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被捕或因揭露了大陸人包二奶真相

更新 2001-03-29 11:14 AM 人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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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9日訊】博訊編者按：大陸留美博士高瞻女士最近在祖國大陸被有關部門扣留一事，因為海外留學生和僑界的恐慌。分析其被捕原因，網上人士認為有幾種可能：

一種意見認為，她被選擇與稍前投美的解放軍軍官徐俊平大校交換。按照祖國大陸官方公布的消息猜測，高博士被鎖定為替台灣情治單位效力，而台灣情治單位與美國方面並沒有任何關系。所以這種意見不可取。

另一種意見認為，因為高博士的高學歷和學術成就，她如果到大陸找工作，必定會進入比較高的職位，這樣就會對在職人士造成打擊。所以高博士被小人陷害而身陷囹圄，只是是不會在大陸找工了。如此一來，某些就業人士的威脅就別解除了。另外，高博士進行社會學研究，需要採集大量目前大陸的社會生存狀況的情報，而且她訪問過台灣，所以很容易被陷害為台灣特務！

另外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最近幾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社會水平日益提高(不好意思，從人民日報上抄的：)，社會也很安定。大陸國安部門反正也閑著沒事，有必要給自己找點事情干，所以高女士的案子類似於前幾次詩人貝嶺、歷史學家宋永毅博士的狀況。需要注意的是，大陸國安人員總是和學文科的人士過不去，很少無故逮捕學理工科人士。而真正的海外民運人士，大多是學醫科、學理工科出身。蓋是因為文科人士需要提高自己，需要深入社會調查，接觸大量民眾，從而導致國安部門注意，認為是從事情報採集活動而加以監視，大擺烏龍。

以下是高女士關於大陸人婚姻觀念正在發生巨變的一些觀點，也許高女士這次被扣留也和她的這些觀點有些聯系。

[原文：中國人的婚姻觀念正在發生巨變]

據報道,中國人口的離婚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從1990年的八十萬對增加到1996年的一百一十三萬對。再婚人數也逐漸增多,離婚、再婚已經越來越被社會所理解和支持,來自家庭、社會以及離婚、喪偶者自身心理的障礙在逐步減小。社會學家認為,離婚和再婚的增加表明,中國的社會價值正在趨向多元化。

五十年代初期,許多幹部都來自農村、婚姻是由父母包辦的,所以共產黨鼓勵自己的幹部離婚,造成離婚率的上升。六、七十年代,由於政治對私生活的侵入,離婚率呈下降趨勢,而且很多離婚都是被迫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離婚率呈上升趨勢,離婚的原因也從政治層面轉移到經濟層面。

婚外情是離婚最主要直接原因

美國錫拉丘茲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高瞻說,很多富裕起來的人,手裡有了錢以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拋棄自己的原配。高瞻說,「中國已經不只是『大款養二奶』的問題了,而是『大款養二奶,二奶養三爺,三爺養四姑』,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雖然人們把這種現象當笑話來講,但是它也確實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現實,說明這類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了。」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道,北京市海淀區法院民事訴訟第一法庭庭長索宏鋼說,去年該法庭審理的離婚案占所有民事案件的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而且婚外情是離婚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海淀區法院另外一位庭長說,從主動提出離婚的性別來看,女性已經趕了上來,現在男女雙方比例相當。有的女原告離婚態度十分堅決,甚至直接了當地說,已經有了第三者。

這種態度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倡導個人價值,婚姻對一個家庭來說遠比對當事人自己更為重要,比如,父母一方喪偶後想找個老伴,家裡的成年子女就拚命反對,覺得父親或母親給他們丟了臉。年輕人找對象也往往是做給別人看的,軍人、造反派、國家幹部、國營企業工人都曾在不同時期成為人們的追求對象。

多元價值,個人對生活有了更多的選擇

高瞻教授說,在改革的大潮中,社會的、家庭的和政治的羅網被衝破了,於是個人便破網而出。高瞻說,「我在中國搞調查的時候跟一些人談話,不少人都說,『我才不怕呢,我怕誰啊,我自己高興一點、快樂一點就行了。』從這話裡面可以看出價值觀念的變化,看到個人敢於追求自身的價值,而不是把自身價值放在某個單位裡、街道裡、家庭裡。」

高瞻把過去的中國社會比喻成「壓縮餅干」。她說,人們被緊緊地擠在一起,毫無選擇的餘地,如果有人想標新立異的話,就要承受來自社會的巨大壓力。而現在,由於西方文化的輸入和社會控制的松動,單一價值體系正在讓位於多元價值體系,個人對生活有了更多的選擇。高瞻說,「從上到下的控制的環,如果不是全部崩潰了,也崩潰的差不多了。現在社會處於一種動蕩、混亂之中,許多人都在尋找一種生活方式,看起來好像亂成了一鍋粥,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是多元社會價值體系形成的初級階段。」

美國錫拉丘茲大學的高瞻教授認為,這種變化是形成市民社會的一個重要條件。她解釋說,市民社會是相對於集權社會而言的。在集權社會裡,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在市民社會裡,則是市民自己去選擇生活形態,自下而上地形成一種社會認可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據統計,在中國的離婚人口中,三十歲到三十九歲的離婚比例已經躍居第一位。高瞻說,這些人是在1959年到1968年之間出生的,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較少,可是接收外來文化的影響卻較多,由他們組成市民社會的中堅,將對中國社會發揮巨大的引導作用。高瞻說,市民社會是建立在自由市場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實際上就是民主社會的一個別稱。那麼,現時的中國離這樣一個社會是否十分遙遠呢?高瞻說,「不遠了。經濟開放到一定程度,政治不想開放都不行。中國的現狀是: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是,就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今年的中國新年聯歡會上,最後一個節目裡出現了一個大佛,佛光閃閃,這種情況過去就很難想像,可是這類變化每天都在發生,是誰也阻擋不住的。而婚姻、家庭說到底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每個人都有一種社會屬性,赤裸裸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關系一定是要反映社會的變化,不管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變化。」

離婚將使孩子的撫養、教育和心理都出現問題

高瞻承認,離婚具有負面影響。她說,調查顯示,離婚往往對婦女不利。在改革的過程中,婦女貧困化問題本來就比較突出,離婚將使婦女的處境雪上加霜。此外,在一個破裂的家庭裡,孩子的撫養、教育和心理健康都會不同程度地出現問題。高瞻還強調指出,倡導自我是在中國社會長期壓抑自我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值得贊揚的,但是不能無限制地鼓勵自我,以至走向極端,形成泛個人主義和毫無約束的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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