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被捕或因揭露了大陆人包二奶真相

更新 2001-03-29 11:14 AM 人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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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9日讯】博讯编者按：大陆留美博士高瞻女士最近在祖国大陆被有关部门扣留一事，因为海外留学生和侨界的恐慌。分析其被捕原因，网上人士认为有几种可能：

一种意见认为，她被选择与稍前投美的解放军军官徐俊平大校交换。按照祖国大陆官方公布的消息猜测，高博士被锁定为替台湾情治单位效力，而台湾情治单位与美国方面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种意见不可取。

另一种意见认为，因为高博士的高学历和学术成就，她如果到大陆找工作，必定会进入比较高的职位，这样就会对在职人士造成打击。所以高博士被小人陷害而身陷囹圄，只是是不会在大陆找工了。如此一来，某些就业人士的威胁就别解除了。另外，高博士进行社会学研究，需要采集大量目前大陆的社会生存状况的情报，而且她访问过台湾，所以很容易被陷害为台湾特务！

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社会水平日益提高(不好意思，从人民日报上抄的：)，社会也很安定。大陆国安部门反正也闲着没事，有必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干，所以高女士的案子类似于前几次诗人贝岭、历史学家宋永毅博士的状况。需要注意的是，大陆国安人员总是和学文科的人士过不去，很少无故逮捕学理工科人士。而真正的海外民运人士，大多是学医科、学理工科出身。盖是因为文科人士需要提高自己，需要深入社会调查，接触大量民众，从而导致国安部门注意，认为是从事情报采集活动而加以监视，大摆乌龙。

以下是高女士关于大陆人婚姻观念正在发生巨变的一些观点，也许高女士这次被扣留也和她的这些观点有些联系。

[原文：中国人的婚姻观念正在发生巨变]

据报道,中国人口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八十万对增加到1996年的一百一十三万对。再婚人数也逐渐增多,离婚、再婚已经越来越被社会所理解和支持,来自家庭、社会以及离婚、丧偶者自身心理的障碍在逐步减小。社会学家认为,离婚和再婚的增加表明,中国的社会价值正在趋向多元化。

五十年代初期,许多干部都来自农村、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所以共产党鼓励自己的干部离婚,造成离婚率的上升。六、七十年代,由于政治对私生活的侵入,离婚率呈下降趋势,而且很多离婚都是被迫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呈上升趋势,离婚的原因也从政治层面转移到经济层面。

婚外情是离婚最主要直接原因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高瞻说,很多富裕起来的人,手里有了钱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抛弃自己的原配。高瞻说,“中国已经不只是‘大款养二奶’的问题了,而是‘大款养二奶,二奶养三爷,三爷养四姑’,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人们把这种现象当笑话来讲,但是它也确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说明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民事诉讼第一法庭庭长索宏钢说,去年该法庭审理的离婚案占所有民事案件的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而且婚外情是离婚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海淀区法院另外一位庭长说,从主动提出离婚的性别来看,女性已经赶了上来,现在男女双方比例相当。有的女原告离婚态度十分坚决,甚至直接了当地说,已经有了第三者。

这种态度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倡导个人价值,婚姻对一个家庭来说远比对当事人自己更为重要,比如,父母一方丧偶后想找个老伴,家里的成年子女就拚命反对,觉得父亲或母亲给他们丢了脸。年轻人找对象也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军人、造反派、国家干部、国营企业工人都曾在不同时期成为人们的追求对象。

多元价值,个人对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

高瞻教授说,在改革的大潮中,社会的、家庭的和政治的罗网被冲破了,于是个人便破网而出。高瞻说,“我在中国搞调查的时候跟一些人谈话,不少人都说,‘我才不怕呢,我怕谁啊,我自己高兴一点、快乐一点就行了。’从这话里面可以看出价值观念的变化,看到个人敢于追求自身的价值,而不是把自身价值放在某个单位里、街道里、家庭里。”

高瞻把过去的中国社会比喻成“压缩饼干”。她说,人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毫无选择的余地,如果有人想标新立异的话,就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和社会控制的松动,单一价值体系正在让位于多元价值体系,个人对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高瞻说,“从上到下的控制的环,如果不是全部崩溃了,也崩溃的差不多了。现在社会处于一种动荡、混乱之中,许多人都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看起来好像乱成了一锅粥,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是多元社会价值体系形成的初级阶段。”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的高瞻教授认为,这种变化是形成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她解释说,市民社会是相对于集权社会而言的。在集权社会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在市民社会里,则是市民自己去选择生活形态,自下而上地形成一种社会认可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据统计,在中国的离婚人口中,三十岁到三十九岁的离婚比例已经跃居第一位。高瞻说,这些人是在1959年到1968年之间出生的,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较少,可是接收外来文化的影响却较多,由他们组成市民社会的中坚,将对中国社会发挥巨大的引导作用。高瞻说,市民社会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别称。那么,现时的中国离这样一个社会是否十分遥远呢?高瞻说,“不远了。经济开放到一定程度,政治不想开放都不行。中国的现状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就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年的中国新年联欢会上,最后一个节目里出现了一个大佛,佛光闪闪,这种情况过去就很难想像,可是这类变化每天都在发生,是谁也阻挡不住的。而婚姻、家庭说到底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有一种社会属性,赤裸裸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要反映社会的变化,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变化。”

离婚将使孩子的抚养、教育和心理都出现问题

高瞻承认,离婚具有负面影响。她说,调查显示,离婚往往对妇女不利。在改革的过程中,妇女贫困化问题本来就比较突出,离婚将使妇女的处境雪上加霜。此外,在一个破裂的家庭里,孩子的抚养、教育和心理健康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问题。高瞻还强调指出,倡导自我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压抑自我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不能无限制地鼓励自我,以至走向极端,形成泛个人主义和毫无约束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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