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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7日訊】 如果一個人真的進行自我妖魔化，那明顯接近于一種美德叫做謙虛。實際上的妖魔化都不是針對自己的，而是針對別人。以前曾經發生過工人農民，偶爾妖魔化地主資本家還有知識精英的時候（如開批判會、憶苦思甜會等），不過世道現在變過來了，就象農民常常說的：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目前最常見的是後人妖魔化前人，城裏人妖魔化鄉下人，知識精英和官員資本家一起妖魔化工人農民。
雖然妖魔化非常常見，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樣賣力。做妖魔化工夫最起勁的人主要有兩種：一是對報紙發行量或者收視率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媒體記者，發行量或者收視率需要煽情新聞的蠱惑力以吸引受衆；二是知識精英中的文人，文人是非正式煽情文章作者，通常依附於媒體出名，依附於官府覓食。二者（下稱兩種人）的共同特點是都懷有某種文人畫士的孤僻之癮，往往通過煽情寫作來論證某些高級洋制度的優越性，以圖推動制度進口。
最常見的妖魔化手法也很集中，用片面和沒有代表意義的統計資料騙人（主要是欺騙缺乏專業知識的公衆）是一種最常見的妖魔化手法；用脫離現實而沒有可比性的直觀的中外比較來強化受衆的深刻印象，則是另一種最常見的妖魔化手法；而用常識和想當然（甚至是倒果爲因）的理由，來解釋複雜的自然過程，則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妖魔化手法。
兩種人經常進行妖魔化的主題也相當集中，主要話題在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上。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又主要集中在對自然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和環境污染問題上，在人與人關係上主要是指斥中國人缺乏公德心，沒有敬業精神，不主動服從管理等等，呈現非常明顯的“一邊倒”態勢。
由於當前的環境污染主要是城裏人造成的，所以輿論較少反映它，即使提到也特指所謂的“十五小”企業（多爲鄉鎮企業）；由於對自然開發利用主要是由農民進行的，所以這個話題持久不衰。最常見的是論證中國大西北的環境惡化是由於不合理的開發所致（即妖魔化以前的農民或統治者），常常還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專業人士耐不住寂寞跳出來趕一把時髦，如史念海、譚其驤等也出面論證秦漢以前，黃土高原的森林覆蓋率高達53%，這樣的資料不知是何所據而雲然。然後列舉歷代農民和統治者如何大肆掠奪性破壞，終於導致今天的水土流失和生態惡化，最爲奇特的邏輯是生態破壞導致降雨量減少。根據自然科學家的觀點，降雨是由太陽輻射決定，通過大氣環流發揮作用，受下墊面狀態和海陸距離等因素的影響；地表植被分帶是由降雨量、光照和積溫條件等決定的，森林分佈是降雨量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黃秉維，曾經多次撰文駁斥這種森林帶來降雨的謬論。
但是記者和文人仍然堅持不懈地告訴我們，地表植被是決定降雨量的原因，總而言之，只要在黃土高原和大漠戈壁栽滿樹，當地就一定會變成雨量豐沛的江南。筆者倒是很想請教這些高人：黃土高原的土是從那裏來的？黃淮海大平原又是如何從滄海變成桑田的？青藏高原的強烈隆起對東亞季風環流的形成和我國大西北地區受偏西北內陸乾旱氣流控制是什麽關係？
另一個話題是關於南方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圍湖造田話題，這是對毛澤東和同時代農民的妖魔化。理由是從1950年代到今天，圍湖造田已經導致我國湖泊面積減少12000平方公里，並由此推導出這已經決定性地加重了長江水患，因爲湖泊喪失了對洪水的調蓄能力。但是從來不提在毛澤東時代，人工湖（水庫）面積增加接近40000平方公里，總容積超過4000億立方米，人工湖在面積上比減少的自然湖面積增加2.3倍，在容積上比減少的自然湖容積增加10倍以上，而且水庫防洪庫容可受人爲計劃控制，在發揮防洪作用方面遠遠優於自然湖泊的被動調節作用。在1998年的長江大洪水中，就有793座大中型水庫參與攔蓄洪峰，攔蓄洪水340億立方米，遠遠超過洞庭湖和鄱陽湖曾經擁有的極限調蓄能力。同時也不提對於二十世紀的三大全流域洪水而言，中下游湖泊特別是洞庭湖和鄱陽湖，究竟有沒有或者有多少調蓄能力可以發揮作用。
由於農牧民佔用的地盤很大，水土流失問題“顯然”也是他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水土流失問題上聳人聽聞的話題也不少，如“長江變黃河”“長江成懸河”等等。根據筆者所見到的資料，從1950年代到今天，長江的輸沙量雖然沒有明顯的減少，但是也沒有明顯的增加；長江河道也沒有明顯的沖淤變化，只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荊江河段，進行河道”裁彎取直”（荊江流程因此減少78公里）過程中，發生局部的”上沖下淤”，而且對汛期水位也不構成決定性的影響，受淤積影響最大的長江螺山站，汛期水位因此會上升10-20釐米，非汛期水位擡升約50釐米。
“七五”期間曾經有一個國家基金專案，資助進行長江上游的水土流失狀況研究，研究結果也是長江輸沙量與上游植被變化沒有明顯的關係。專案科學家推測其原因，認爲是上游水庫淤積減少了泥沙下泄，所以長江輸沙量能夠保持相對穩定，也明顯是出於想當然。因爲長江上游修水庫的都是小流域，能夠影響的輸沙量相對較小。而長江宜昌上游的流域面積達100萬平方公里，只有不到10%的流域有水庫控制，最大的流域控制水庫如大渡河上的龔嘴和銅街子水庫，都是庫容很小的徑流水庫，而且在土壤侵蝕作用強烈的地區，目前都沒有控制水庫。
另外誇大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多數是出於想當然。1934年美國西部發生特大沙塵暴，1935年美國開始執行《土壤保持法》，進行退耕加植保，至今60多年過去了，美國河流的輸沙量並沒有明顯減少。美國的科羅拉多河河水的含沙量僅次於黃河，阿肯色河的含沙量也很可觀
在世界上排位也很“先進”，密西西比河河水的含沙量與長江不相上下。實際上黃河在炎黃踏足這一片土地之前的地質歷史時期，年輸沙量就接近10億噸。而且根據1950-1979年資料，黃河的輸沙量在減少，龍門、華縣、狀頭、河津四站五十年代平均輸沙量爲17.8億噸，六十年代爲17億噸，七十年代爲13.5億噸，2000年黃河通過三門峽水庫的泥沙不足4億噸。專門引用資料和進行簡單對比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正如黃河輸沙量減少資料不能被樂觀看待—認爲黃土高原的綠化已經取得決定性的進展一樣。
那種認爲人能夠影響一切能夠安排一切的謬論，是站不住腳的。地表在自然狀態下會受到外營力的作用，使得地表趨於平坦。世界上沒有一條江一條河的尾巴上，不是拖著一個沖積平原，而且多數還是在人類走進歷史舞臺之前完成的。中國目前水土流失嚴重的國土面積，達62.5萬平方公里（年侵蝕模數大於1000噸/平方公里，其中黃土高原占28.9萬平方公里，1980年資料），都是外營力易於發生作用的自然山丘地貌和土壤條件易被侵蝕的地區，這樣的侵蝕條件不是人力所能改動和造就的。而且在這樣的地區降雨狀況（如高強度的暴雨過程），明顯要遠遠大於植被保持的影響力，從而對土壤侵蝕結果的具有決定性。
無論是“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圖，還是“人定勝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沒有根據的，直到今天人類仍然是大自然的孩子。目前人類的大多數，就是居住在江河造就的尾巴平原上。
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轉自《天涯之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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