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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 1956年10月是蔣介石的70大壽，蔣氏諭示“總統府”函知各方“婉謝祝壽，以六事諮詢於同人，均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洞察輿情，集納衆議，虛心研討，分別緩急，采擇實施。”由雷震主辦、一向爭取政治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專政的《自由中國》便決定出“祝壽專號”，以回應蔣氏“直率抒陳所見”的號召。同時，身居美國的胡適收到國民黨要員胡健中的電報，要他寫一短文爲蔣祝壽，並專門提到蔣氏“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希望胡適“坦直發表意見”的意思。胡適本來就參與了《自由中國》的創辦，並曾任該雜誌“發行人”，與雷震關係素來密切，這次更是一拍即合，便匆匆寫就《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在當月的《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發表。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講了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一譯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一是二戰結束不久，艾森豪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副校長安排他分頭聽有關部門彙報工作。考慮到系主任一級人員太多，副校長只安排他會見各學院的院長和相關學科的聯合部（Division）主任，每天見兩三位，每位談半個鐘頭。在聽了十幾位先生的彙報之後，艾森豪把副校長召來不耐煩地問總共要聽多少人的彙報。這位副校長在紙上用鉛筆認真算後說共有63位，艾氏聽後大驚：“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長先生，你知道我從前做同盟各國聯軍的統帥，那是人類有歷史以來空前最大的軍隊，在那個時期，我只須接見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將領，－－我完全信任這三個人。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用過問，也從來不須我自己接見。想不到，我做一個大學樣長，竟要接見六十三位主要首長！他們談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細心聽他們說下去。我問的話，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話，他們對我客氣，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這個糟蹋了他們的寶貴時間，於學校實在沒有多大好處！副校長先生，你定的那張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胡適講的第二個故事是艾氏當選美國總統後，一次正在高爾夫球場打球時，白宮送來一個急件要艾批示。總統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事先便擬就了“贊成”與“否定”兩種批示，只待艾挑選其中一個簽名即可。誰知艾氏看了文件後一時不能決定贊成與否，便在這兩種批示上都簽了名，對來人說道：“請狄克（Dick即當時的副總統尼克松）替我挑一個罷。”自己仍打高爾夫球去了。
講完這兩個故事，胡適評論說：“這兩個故事都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國元首的風度”，承認自己沒有專門知識，完全信任屬下，“這是何等風度！”希望蔣向艾森豪學習，並進一步勸蔣說：“一國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無’，就是要‘無智、無能、無爲’：‘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爲，故能使衆爲也。’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學。”他希望蔣能本此哲學做一個“守法守憲”的領袖。最後，“還只能奉勸蔣先生要徹底想想‘無智、無能、無爲’的六字訣。我們憲法裏的總統制本來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制，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爲’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禦衆智’，無能無爲而能‘乘衆勢’的元首呢？”
以此種文字來向蔣祝壽，確是大煞風景，必然觸怒當局。同年12月，由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以“周國光”之名發佈了題爲《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極機密”的特字第99號“特種指示”，隨後又印行了長達61頁的更爲詳盡的同名小冊子。其中第三章題爲“對毒素思想的批判”，內又分“對所謂‘言論自由’的批判”、“對所謂‘軍隊國家化’的批判”、“對所謂‘自由教育’的批判”、“對批評總裁個人的批判”四小段，從這四個方面對《自由中國》和胡適等人這方面的言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責“有一知名學者發表所謂‘向政府爭取自由’的言論”“目的在於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行分化政策，爲共匪特務打前鋒”。要“總裁”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爲’的元首”更是“荒謬絕倫的言論”。“批評總裁個人，陰謀毒辣！……廣大革命群衆如果一心一德，堅決服從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領袖的領導，則革命事業必獲進展與成功，反之，必然遭到重大挫折與失敗。陰險狠毒的反革命集團，對此深深瞭解，所以他們破壞革命事業的一貫策略，就是：攻擊革命領袖，分化群衆對領袖的信仰。”“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其實都是騙人的”，“一味空談民主自由，絕對不能解救國家的劫運。”“別人講民主，我們也講民主，別人講自由，我們也講自由。實際上這是一種極可笑的看法。須知各國國情不同，此時此地的臺灣，只有大家拼命來爭取國家的自由，然後個人的自由才可取得；況且時代潮流趨勢，亦已由爭取個人自由轉而爭取國家自由”，爲了“消毒”，“我們就要大大的發揚國家自由重于個人自由，國家自由先于個人自由，不論是在學理上、法律上、事實上使個人自由主義無法立足。”“現在我們要高舉起正義的大纛，只要認爲某些言論是反動的、荒謬的，就要予以無情的痛擊。”這份文件時時處處都要說明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兇”“替共匪搖旗呐喊”一類，在時處“白色恐怖”的臺灣，這可是殺頭之罪。文件“要黨內同志提高警惕，分清敵我”，“要思想動員：進行思想戰打擊敵人，最重要的，是有組織，有領導”，“一定要有組織領導，組織支援，在黨內進行大規模地思想動員，而定計劃步驟，安排出戰人選，攻擊不偏於一個角度，而要以排山倒海之勢，從四面八方來圍剿敵人。”要求在學校、軍隊、機關、工廠、農村、商店，甚至家庭內、車船中都“隨地作戰”，“我們的武器是筆、是嘴、是報紙、是雜誌、是廣播電臺、是印書館”，“思想作戰要無處不是戰場，無時不是戰鬥，以打擊敵人，獲取勝利的成果。”（《雷震回憶錄》，第109-145頁）隨後，臺灣各主要媒體都按部署對自由主義這種“毒素思想”作了大量的猛烈抨擊。
這次“祝壽”，使臺灣當局對《自由中國》更加忌恨，必欲封之而後快。其實，本來是蔣介石本人一再要各方“直率抒陳所見”、“坦直發表意見”，表示“虛心研討”、“虛懷納言”，裝出一副“民主”“開通”的模樣，然而一旦有人信以爲真、其坦陳所想不合己意時，卻又立刻翻然變臉，給人扣上種各罪名，露出不容異議的獨裁者的真面目。這分明是引蛇出洞，毫無信義可言，所以對專制獨裁者“直率抒陳所見”之類的號召，一定要慎之又慎，切勿輕爲所動。
──轉自《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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