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美國，仍持中國護照的學者高瞻博士，在回國期間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秘密拘捕迄今已逾四十天了。同時被捕的高瞻丈夫薛東華先生，也被拘留了二十六天才獲釋返美，十多天后將這一惡劣（扣留五歲的儿子）、無視法律和人權的情形公之于眾，并尋求美國政府幫助。
我去年八月曾有過類似遭遇，希望在海外的華人學者、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留學生，甚至科技人員、商人們不要沉默，或者漠然，應公開表態或簽名呼吁中國政府及其屬下的國安局，依照法律程序，公開承認逾期拘人違法，并公布拘捕高瞻的原因及証据，否則，就應立即釋放高瞻。若我們在遇到類似情形時總是沉默，昨天宋永毅、康正果、高瞻在祖國的遭遇，可能就會是明天你回祖國探親、工作或者從事文化研究時發生的事實。
麻木使邪惡無顧忌
去年八月初當我在北京突然被捕時，沒有任何親人或友人在場。當時我抱的唯一幻想是也許經不超過法律規定的二十四小時的審訊后，會被釋放，或至少可通知家人。這二十四小時特別冗長，可這是唯一的盼頭。二十四小時之后，當我被投入拘留所監獄后，我沮喪和震駭，可仍抱一絲夢想。每時每刻，每一個被提審的時刻，我都期望、祈望、幻想、假設，甚至狂想外部世界是否知道我被捕了。我的弟弟，我的父母是否知道我已在監獄了。
國外，美國大使館、海外的媒体、人權組織、作家筆會、老朋友、有名气的友人會不會知道我在獄中。他們會不會過問、關注、公開呼吁甚至設法介入我的事件，我最不能想像或假設的是他們淡漠、麻木、甚至沉默和無動于衷。在被拘禁的日子，我真是度分如日、度日如年，直至死心、認命、忘記時間。
也許高膽迄今都不會從國安局人員口中獲知，她五歲的儿子及丈夫已被釋放，她更不會知道美國政府已經過問她的命運。一些人正在為她的獲釋發出呼吁，人權組織也正在強有力地運作及交涉中。
她已离開祖國多年，她和我一樣，不可能比一直在祖國生活、并且屢次入獄的劉曉波博士或高渝女士更為堅強和從容。她一定在祈望，幻想海外的媒体，特別是她的同行，那些被泛稱為海外華人學者或華人知識分子對她表示關注，公開要求釋放她。她也希望她所在的美國大學能夠出面和中國政府交涉，她需要一切，一切的關注。
以我的經歷為例，這种關注和呼吁，每多一個人，每早一分鐘都是巨大的安慰和內心支撐，這本不是奇，也不是天大的善舉。可對她，對一個孤單的學者囚犯，就是奇，就是天大的善舉。例如我曾有過類似的經歷，沒有過銘心刻骨的內心期盼（在這冷漠的全球化資本世界），我可能也會對高瞻的命運及目前的遭遇采取麻木、漠然及事不關己的態度。邪惡，正是在眾人的麻木中無所顧忌。
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特別是學者和泛稱的知識分子，由于對祖國的感情和語言文化上的認同，在獲得美國綠卡之后，都不愿意或遲遲沒有選擇歸化為美國籍，他們嚴格上應被稱為享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公民，高瞻便是其中的一位。一旦他們踏入中國的土地，就和在中國生活和居住的人一樣，都是普通的中國人，中國的公安或者國安，一旦決定逮捕、拘留、傳訊或者「約談」，他們從身分上便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樣，并不享有任何的保護或特殊待遇。
公眾都關注力量大
從法律上講，美國政府及美國駐中國的使領館沒有義務，甚至沒有權利過問和介入，但在廣泛的民意和主流媒体的關注下，美國官方常常會過問和公開表示抗議，但這不是義務，也不是慣例。
迄今為止已獲知的逾百件海外中國公民甚至外籍華人，回國受到中國公安或國安強制約談甚至短期拘留、傳訊的案例情形下，我強烈地預感到，中國政府若不加制約并繼續縱容各地公安及國安們踐踏自己制訂的法律，隨意，蠻橫、秘密地拘捕及強行「約談」定居海外的中國公民，不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通知家人，允其尋求律師乃至准時放人的話，海外的大陸公民只能以歸化入籍來相對保護自身的安全。如果因為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而不得不成為海外中國公民唯一的選擇，這是中國政府的辱。
此時，高瞻仍被拘捕，她的丈夫已向國際社會公開了被捕的情形和原因。此時，美國政府已明确地呼吁中國政府釋放高瞻，私下的交涉也一定正在進行。而公開、強有力的公眾及輿論壓力，廣泛的關注及要求將此一事件公開化的要求，將能促使高瞻的早日釋放。
(轉自<<苹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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