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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8日訊】 2000年1月13日，當我還因中共安全部門誣陷的“出賣情報罪”身陷囹圄時，由狄金森大學我的同事全大偉（David Strand)教授起草，134名國際漢學界的著名學者 聯署了一封給江澤民的抗議性的請願信。這封信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指出了把學術研究混同與“顛覆行爲”的謬誤以及把文革中的公開出版物說成是“國家機密和情報”的荒唐。這封信更指明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學術自由”的至關重要。後來我從有關方面得知，此信的理性抗爭和道德感召力在中共高層領導人十余天後最後決定“無罪釋放”我中也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我有幸在1月16日在北京安全局安排來說服我認罪的大哥口中得知這一消息，對我堅持真理，決不承認任何莫須有的罪名起了極大的鼓勵作用。
即便對美國和國際媒體而言，此信也曾震驚一時。倒不是因爲這封信有什麽高調門的反共色彩，恰恰相反，是因爲聯署此信的國際漢學界的著名學者中有許多是著名的“親中人士”，有的甚至對“六四”都沒有過公開表態。那麽，是什麽使他們沖冠一怒，憤而聯署抗議呢？是因爲他們是我的朋友嗎？不是，他們中的大多數我連面都沒有見過。是因爲我特別有名嗎？更不是，我只是最普通的文革研究者，和不少德高望重的漢學家相比，我恐怕是他們學生的學生輩。曾爲中美正式建交立下汗馬功勞的斯坦福大學的奧克森伯格教授（曾爲卡特政府的中國顧問）後來對我說：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錯誤做法粗暴地觸犯了這些學者心中的底線，嚴重地損害了他們對中國的友好情感。這一底線便是學術自由。世界上也有不少專制及威權政府，儘管他們對現行的政治活動控制很嚴，但對幾十年前的歷史事件的研究，還沒有到羅織罪名，把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打入大獄的程度。中共可能認爲：這些漢學家因爲職業關係要到中國作研究，用“殺雞儆猴”可以叫他們不管閒事。但是他們忘了漢學家們心中不容侵犯的底線：學術自由。
另一位簽名的著名漢學家後來坦誠地告訴我說：“人們只有在自己感到人權和學術自由的必需時，才認識到它們的寶貴。而事實上人們只有在捍衛他人的學術自由中，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學術自由。”這一樸實卻又辯證的道理，國際漢學界對它的認識是越來越深刻了。今年二月以來，人們又一次得知：高瞻、李少民、徐澤榮等學者被中共安全部門或以“間諜罪”，或以至今不肯公佈的原因羈押。國際漢學界爲了拯救他們的中國同事，還他們以法律公正，又一次行動起來了。4月17日，375位國際漢學界的學者，出自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和香港、臺灣兩個地區，又一次聯署了一封給江澤民的抗議性的請願信。這封信再一次呼籲中國政府執行它已經承諾的“1998年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爲所有個人提供不受‘任意逮捕或羈押’的權利，並保證所有人享有‘尋求、接收和傳播各種資訊與思想’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7條也保護進行科學研究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再有，已經中國政府批准的《經濟，社 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規定： ‘本公約締 約各國承 擔 尊重進 行 科學研究和創作性 活動所不可缺少的自由’ 。”此信明確地指出：“對李少民、高瞻和徐澤榮三位學者的持續羈押侵犯了上述基本權利。”
這封請願信仍然以其擺事實講道理的理性抗爭見長。請願信的基本點是指出中國政府有關方面怎樣在持續羈押李少民、高瞻和徐澤榮三位學者時不僅違反了國際公認的人權與學術自由的準則，更違反了中國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請願信的基調是“殷切地敦促您的政府表明自己對於在中國保護和提倡學術自由的決心，以及對於維護學術交流在建立國際理解與信任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的決心。要麽立即釋放三位被羈押的社會科學家，要麽儘快使他們享有真正的、在遵循國際標準的法庭上爲自己辯護的權利。”這樣的請願信，是再明顯不過地希望中國政府能改正錯誤，健全法制；決不是能用“反華勢力”來一言而蔽之的。這樣善良而理性的抗議，其公正性和道德的感召力是巨大的。每一個不泯滅了良知的人都是無法抗辯的。
在這封請願信上簽名的自然有國際漢學界的最著名的學者，諸如廣受尊崇的紐約大學的中國法專家柯恩（ Joreme Cohen）哈佛大學的麥克阿法 （Roderick MacFarquhar）、普林斯頓大學的羅茲曼（Gilbert Rozman）、加州大學的包瑞嘉 （Richard Baum）、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法國高等社會研究 院的畢仰高（ Lucien Bianco）、澳洲國立大學的安德佳（Jonathan Unger）、 和倫敦政經學院的葉胡達（Michael Yahuda）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與去年一月爲我的請願信相比，聯署的人數已經增加到三倍（134：375），而且現在已經增加到了近400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聯署的中國學者，已經由去年的8名一下子增加到80餘人。他們中不僅有夏志清、丘宏達這樣的老一輩學人，有王德威、鄭宇碩等著名的中年學者，更有一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現已在歐美日等大學成爲學術中堅的中青年教授、學者。筆者有幸幫助做了一些徵集簽名的工作，聽到許多來自中國大陸學者的心聲。即便個別學者因爲一些原因表示不便簽名，也都明確表示要爲拯救這三位學者做一些另外的工作。從沒有一個人認爲中國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
不少中國大陸學者還紛紛對媒體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簽署者之一，美國喬治亞州薩瓦那大學的教授洪朝輝說的好：“中國政府抓了高瞻這樣非常普通的學者，而不是知名度很高、背景很複雜的民運人士，造成華裔人人自危……”，他還指出：在美國學術研究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中國對收集研究資料和收集情報的劃線似乎非常模糊。另一位簽署者、匹茲堡大學的唐文芳教授說：“毫無透明度的抓人已經使在大家都搞不清自己是否會被抓。”高瞻所屬的美國中國政治學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的現任主席陳衛星教授和前任主 席鍾陽教授都是第一批簽署者。他們還在他們學會的網路上號召簽名。請願信發出後，該學會還有因公外出的會員加入聯署的行列。如同高瞻在美利堅大學的上司趙全勝教授不久前在美國“百人會”談到他毅然決定簽署的動機時說：“有人說：是否等事實清楚了再簽名情願。我認爲：如果中國政府對這些學者的指控都已經有清楚的事實依據，有透明度，那麽我們也就不用簽名情願了……”
最近，李少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徐澤榮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導師們還單獨給江澤民和中國大使館寫了和親自遞交了抗議信。中國有一句古話：“士爲知己者死”。如果李少民、高瞻、徐澤榮等身陷囹圄的學者能知道全世界的同行、學者都在關注他們的命運，拯救他們出獄，這將對他們是一種何等巨大的道德與精神激勵啊！
──原載《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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