寫作。他們的寫作完全是個人的行為。他們一只腳走在主流社會的邊緣，一只腳走在Internet虛擬的空間。他們借助Internet的翅膀，超越社會的藩篱，讓被捆縛的靈感和沉重的思想飛翔。
2．我的"自由寫作"背景
1989年我發表在《××》雜志第4期上的長篇小說被中宣部禁。（這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我上了黑色的排行榜。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后來我的一些朋友也陸續告訴我這個消息。我本能地想到："這是一個把柄。我被他們抓住了，我已經遭砍伐了。我与文壇無關，文壇要与我有關了！"我至今都不明白這部描寫都市底層生活，充滿人性、充滿對生活在困頓中人們同情心的小說為什么被禁。1990年5月19日的《文藝報》林為進在"1989年長篇小說綜述中提到了這部小說。他給這部小說一個"林為進式的評价"。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從他文章中的語气判斷他是一個可縱橫評述中國當代文學的"官方話語"代表。他否定了這部小說。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他怎么評价都可以。中國所有的文學批評報刊都是他們的。我寫作，并不是看某些人的臉色寫作。或者說我不是為了得到"職業讀者"的肯定而寫作。我唯一擔心的是：以后的作品的出版。我不甘心自己的文字壓抽屜。九十年代初除了紙質傳媒再也沒有別的發表途徑。我剛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一位老作家告誡我：一定要謙虛，謹慎。要不然還沒有長成"大樹"就要被人砍伐掉。寫作就是寫作。我百思不解。誰是砍伐者？！我的寫作与別人有關嗎？如果說有我的寫作与別人有關，那就是出版以后的讀者，他們要買我的書。我這么想太天真了。這個文壇和江湖幫派拉的山頭沒有兩樣。這也是古老的中國文化的沉重積淀！你想和它無關，那只是你的一廂情愿。它是要和你有關的。它是要來干予你，壓迫你的。只有這樣的干予和壓迫才能体現他們"權力"的存在。這种干予和壓迫有時是有形的有時是無形的。只有經歷了才知道這只拿著斧頭，拿著電鋸的手來自"陌生的同行"。這是寫作的悲哀的！我不想回憶那些已經過去的無聊的細節。我只是想說：做一個不為"主流文學"所左右、不去和"主流文學圈"套近乎的中國的自由作家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文學雜志"和"出版社"之間，我以為出版社相對好一些。至少出版社帶著商業運行的机制。只有商業机制才能打破"官方文學"的壟斷。也只有商業机制才能衝破"文壇權貴"的壟斷。然而在1990到1991年底所有的商業活動好像都停頓了。歷史好像在向后退，迅速地后退。
1990年到1992年是一個長夜。我在暗夜里寫作。記憶中的1990年的冬天和1991年的冬天特別冷。困頓和孤獨像一把大鉗子鉗住了我。1990年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年。之前我在一個大中型的國營企業的教育中心當教師。1990年我在那里做的最后一個工作是在車間的流水線上做校對工校對手表。這种每天和時間打交道的工作給我的是對時間和生命的极度的焦慮。白天我從事著文盲都可以做的簡單勞動。晚上我寫作。工厂在郊區。來回路上要花費2個小時。來回都騎自行車。很長時間我都不敢坐公共汽車，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經常會遇到性飢渴的男人耍流氓。每天有11個小時就這么浪費掉。我將在為了一口飯的簡單勞動中變成麻木的軟体動物，然后慢慢地死掉。夜里從惡夢中醒來，在黑暗中我下決心离開那個地方。我不能困死在那里。我的眼前盤旋著一只金色的海鷗。這是我少年時代看過的一本供內部批判用的美國暢銷小說里的海鷗。那是一只標新立意的，被逐出群的水鳥。這只鳥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希望自己像這只水鳥一樣。
西方的作家和"自我"打仗，和自己的心靈發動戰爭的時候，一個中國的作家還要抵抗"体制"壓制。我用的是"抵抗"。因為我無法戰胜"体制"，正如一位网友說的那樣，我們除了一張身份証再也沒有其它的東西。只能他們和我訂合同。所有的合同內容都是他們制定的。而你只能在他們制定的合同上簽上認同和服從的名字。企業是他們的嗎？是的。他們都是上一級的市局"組織部門"任命的。這也是官。"公有制"是什么？公有制就是少數人的權力所有制。國家所有就是當權者所有。這其中
沒有我的一份。也沒有廣大勞動者的一份。他們欺騙了我。他們欺騙了所有善良的勞動者。時過10年，事實更加有力的証明了這樣的欺騙。那個工厂已經變成了廢墟。在那里勞動過、創造了10倍財富，奉獻了一輩子的技術人員和工人正過著沒有生活沒有保障，生了病無錢醫治的凄涼晚年。
"主流社會"的陰影無處不在。只要有一線天光，我就要"掙脫"，就要向這一線天光飛去。哪怕這是一線虛無飄渺的光。我感悟出一個結論：私有制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只有在私有制的環境中，人才能獲得相對公平的自由發展。今天是打工者，明天就可能成為資本家。我感到另一座權力大山壓迫在我的頭上。我希望做一份与文學無關的工作，這樣我可以疏遠那個壟斷的"文壇"。這是我的一廂情愿，是我的幻想。沒有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曾經有多次調出這個企業的机會。我的檔案鎖在這個企業的檔案柜里。正副党委書記和正副厂長八個人中有一個不同意，我就走不了。我是奴隸。我不是什么"主人"。"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完全是一個騙局。"公有制"就是"權力所有制"。有權的人就可以用權力竊取財富。用權力轉換財富。在企業里，人是分等級的。党委書記、厂長是官。是把頭。他們憑什么擁有企業？！車間書記主任与其說是管理者，不如說也是官，小范圍的統治者。然后是技術人員，統計員，然后是工人。工人的等級是按工种划分的。還有什么"干部編制"和"工人編制"之分。"全民編制"和"集体編制"之分。個人是無權改變自己的編制的。只有當權者才能從部門來划分，公司，厂部。科室，車間。"權力"的陰影無處不在。職工的權利無時不在被當權者的權力強奸。我在社會的最底層。我除了無聲的抵抗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不能為自己的"權利"呼喊。因為那是不合法的。我曾听過一個女組織科長說：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听話就叫他們到下面去當工人！這間是中國工人的可怜地位。我曾听說，有個科室的科長是色狼，他那個科室的女職工害怕被裁到車間當工人都委身于他。這就是權力的淫威。這是一個巨大的幻滅。是對童年時被灌輸的那种"美好制度"和"美好理想"的幻滅。現在看來這算不上什么幻滅，因為我們的社會和体制本來就是這樣的。在真實的世界面前，幻滅是一個"虛擬"。除了"离開"，別無選擇。
我終于明确了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的坐標位置。我注定是行走在主流社會陰影下的人。對于生存環境我已經沒有希望和奢望。我只能這樣比較：离開，我還可以擁有時間。我還可以是自己時間主人、自己生命的主人。只要活著一天，我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終于飄泊了！我終于飄蕩了！我終于邁出了從猿到人的第一步。這是1990年！回想起來這是我做的最像人的一件事。我將為自己的這個行動付出"代价"。我面臨著漫長的暗夜。我至今都害怕回憶這段日子。那些日子我夜里常常從惡夢里惊醒，冷汗浸濕了睡衣。
十年后的今天，做自由撰稿人或許還有那么一點時尚的意味。但在10年前是鋌而走險。我的筆有一大半不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可能用文字養不活自己。我在悲哀中寫作。窒息壓抑和焦慮像影子一樣地跟隨著我。我沒有感覺到自由寫作的愉悅。我常常問自己：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為什么要這樣？我無法回答自己。為什么要寫作是模糊不清的問題。為美好的希望而寫作？我沒有希望。我無力改變自己的寫作環境。我無法解釋自己的命運。我在寫作中等待。等待時光的流逝，青春流逝......失望是什么？自卑是什么？失落是什么？焦慮是什么？屈辱是什么？孤獨是什么？什么是站立的人？什么是直立行走的人？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寫作？我不情愿地体驗著，咀嚼著自己的生活。
我想我是一個瘋子，為了得到寫作的權利，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寫作的權利"僅僅是一個作家最低層次的需求。我不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恩賜，我不顧一切地得到了這個權利。十一年來，我的失望大于希望。除了發表出來的文字而外，我一無所有。而這些文字几乎都是經過"截肢"手術的。我天天和自己軟弱的意志搏斗就像堂吉坷德和風車打仗一樣。我在狹窄的通道里幻想著"自由"這兩個像飛鳥，像飛翔的翅膀，像風一樣的文字。我在孤傲和卑微中掙扎。我能夠放棄生活中的許多來換取自由寫作的時間。但是我無法拒絕出版的誘惑。我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志"截肢"自己的文字。1990年求求1994年之間我寫愛情小說。我為自己找到了一條生路。我必須生存，我必須用文字養活自己和自己手中的筆。這一段時間政府對出版的檢查和限制是很嚴格的。我記得在這些小說中有關政治背景的文字一律不能有。如有統統要刪掉。在1990求求1992年那段時間有關性愛的內容也不能有。有了也要刪掉。毫不留情地刪掉。被迫刪改自己的文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肢解這些文字間是肢解我們看到的体會到的和正在經歷的生活。我得到了"寫作"的自由，但是沒有得到自由的寫作。過程是悲壯的，結論卻是荒誕的。
我的寫作和這些背景本應是無關的。可我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呼吸的空气是這樣的空气，我吃的食物是在這樣土壤中生長出來的食物。這是可悲的。我不能夠像畫家凡‧高一樣什么都不顧，全部沉浸在自己的畫中。然后發瘋自殺結束生命。我是可卑的。
3．自由寫作者的尷尬
我厭倦我的生存的環境。我又找不到更适合自己的環境。我不滿意自己的生活現狀。我又不愿意去改變這樣的現狀。改變是有可能的。只是要我愿意并且敢于"殺死"現有的自己，而變成另一個人。我1995年開始寫作描寫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生活的長篇三部曲。构思的時候預定這部小說要寫一百万字。我已經厭倦了當代題材。一百万字至少要寫五年。至少在這五年或是更長的時間我可以住在這三部小說里。我只有把自己掩埋遠离眼前生活虛擬生活的稿字里，才能排解焦慮。
1991求求1992年，我除了寫作還在一個私營企業打工。我親眼看到九十年代初私營企業的艱難。私營企業也同樣面臨著生存問題。要生存就必須"共享"，就必須向權力屈膝，必須用錢去買權。那個年輕的血气方剛私營老板說："只要能搞到錢，做狗鑽洞都行，只要能把生意做大，喊他爹喊他媽都可以，跪下來磕頭也行......今天人下人，搞到錢就是人上人......"不"鑽空子"是不可能發財的。在那里我們除了做生意還研究國家各种條例法規。想著怎么鑽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因為有很多項目是不容許私人經營的。凡是發大財賺大錢的背地里無一不和權力聯手。
"自由作家"所受的限制和活動的范圍和這些私營企業主是不一樣的。私營經濟只能在"主導經濟"的壟斷下生存、發展。十年前國家只容許"私營經濟是國家所有制經濟的一個補充。雖然有很多的項目不允許他們經營。但是他們可以有自己的協會，如個体工商者協會和私營企業家協會。自由作家和自由撰稿人在"主流文化"的大環境邊緣生存。自由作家沒有個体戶和私營企業主那樣的合法地位。我參加過作協主辦的會議，在職業一欄只能填"自由撰稿人"。我在所有雜志報刊上的自我介紹，只要填上"自由作家"几個字就會被划去。如果你愿意寫"主旋律文學""五個一工程"文學，那就是另一种說法了。所謂的"簽約作家"就顯得很酸。1996年我和某市文聯簽過一次約，一年贊助3000元，一個月250元。約等于簽約了一個空名。那年出版的小說上印了"××市簽約作家"的名分。畢竟人家出了3000元。出錢的部門還不滿意。因為書的內容不是"主旋律"，不能參加"五個一"工程的評獎。想想也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他們給我的那么一點點錢也就只夠一頓午餐。第二年又要簽約。這次他們搞"選題"簽約。拿了一個主旋律的題材來要我寫，還說，我們有錢。謝了。我對這樣的文字不感興趣。無功不受祿。靠"主旋律""五個一"賺名賺錢的大有人在。要說所有的自由撰稿人和自由作家都是在是在"主流社會"的陰影下和社會邊沿行走，那是不准确的。只要你貼近"陽光"陽光就會照耀著你。如果"只要能搞到錢，管他媽的寫什么！"只要你筆頭的"功夫"能過得去，你可以寫"主旋律"，也可以去為某一個"成功人士""明星大腕""海外富商"去代筆。靠寫作買房子，買汽車的也是有的。不能說這不是寫作。我不能夠接受這樣的傀儡附庸式的"寫作"。曾有寫作的朋友對我說，這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驗。我不需要這樣的体驗。這也是一种死亡。是比肉体的死亡更迅速的死亡。這些人是形式上的自由作家，某种意義上，他們比一些主流作家更猥瑣，比一些主流作家對官方更有依賴性。
"我們有錢，你為我們寫。"我以為這是"自由寫作"最誘惑，刺激的話語。這樣的話語就和"你跟我睡覺，我給你錢"一樣帶有居高臨下的侮辱性質。同樣，我也厭倦所謂"純文學"寫作。我以為在當前生存環境中"純文學"寫作就是一种"性無能"寫作。是一种"意淫"式的寫作。純粹的藝術是不存在的。我們的生存環境無不帶有政治和權力的陰影。我為生存而寫作。我的生命需要寫作。我的生活也需要寫作,被扭曲的人性需要在這些文字里得到關照。我的憤懣和焦慮需要在字里行間得到宣泄。我孤獨，我在這些文字里才找到暫時的依托。寫作的時候的我比不寫作時候的我快樂。我希望有很多讀者，我希望文字可以換到錢。當我把這樣的希望寫在一篇隨筆里發表在報紙上的時候，無論為主旋律而寫作的作家，還是"純文學"作家，還是那些那些"職業讀者"全都認為我是"商業寫作"。
我是商業寫作？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是出版商業化前提下的寫作。我希望中國的出版能夠商業化。只有出版真正商業化了，才會有相對寬泛的寫作自由。出版商會把讀者需要的一切讀物推荐給讀者。他們不會放棄時尚，也不會放棄思想文化的精品。歐美，日本經典文學作品都是出版商推荐給讀者的。中國的作家還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和商業相關的寫作。我在等待。現在我只能這樣：如果一部作品暫時不能出版，我就把它貼到互聯网上。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完整地出版，我就把"完整"的貼到互聯网上。我是自由作家。我還是一個网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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